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悦的名实思想

作者：张建会《光明日报》（ 2017年04月01日 11版）

名实问题一直是先秦诸家共同讨论的话题，诸如儒家和法家都曾有“正名”或“举名察实”之言，东汉末年荀悦对此又有新的发展。荀悦在“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实”（《申鉴·政体》）的框架下，在强调了“真实”的重要性之后，紧接着以“治世之位，真位也”（《申鉴·政体》）号召统治者应该做到名位相符，并给“政者，正也”之“正”赋予“平直真实”新内涵，最后要求对官吏“名实”问题辅之以制度考核。荀悦此举旨在达到“四患既蠲，五政既立，行之以诚，守之以固，简而不怠，疏而不失。无为为之，使自施之；无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肃而治，垂拱揖逊，而海内平矣”（《申鉴·政体》）之目的。

成就王治之世，需以“真实”为本。《申鉴·政体》云：“君子所以动天地、应神明、正万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实而已。”“君子”能够顺应天地神灵、治理好天下万物而成就“王治”之世，其根本在于“真实”。为了进一步说明“真实”问题，荀悦接着指出：“善恶要于功罪，毁誉效于准验，听言责事，举名察实。无或诈伪，以荡众心。”（《申鉴·政体》）而这里所谓的“真实”，既是要求统治者的言论行为、道德水准、政绩事功等都应该以真实为根本。

治世之位，应以“真”位为要。君、臣、民作为国家政治格局中的三个重要单元，如荀悦所言：“天下国家一体也，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民为手足。”（《申鉴·杂言上》）以形象地比喻规定了君主、臣民在其国家中的（名）“位”。不仅如此，荀悦在《申鉴·杂言上》亦有：“或问：'致治之要，君乎？’曰：'两立哉。天无独运君无独理。非天地不生物，非君臣不成治。首之者，天地也；统之者，君臣也哉。’”既然君主和大臣是国家政治治理格局中两个重要单元，且“非君臣不成治”，那么要想成就王治之世，君主和大臣必须达到三个标准：“一曰达道于天下，二曰达惠于民，三曰达德于身。……治世之位，真位也。”（《申鉴·政体》）荀悦谈的是治世之“位”，重点却在“真”上。只有在“道”“惠”“德”三个方面切“实”做到以身作则和尽职尽责，才真正符合从政者的（名）“位”。在此基础上，荀悦认为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称职的君主，就必须在自己的（名）“位”上真正做到“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申鉴·政体》），所谓“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尚书·吕刑》）。同样，那些在国家中起到辅助作用的股肱之臣，也应依照自己的（名）“位”，真正地尽心效力辅佐君主完成政治统治：“治世之臣，所贵乎顺者三：一曰心顺，二曰职顺，三曰道顺。”（《申鉴·政体》）正所谓“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尚书·秦誓》）。可见，只有君主和大臣们真正做到符合自己的（名）“位”，并且真正去履行自己（名）“位”所赋予的权利与义务，才是真正的治世之“位”，才是真正的“名实相副”。然而成就王治之世，不是君主独断专权、大臣埋头苦干，双方各自为政，还需要双方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尤其是君主应该做到“上有师傅，下有臣，大则讲业，小则咨询，不拒直辞，不耻下问，公私不愆，外内不贰。是谓有交”（《申鉴·政体》）。《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可知，作为君主，上有太师太傅，下有直言诤谏的大臣，从大的方面看可以讲习立业之道，小的方面可以咨询日常事务，君主应当做到不拒斥直言，不耻下问，于公务政事和私徳私行没有差错，君臣二人便能够上下同心同德，治理好天下，成就王治之世，这才是真正的名副其实。

“正己”之“正”应以平直真实为行为体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统治者应当公正无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就有道而正焉”（《论语·学而》），在治国理政时才能有感召力。荀悦在肯定孔子“政者，正也”的基础上，给“正”赋予了新的内涵：“要道之本，正己而已矣。平直真实者，正之主也。”（《汉纪·元帝纪》）治国理政者需要正己，而“正己”的根本点在于“平直真实”，具体而言，统治者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应该做到“有公赋无私求，有公用无私费，有公役无私使，有公赐无私惠，有公怒无私怨”（《申鉴·政体》），时时刻刻想着公平正义，想着国家和集体，追求公平、正直、真实、务实，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平直真实”，最终实现“王治”。荀悦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强调统治者自身的言论行为、道德水准、政绩事功等是否符合“真实”的要求，尤其是给“正”赋予新的内涵，表现出对“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汉纪·元帝纪》）理想社会政治状况的向往与追求。

在对待官吏的选拔与考核上，同样要求遵循“真实”这一原则。在荀悦看来，官员的选拔与任用、奖励与惩罚都需要进行考察核实，这是度量万事的依据，要在“真实”的基础上对官员的德、能、罪、行、言进行核实准验。故而荀悦指出：“德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后授其赏；罪必核其真，然后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后贵之；言必核其真，然后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后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后修之。”（《汉纪·元帝纪》）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各司其职，人尽其才。如若赏罚失实，未能做到实事求是，出现了名不副实的情况，就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纠正，即“一物不称，则荣辱赏罚，从而绳之”（《汉纪·元帝纪》）。荀悦对官吏在“真实”方面的探讨，不仅涉及对官员的任用，还涉及当时的吏治问题，对官员的名实、言行、职位的要求与实际绩效是否一致的考核，公开而公正，足见对官员进行考核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

荀悦在“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实”框架下对“名实”问题进行探讨，与孔子“非多学而识之”（《论语·卫灵公》）一脉相承，最终指向不是知识的传承，而是“一以贯之”社会责任的担当者。

（作者：张建会，系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博士）

荀悦（148~209），字仲豫，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东汉史学家、政论家，思想家。荀淑之孙，荀俭之子。

汉灵帝时期宦官专权，荀悦隐居不出。献帝时，应曹操之召，任黄门侍郎，累迁至秘书监、侍中。侍讲于献帝左右，日夕谈论，深为献帝嘉许。后奉汉献帝命以《左传》体裁为班固《汉书》作《汉纪》，写成《汉纪》30篇。建安十四年（209年）逝世，年六十二。

荀悦另著有《申鉴》5篇，抨击谶纬符瑞，反对土地兼并，主张为政者要兴农桑以养其性，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表现了他的社会政治思想。还著有《崇德》。

早年经历

荀悦少年丧父，十二岁时，能够解说《春秋》，由于家穷没有书籍，他往往去别人家借书看，篇章书牍，过目大多能够背诵。荀悦性情沉着好静，长相漂亮，特别爱好著书立说。汉灵帝时，宦官用权，读书人一般不出来做官，退身穷处，荀悦于是托病隐居，当时世人不知其才，只有他的堂弟荀彧特别称赞他，敬重他。[1]

仕途经历

荀悦最先被推举在镇东将军曹操手下为官，后升黄门侍郎。汉献帝爱好文学，荀悦与荀彧及少府孔融侍讲宫中，早晚谈论。累升秘书监、侍中。[2] 当时政权移于曹操手中，献帝不问政治，大权旁落，不过空在其位罢了。荀悦有志诤言进谏，但所谋汉献帝不用，于是作《申鉴》五篇。所议论通达为政的体要。书写成之后，上奏献帝。[3] 汉献帝看后觉得写得很好。[4]

汉献帝好读书籍，曾经认为班固《汉书》篇幅太繁，不好看，于是命令荀悦依《左传》体裁作《汉纪》三十篇，令尚书给悦笔札。[5] 荀悦所作《汉纪》辞句简要，事实写得详细，议论精美。又著《崇德》、《正论》及诸论数十篇。建安十四年（209年）逝世，年六十二。

荀悦见当时曹操专权，汉献帝仅存虚名，因作《申鉴》5 篇。其中对现实政治的评论，对谶讳符瑞的讥刺，都切中时弊，是西汉以来政论文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明代何孟春称“其论政体，无贾谊之经制而近于醇，无刘向之愤激而长于讽”（《申鉴注序》），从中可以窥见荀悦文章风格的特点。

《后汉书·荀悦传》称其另著《崇德》，《正论》诸论数十篇，多佚。明代张溥辑有《荀侍中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申鉴》有明黄省曾所作注，《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引据博洽，多得悦旨”。有四部丛刊影印明文始堂刊本。

荀悦奉汉献帝之命作《汉纪》30篇东晋袁宏《后汉纪·序》称：“荀悦才智经论，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唐代刘知几《史通·六家》列《汉纪》为“左传家”之首。宋代王铚《两汉纪后序》亦称《汉纪》“于朝廷纪纲，礼乐刑政，治乱成败，忠邪是非之际，指陈论著，每致意焉。故其词纵横放肆，反复辩达，明白条畅，既启告当代，而垂训无穷”。可见《汉纪》于史事、史识均有可与《汉书》相互印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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