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道画学中兴”是一个跨学科理论,并不仅仅是一种画学理论,它根植于黄宾虹的学术人生中, 体现出传统士人所具有的经世致用思想。
选自《黄宾虹书画专集》
关于黄宾虹的“咸道画学中兴”研究,虽已有很多著述, 但学术界的分歧仍然较大,如王伯敏认为咸道年间的画学达不到“中兴”:“他(黄宾虹)所举的这些文人画家,都不过在当时读书赋诗之余,偶尔画几笔的画家。他们在绘画艺术上, 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谈不上'中兴’。” 又譬如万青力是肯定咸道年间的画学的确形成了“画学中兴”:“'咸道画学中兴’确有其事,是曾经发生过的历史,而且其影响至今仍然存在,这是'咸道画学中兴’说最基本的支撑点。” 而在诸多观点中,作者最赞成梅墨生的《“咸道画学中兴”说浅探》一文:“黄宾虹批评'四王’之萎靡与'八怪’之野率,而独崇咸道金石画家的'浑厚华滋’,深心大旨即在于振奋民魂, 以应时势。” 也就是,“咸道画学中兴”实际是两个问题, 即笔墨的问题和民族、时势的问题。但梅墨生的论述亦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作者认为,黄宾虹语义下的民族精神,不是形而上的“道统”或美学,而是迸发于客观治学下的学术精神,也就是“咸道画学”所表现出来的“刚柔得中”的笔墨;以及钻研金石学所体现出来的客观治学的学术精神,二者相互依托, 互为表里,共同作用以达到民族精神的复兴。至于学术精神与民族精神之间的内在关系,若考虑到道光、咸丰时代的文人不得不接受满族统治的大背景,则不难发现,黄宾虹困居北平期间,亦不得已委身于日本人控制下的古物陈列所、艺专,而黄氏与咸道文人极为相近的地方,恰是在各种外因作用下,不得已以学术为生,并在专心治学的同时,整理、考据出颇具民族气节的学术成果,而这正是“咸道画学中兴”的核心所在。
一
通观所有“咸道画学中兴”的文论,一方面,黄宾虹本人从未明确解释“中兴”的涵义,或为什么使用“中兴”一词; 另一方面,后人的研究中也在没有深究“中兴”的文字意义之前,就直接进入到艺术史意义下的研究中,比如“对于中兴的标准尺度与判断范围,学者们有着较大的分歧……大体说来, 刘晓纯认为咸道中兴的画家有待进一步明确,而他们在绘画成就上能否称得上中兴,尚存很大问题;张桐璃认为,咸道中兴并非指绘画境界的中兴,它更多是指笔法的中兴……”所以, 在具体论述“咸道画学中兴”之前,极有必要梳理“中兴”的原意,以及该词在黄宾虹思想下的含义,方能相对地接近前人的本意。
上海博物馆藏
黄宾虹受过系统的传统教育,如东汉的“光武中兴”、南宋的“中兴四将”等;又如《诗·大雅·烝民序》:“任贤使能, 周室中兴焉。”应当是耳熟能详的,即使是在当代的汉语语境下,其意义也基本没变:“由衰微而复兴(多指国家)”。黄宾虹作为一位深受朴学影响的学者,定然知道“中兴”的意义, 且不论其早年的革命行动对其日后言行的深远影响,黄氏曾非常明确地提出过画学与救亡之间的关系,如“不少欧美人皆能知之,且深研究之,中国之学者不能如此,甚为着急。今大众言艺术救国,以真知笃好为先可耳”。又如“咸道世险无康衡, 内忧外患民暖吁。画学复兴思救国,特建药可百病苏。艺舟双楫包慎伯,撝叔赵氏石查胡。金石书法汇绘事,四方响应登高呼……” 后者节录于黄宾虹晚年论述中国绘画史的长歌《画学篇》,1953 年黄氏与王聪的信件中有言:“拙作《画学篇》长歌,于中国画学升降,略贡臆见。兹以清之咸道名流哲士追求画法胜于前人,以碑碣金石之学,参以科学理化,分析精微, 合于宋元作品精神。拟加注释,详叙成轶,先附其略奉鉴,俟脱稿印出再上。” 可见,黄宾虹晚年极为重视咸道画学在中国美术史中的地位,由于“咸道画学中兴”是黄氏晚年的画学理论,且《画学篇》并未扩编成著作,所以,这首长歌当视作研究“咸道画学中兴”论的第一标准。而长歌中的“画学复兴思救国”足以表明黄宾虹谓之的画学复兴是具有民族、时势意义下的由衰微而复兴的含义,而“特建药可百病苏”在黄宾虹与朱砚英的信件中有更为详尽的说明:“书画称特建药,可使有病者无病,无病者不病。”这一叙述可视为黄宾虹关于“美育” 的具体观点,至于“咸道画学”与“医病”之间的关系,可从“兹以清之咸道名流哲士追求画法胜于前人”及“参以科学理化, 分析精微”中得见,这里的主语不仅仅是咸道时期的金石画家, 而是更加宽泛的咸道名流哲士,所以“追求画法胜于前人”不能狭窄地理解为“画法”一点,而应是“追求”和“画法”两点胜于前人,再结合黄宾虹的相关言谈:
“清至咸道之间,金石学盛,画亦中兴,何蝯叟、翁松禅、赵撝叔、张叔宪约数十人,学有根柢,不为浮薄浅率所囿,虽恽正叔、华新罗尚不免求脱太早。”
“咸道之间,内忧外患,风涌云起,常州学派倡言革命, 至戴子高与赵撝叔、翁松禅皆成其流。”
可见,“追求”应理解为反对“浮薄浅率”的时弊,达到“参以科学理化,分析精微”的学术革命,也就是《金石书画篇》中所论:“博极群书,参征于经史,以及名家之说,乃为言艺之本。”以及《论咸道画学》中所述:“皆以博洽群书,融通今古。”这种论述类似于吕澂强调既要重视欧美美术的历史变迁,也要研究时兴的新派艺术及中国固有美术的“美术革命”,两者都是力倡客观治学的学术精神以救时弊的理论。同时,这种学术精神加之金石艺术所具有的“刚柔得中”的画道, 则具有“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的美育功效。
中国美术馆藏
因此,作者赞成梅墨生在《“咸道画学中兴”说浅探》中所论“国学与画学互为表里,双修互证”的论点。然而,梅文将该论发展为“传统儒、释、道合一式的士大夫'道统’思想的现代映现”。作者不十分认同,因为,正如文中所引:“画由科学进于哲学。哲学合综,学非合综不大;科学分析,理非分析不精。元季四家,贯通三教,精通六法,上承北宋,以实运虚,虚中有实,登最上乘。”黄宾虹倘若真想追寻先哲的“道统”,大可直言“道统”“格物致知”“知行合一”云云,何必非要用舶来的“科学”“哲学”等语句?究其原因,不论是“理学”的客观唯心;还是“心学”的主观唯心,终究脱不开“唯心” 二字,而金石学所涉之朴学,恰恰是离宋儒甚远的汉学,非“科学分析”的学术精神所不能。而梅文在之后的论述中则进一步将“咸道画学中心”唯心化,即过度地强调金石艺术所体现出来的美—“风骨与浑厚朴茂的气象”—对复兴民族精神的作用,因为所谓“画有民族性,无时代性。虽因时代改变外貌, 而精神不移”。实际是严谨治学的学术精神的外在表现,这一点在黄宾虹所著《论咸道画学》一文中可睽之一二:此文的行文为上半文字论治学;下半文字论画学,可知黄氏认知下的咸道画学,是首重学术精神,次则绘画风貌。而梅墨生脱离前文的治学,而仅以后文的论画示人,是刻意地拔高了“浑厚华滋” 的民族性格美在“咸道画学中兴”中的重要性,当为不妥。
中国美术馆藏
综上所述,“咸道画学中兴”实际是笔墨的问题和民族、时势的问题,也就是“咸道画学”所表现出来的“刚柔得中” 的笔墨,即复兴“古法”;以及钻研金石学所体现出来的客观治学的学术精神,二者相互依托,互为表里,共同作用可复兴民族精神,是为“咸道画学中兴”。
(摘自荣宝斋《艺术品》,作者:陈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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