文 | 曹婉如
摘自《中国古代地图集（清代）》前言，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
中国地图学的发展，到了清代，特别是康熙时候，有了重大变化，主要是肯定了西方地图投影的先进性，并采用经纬度测量方法绘制全国地图。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康熙皇帝没有把他领导的全国地图的测绘工作，从理论、方法和具体实践等方面予以总结或系统论述，也不曾与中国传统的“制图六体”进行比较。因此，在清代的档案中，有关康熙“皇舆全览图”的测量和编制的资料，就相当匮乏了。再说，“皇舆全览图”编成之后，收藏于宫廷，能够看到和利用的人不多，而能从事研究和加以宣传普及的人就更少了。乾隆以后，又很少有人学习西方的测绘技术。当时，有些地图或不用西方的制图法，或经纬网线与“计里画方”重叠并用。在清代地图中，用中国传统制图方法与中国山水画的形象画法结合的工笔彩绘地图，特别是名胜地区图、沿海岛屿图、河工图、水道图等，都不乏富有艺术色彩的精美之作，这也是清代地图的特点之一。
晋代制图学家裴秀提出的绘制地图的六条原则，即：分率，用以反映面积、长宽之比例，相当于今之比例尺；准望，用以确定地貌、地物彼此间的相互方位关系；道里，用以确定两地之间道路的距离；高下，即相对高程；方邪，即地面坡度的起伏；迂直，即实地高低起伏与图上距离的换算。
“计里画方”，是按比例尺绘制地图的一种方法。是中国古代地图上为使地图图形缩小尺寸正确而使用的一种按比例绘出格网的方法。绘图时，先在图上布满方格，方格中边长代表实地里数，相当于现代地形图上的方里网格；然后按方格绘制地图内容，以保证一定的准确性。
清初和清末曾经先后四次用西洋制图方法编绘全国乃至范围更大的地图。
首先是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即康熙皇帝在十七世纪，中国与俄国进行有关边境问题的谈判和签约后，认识到有采用经纬度测量方法测绘新图的必要，遂于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任命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 Bouvct）、雷孝思（Jean Baptiste Regis）和杜德美（Petrus Jartoux）等率领中外人员先从长城测起，接续测完北直隶，再测满洲（今东北地区）以及其他各省。至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除新疆和西藏的部分地区外，基本完成了全国性的经纬度测量，并根据实测和收集的大量有关资料编绘成“皇舆全览图”。这是世界测绘史上的一件大事。当时全国性的大地测量在欧洲各国，有的尚未开始，有的虽已开始，也未完成，而中国在十八世纪初完成的大规模三角测量，走在世界各国前列。
其次是雍正初年，法国传教士雷孝思、杜德美和巴多明（Dominieus Parrenmin）等人尚在清廷供职。这时，中外学者在“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利用国内外地图和得到的新资料编绘成范围比“皇舆全览图”更大，包括西伯利亚、北冰洋沿岸和中亚地区在内的巨幅地图。全图分为十排，按纬线自北向南，每八条纬线为一排，所以称之为“雍正十排图”，此图的经纬线都以通过北京的一条为中，经纬线正交成正方形，虽已不是地图投影的经纬线网，然而在当时对于了解中国以北和以西的广大地区，还是大有裨益的。
第三次是在乾隆年间平息了新疆地区的战乱后，补测了康熙时期未能实测的地方。然后，由法国传教士蒋友仁（Michael Benoist）与中外学者一道在“皇舆全览图”和“雍正十排图”的基础上，又补充了新疆等地区的新资料，于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编绘成“乾隆内府舆图”。此图的范围北至北冰洋，南至印度洋，西到波罗的海、地中海和红海，这是当时最完善的一幅亚洲大陆地图。全图分为十三排，按纬度自北向南每五度为一排，所以又称“乾隆十三排图”。
第四次是光绪年间在京师成立会典馆，会典馆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编绘“大清会典舆图”。光绪十五至十八年（公元1889—1892年）会典命令各省进行经纬度测量，然后用圆锥投影编绘了一幅“皇舆全图”。又规定省图每方折地百里，府图每方五十里，县图每方折地十里。当时各省因条件和测绘人员的水平不同，完成的时间和质量亦有差异。这次编的全图和分省图适中国传统的制图法向近代阶段过渡时期的产物。及至清末民初，成立了测地局、陆地测量局等测绘机构和测绘学堂，培养了一批专业人员，中国近代地图学才得以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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