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里桥的历史和文化

□梁颂成

    最近，在七里桥河街建设工地，发现了十几座保存完好的明代古墓，这无疑又为七里桥文化增加了厚重感。其实，七里桥自古就是武陵城区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七里桥，位于武陵古城北门外旧制七里，其地为穿紫河与柳叶湖的汇合处。这里东距柳叶湖三公里，隶属今之柳叶湖旅游度假区七里桥社区，附近为丹阳路与宽阔的柳叶大道的交汇点。七里桥本身及其周边地方，历史记载翔实，文化底蕴深厚，值得我们很好地挖掘，并在新的城市文化建设项目中进行合理展示。

    明末响应杨嗣昌的提议修缮过七里桥，但创修时间实际上要比这早得多

    七里桥是常德民间历来有口皆碑的古迹，关于它的传说很多。有一则说，七里桥为明末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杨嗣昌所修。还说他曾上书朝廷，宣扬自己为家乡常德做了一些好事，什么“城加三尺，桥修七里，街修半边”，并说他是想借此向朝廷邀功。其实，这些贬低杨嗣昌的说法，都是进入新的王朝之后，受到统治阶级制造的贬低前朝抬高自身的世风影响而出现的。

    杨嗣昌是明末崇祯皇帝最信任的宰相之一，又是常德地方的文化名人。他在主持国政之际，曾于崇祯十一年（1638）二月二十八日上过《南方盗贼渐起疏》，疏中向皇上提出八条建议，其中第一条就是“必勿惮劳费修缮城隍”。然而，事过数月，当时各地落实情况并不理想。尤其是工程质量、经费筹措等方面很成问题。于是他又在这年七月十六日，再上了《修练屡奉勅旨疏》，主要是讲以上两方面的问题。清嘉庆《常德府志》卷七载：“崇祯十一年七月奉敕修常德府城。”下面引旧志说明：杨嗣昌于崇祯十年因父丧在家丁忧，感觉到“流贼（各地起义军）”必将犯楚，于是便联络地方绅士和朝廷巡方御史白士琳等上奏，请求拨款修缮包括常德在内的城池。因为此事是他在家乡常德开始提起，上奏说事也是以常德的情形为例，于是后来受到政敌攻击，说他只是为桑梓（家乡）的一己之私。其子杨山松后来在整理文集时，附注此篇称：“于常德修城，实为荣藩封国起见者，却又谤之以为自为桑梓。难矣！”七里桥在这次修缮城池的时候，肯定也修缮过，而且也应该是杨嗣昌直接提议。因为他的祖居在城北太阳山旁的月亮山，祖坟也在太阳山麓下阳坪，外舅公龙膺的濦园在柳叶湖，这都是他每次回乡必去的地方，来往必经七里桥，他的诗中也写到过。看到桥梁濒危，道路毁损，提议在修缮城池的同时附带整治一下，是情理之中的事。如此看来，所谓“城加三尺，桥修七里，街修半边”应该是实情，但杨嗣昌以此向朝廷邀功，则是没有的事，文献没有确凿证据，他也没这个必要。他当时已是主持朝政的宰辅大臣，“功”与“过”都不在这些小事情上面。这就告诉我们，评价历史人物，还是应该还原到当时的情景中去实事求是地考虑问题，不能为历史上的“党争”或者因朝代更替、政治格局变化而产生的偏见所左右。杨嗣昌号召修缮城墙和桥梁，客观上有益于家乡的人民，也成为常德城建史上的重要一页，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

    七里桥，与杨嗣昌有关的这一次也只是“修缮”，至于建造时间，则比这要早得多。

    明陈洪谟嘉靖《常德府志》卷之五《建设志》载：“七里桥，府北七里，知县钟銮重修。”清《古今图书集成·常德府关梁考》载：“七里桥，在府北七里，知县钟銮重建。”钟銮是全州举人，明嘉靖年间的第五任武陵知县，嘉靖十三年至十五年（1534—1536）在职。明、清这两则记载是一致的，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这是所能查阅到的最早的修建七里桥的准确记载，然而却已经是“重修”。这就说明，此前“七里桥”早就有过了。此处为城北交通要道，应该是很早就有了桥，只是因为古代建造材料（多数时候是木架桥）和工艺的原因，每次修建之后使用年岁并不太久，故时有时无。是谁最早建造了七里桥，想来时代久远，记载阙如，显然已无从查考。

    “桥修七里”是将古城北门外连接桥头的七里低洼路段都砌上条石，成为康庄大道

    钟銮重修之后，《古今图书集成·常德府部汇考·常德府关梁考》的记载说又“复圮”了。王崇在《七里桥记》中称“嘉靖丁未（1547），余尝为楚参知，过此辰常”的时候，人们过河已经是“悉裸以渡（都要赤脚渡河）”、“水中人跻跄（趟水的人踉踉跄跄）”不已，“隆冬朝胫，淫雨飞涛，野渡争舟，舟弗之胜也，落鱼腹，问诸其水滨者，岁又不知其几也！（寒冬腊月趟水，寒冷刺骨，久雨洪涛漫涨，山野之民，争船过渡，那一只小船无法胜任，落在水里喂鱼，被水淹死的人，一年又不知道有多少啊！）”没有桥的情景多么凄惨！可见，当年钟銮于嘉靖十四年（1535）左右修的桥，到王崇路过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也就是说，钟銮所建的桥，也只不过使用了十来年。

    接着宋贵建桥。宋贵是荣藩王府的承奉（官名）。这次重修是荣藩王府出资，宋贵主持修建工程。荣藩王府的宫殿在今天的常德市一中地方，太阳山是荣王的私家园林，那附近大龙山、古观音寺地方又是前代荣王、王妃的墓地，七里桥附近有荣王府祈福的寺庙，因此七里桥也是荣王府公私人员往来的必经之路。记载称“荣府承奉宋贵修建，坚固，约费不赀。其水则发源浮山之麓，自此流入柳叶湖，会合阳山渐水，绕汉寿故城，出鼎口港合沅水。”到嘉靖三十七年（1558），已经升任总督湖广、川、贵军务的王崇（字仲德，号麓泉，浙江永康人，嘉靖八年进士）再次路过这里，七里桥早已完工，人们往来畅通无阻，于是他以激动的心情写了《七里桥记》。文章以自己前后两次经过这里的亲身感受，生动反映了七里桥在沟通常德城北交通、方便人们生产生活方面的重大意义。同时还重点突出了荣藩王府出资、担任承奉的宋贵主持修建工作的情况。

    宋贵此次修的桥，因为资金比较充足，建筑材料全部改用石料，设计也应该先进一些，“治石桥三大券砥，通衢竟七里。”就是说，这一次重建，不仅主桥修了三个大的石墩，还将通往常德郡城北门七里远的低洼道路都铺上了石板，即所谓“桥而南逵（桥南的大道），皆石矣”。因此，人们传说的所谓“桥修七里”，实际上是将古城北门外连接桥头的七里低洼路段都砌上了条石，过去的畏途，现在成了康庄大道，因而影响很大。

    古代的七里桥，这一次的质量肯定是最好。因为从嘉靖三十七年（1558）王崇作《七里桥记》，到崇祯十一年（1638）响应杨嗣昌的号召进行修缮，已经是整整八十年。倘若有坍塌情形或者大型的修缮工程，史志一般都是会加以记载的。

    七里桥及其周边地区，是武陵历史文化元素十分集中的地方  

    一、以明代王崇《七里桥记》为代表的反映常德地方桥文化的诗文，生动展现了武陵地方交通桥梁建设的历史，是城市建设逐步发展的重要见证。这一点前面已重点说明，不再赘述。

    二、七里桥一带曾是梁代著名作家沈约的祖父沈林子建立战功的战场。七里桥地方的水港，古代叫做七里涧。晋安帝义熙十一年（415），沈约的祖父沈林子（387—422）曾在这里斩杀了贼首郭亮之。沈约《宋书》卷一百《自序》记载：“贼党郭亮之招集蛮众，屯据武陵，武陵太守王镇恶出奔，林子率军讨之，斩亮之于七里涧，纳镇恶。”后来宋高祖刘裕当了皇帝，以佐命功，封沈林子为汉寿县伯，食邑六百户。这里成了沈林子的封地。因此沈约随祖父曾经在常德生活过，是可信的。七里桥、柳叶湖这一带古代曾是汉寿县地方，直到明代，这里还设有汉寿乡，龙膺的文章中就多次提到。过去人们还常怀疑常德地方古籍记载的“沈约读书台”（嘉庆《常德府志》卷六：“沈约台，府西南五里沅水之南。上有福光寺，其侧有邱古樟一株，垂荫数亩，相传为沈约读书台。”其地应在今武陵镇郭家铺附近沅水边），是没有必要的。

    三、七里桥是由北进入武陵古城的必经之道，所以自古就设有军事哨卡。原来称为七里关。清嘉庆《常德府志》卷三载：“七里关，在县北万金村右七里涧。《通志》按：即今七里桥塘。”关，后来改成了塘，又称塘汛。塘汛，是明、清时期驻军警备的两种大小不同的关卡，也泛指关卡。《清史稿·食货志一》：“各省民人无故擅入苗地，及苗人无故擅入民地，均照例治罪。若往来贸易，必取具行户邻右保结，报官给照，令塘汛验放始往。”

    四、七里桥一带曾经是古代的佛教胜地，曾有四座著名寺观分布在这里。此地建得最早的是彰法寺，建于后周世宗显德五年（958）。明陈洪谟撰嘉靖《常德府志》卷之二十载：“彰法寺，七里桥东。周显徳五年（958）澄泗祖师建，国朝洪武元年僧宗惟重修。”此寺后来移到了城东德山对岸。嘉庆《常德府志》卷十二中有记载：“万历二十年移置回峰寺，在城东五里。”另外三座，一是迎恩寺，一是洪林寺，一是观音寺，都同荣藩王府有关。迎恩寺是明嘉靖间由荣恭王所建，清康熙辛卯年重修。《志》称：“寺有清净禅林，一尘不染。二额皆荣藩手书。”洪林寺，原来俗呼荣王寺，本为明洪武年间建，正德年间荣藩王重修，称为祈报祠。清顺治年间重建，康熙三十九年复修，改为洪林寺。观音寺，本在太阳山东侧，为晋代白鹿和尚建，是常德地方最早的佛寺。后来到了明代，这里改为荣怀王墓基。观音寺便移置到了七里桥，成为荣藩王府的香火之地。清嘉庆《常德府志》卷十二《秩祀考》在观音寺的记载之后，还附有《梁山碑》的一段记载：“僧妙音，宋孝建中驻锡梁山，驯一白鹿，出入乘之，世号白鹿禅师。其地为观音显化之所，故寺额曰观音。唐天宝中，有僧友凌奉敕居此，始改寺额为寿光。俄而梵僧至，云自西竺国闻白鹿而来。友凌具言：白鹿已死，有塔在山之西。梵僧至其处，命开塔瞻视。数十人发之，莫能动，因自持九环叩之，应手而裂，于时咸见金锁连环骨满钵。僧以锡担之，冉冉而去。友凌骇曰：‘白鹿圣者昔号妙音，其观音邪？以我易寺名，故来示现耳。’于是便奏，复为观音寺。《五灯会元》：梁山廓庵师远禅师，合川鲁氏子。精于禅理，有《十牛图并颂》行世。”可见，位于太阳山南麓的七里桥同太阳山的关系，文化上是一脉相承。

    五、七里桥一带自古风景优美，诗文中多有反映。七里桥是游览太阳山、柳叶湖的必经之路。明代龙膺在《濦园记》中开头就描绘：“……北七里倚港而桥，逾桥行二里，冈阜蜿蟺东趋，灌木蓊薆，为汉寿乡。吾有薄田三百亩，面十亩池为吾庄，穷池得委径，循青溪行，筱簜薜萝，夹溪岸上，宛在若邪道中，不复见陇亩矣。尾青溪入，楼阁隐隐露林表，又一黄溪自北来纡其左，是为濦园。”明末杨嗣昌在《饮龙君御先生濦园赋谢短章兼致莼菜》的诗中也称：“七里行边濑，千岩画里身。云烟挥在手，钟鼓听非邻。洗钵如容我，书裙会有因。勉羞禅悦味，兰泽采芳莼。”这些妙笔生花的诗文，将七里桥一带的旖旎风光描绘得简直美不胜收！

    尤其是近代以来，七里桥一带更是人杰地灵、英才辈出。著名武昌首义的筹划者刘复基，著名学者戴展诚、戴修瓒，著名物理学家戴元本等等，都是出自七里桥旁的戴家岗。这就使七里桥一带的文化更为辉煌了。

    在今天的城市文化建设中，我们如果能够很好地整合这些文化资源，有选择地展示一些历史文化现象，保留一些文化元素，那就能够让市民在生活休闲的同时，感受文化氛围，陶冶逸趣情操，亦不失为一件大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