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谢杨柳
“观察中国”感谢谢杨柳赐稿
今年两会期间,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陈十一在京宣布南方科技大学将成为“中国的斯坦福”,这或许并不是书生狂言或官样文章。
从五年前建校伊始便确立的学术自治原则,到一年前正式付诸实践的自授学位制度,南方科技大学在首任校长朱清时的带领下,似乎走上了一条迥异于中国其他高校的道路。
这条路既不同于中国传统名校(如清华、北大)靠历史积累、政府补助逐步取胜的道路,也不同于许多新兴高校(如汕头大学、深圳大学)依据地方力量、市场需求一举扬名的道路。
这条路类似于美国各大私立名校的成长之路:在一片混沌中坚守理想化的教育理念,逐步摸索出独特的办学模式。沿着这条道路,加上强大的师资力量和政府补助,南科大走上世界名校之路或有艰辛,但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然而自从满怀教育情怀的朱清时匆匆离任,自从确立2024年问鼎清华北大、2049年比肩斯坦福的办学目标,南科大便似乎越来越偏离其办学初衷,成为世界名校这一雄图伟业也需画一个大大的问号。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互联网创业风潮的汇集地,深圳显然是培养实践型人才的最佳土壤,然而这对于一个大学的知识生产和学术创新,却绝非什么好事。何况南科大并不抗拒这一时代大潮的冲击,主动创建了校园创业制度,鼓励学生在校创业、教授在职创业。
学校章程明确规定,教师每周可有一天到企业从事咨询工作,并鼓励教师对创造的知识产权进行转化,若转化成功,教师可占股高达70%。在迎合时代发展、服务政治经济方面,南科大与其他体制内的平庸高校相比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问题在于,一所真正伟大的大学从来都不会迎合时代、迎合世俗,更不会迎合政治、迎合经济。一所西方名校的历史,往往是抗拒世俗文化、坚守学术自由的历史。
举凡西方名校,从牛津、剑桥,到普林斯顿、哈佛,从来没有一所是靠献媚于经济、迎合于时代而发展起来的。无论是思想一统的中世纪,还是资本为王的近现代,欧美名校在捍卫学术自由方面,从来不曾屈服。
即使是南科大最为推崇的、培养出无数亿万富翁的斯坦福大学,也从来不曾认为自己是硅谷、华尔街或白宫的人才加工厂,也从不曾建立为创业大潮服务的教授创业制度。
作为新生代的世界名校,斯坦福只做了一件事,那便是学术自治、学术自由,不允许任何政治、经济活动干预学术研究。
因而,斯坦福培养出来的,不仅有硅谷和华尔街精英这样的实践型人才,还有五十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这样的研究型人才。然而可惜的是,南科大的教学目标似乎只锁定了前者,而忽视了后者。
那么,为什么真正的世界名校都不肯迎合于时代发展?这必须从大学的使命说起。简单来说,大学有两大使命——培育人才和生产知识。
中国的教育实践早已证明了一个常识,即功利化的教育方式绝培养不出真正的人才,大跃进式的科研体制也绝生产不出真正的知识。
因而在教育领域,不仅要抵抗来自政治权威的威胁与干预,对世俗社会的笼络与侵蚀,也必须不能买账。然而在现实中,抗拒政治干预早已成为教育领域的共识,而抗拒世俗侵蚀似乎还未尝为人们所警惕。
说回南科大,朱清时的努力使得这所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极大可能地摆脱了来自政治的干预,却未能预料到世俗文化的侵蚀,这或许是朱清时从未顾及的,也或许是一开始便计划在内的。
然而,一个新的趋势十分明显:南科大离清华、北大越来越近,离斯坦福越来越远。这并不是南科大一家的堕落,而是中国所有高校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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