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时代，孤悬海外的济州既是逃亡之地也是流放之乡，很多著名的文士、官僚在政治失意的时候都曾经被放逐到该岛，并且给济州岛烙上了深深的文化烙印。与此同时，济州岛闭塞而静谧的环境也让一些流放者在艰难困苦中得以砥砺心性、沉静自我，在文化事业上反而有了桑榆之获。其代表者非秋史金正喜莫属。
金正喜，字元春、号秋史，又号阮堂，出身于两班贵族家庭，家世显赫，但是却一生坎坷，命运多舛。金正喜是朝鲜时代最杰出的书法家、画家、金石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实学派思想家，被誉为“朝鲜书圣”。1840年到1849年，即将作为冬至谢恩副使出访中国的金正喜先遭人弹劾，继而因为尹善道案受到牵连，被流放济州，在这座蛮荒之岛上度过了九年的谪居生活。
少年时随父亲出访中国，诗书画俱佳的异国才子名动京华；与清朝学者翁方纲、阮元建立了友谊，并拜翁方纲、阮元为师，得到不少教益。金正喜经常用“阮堂”、“诗庵”自号。“阮堂”是表明自己为阮元堂前弟子，而“诗庵”则是老师翁方纲赠给自己的别号。他还经常用“翁阮”为号，就是要始终铭记自己的两位中国恩师。
清代大学士翁方纲书法
中年后却因父亲的政治积怨屡受牵绊，升职缓慢，饱受排挤、弹劾，终于在与安东金氏的权力斗争中失败，被流放孤岛；60多岁结束流放后，却好景不长，不到三年又因礼讼争论一事再次被流放到咸镜道北青郡；1856年在郁郁不得志中与世长辞，终年71岁。
正是在济州的艰难苦恨里，秋史创造了其独特的书体——秋史体，融颜真卿的谨严、董其昌的流畅和汉隶魏碑的朴拙于一炉，形成了笔势险峻奇绝却又严谨不失法度的独特艺术风格，成为海东书法第一人。
颜真卿《唐王琳墓志》(局部)
董其昌《杜甫醉歌行诗》（局部）
由于他一反数百年来独尊赵孟頫的传统书风，大胆创新，而被朝鲜书法界誉为“书圣”，“朝鲜书法史上的最高精华”。 著有《阮堂集》、《实事求是说》、《覃研斋诗稿》、《礼堂金石过眼录》、《阮堂尺牍》等。
他的书法脱胎于中国隶书，其书法与传统的书法相比，重古拙的美，但是他在布局上富于画感，善于在不对称中见和谐，而且笔触有力无比，使笔下的字充满活力。在书写中拙巧相生，刚劲奇崛，令人惊叹。由于这些才能，他终于创造了自己特有的生动有力的风格。
很多韩国人喜欢把金正喜同苏东坡作比较，因为二者皆诗书画俱工，同时又都仕途坎坷，曾经多次被贬谪、流放，但是二人却都没有被贬谪流放的苦难打倒。胸怀豁达的东坡居士流放瘴疠盛行的海南岛，却高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晚年的金正喜饱经沧桑后，看淡名利，对人生的感悟更加深刻。
苏轼 归安丘园帖
“大烹豆腐瓜姜菜，高会夫妻儿女孙。”是他去世那年留下的一副对联，老辣而随意的用笔暗合联中字句对自然平淡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展示了一个睿智的老者对人生的总结和感悟，所谓：“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乃绚烂之极也！”
在韩国，学书法被认为是有修养人士陶冶情操的必要过程。书法作为书写或者传递信息手段的实际功用，往往不如字写得优劣所含有的哲学意义更重要。在韩国如同在中国和日本一样，书法被认为是一种高雅艺术，书法家也受到人们的尊重。
从金正喜，我们看到了汉字文化圈内对书法与书法家的要求具有共同性。评论书法家，由人品高下观书艺，再从书艺优劣求人品；由学识深浅看书艺，再从书艺精粗测学识。至于书法的功力，直接或间接关系到书法家的全部素质。
王羲之《十七帖》
中国书法、韩国书艺、日本书道，虽然名词相异，但是本质上是一致的，都要求技、艺、道的统一，由技艺而达到人生观与世界观的高度。中国的王羲之、颜真卿，日本的“三笔”(空海、橘逸势、嵯峨天皇)，韩国的金正喜等，都是最高的典范。我们需要关注各民族之间书法文化的共同与相异，互相尊重与互相交流。中国虽是汉字书法的母国，但我们从来不把邻国的书法当作中国书法的“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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