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里桥的历史和文化 |
□梁颂成 |
最近,在七里桥河街建设工地,发现了十几座保存完好的明代古墓,这无疑又为七里桥文化增加了厚重感。其实,七里桥自古就是武陵城区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七里桥,位于武陵古城北门外旧制七里,其地为穿紫河与柳叶湖的汇合处。这里东距柳叶湖三公里,隶属今之柳叶湖旅游度假区七里桥社区,附近为丹阳路与宽阔的柳叶大道的交汇点。七里桥本身及其周边地方,历史记载翔实,文化底蕴深厚,值得我们很好地挖掘,并在新的城市文化建设项目中进行合理展示。 明末响应杨嗣昌的提议修缮过七里桥,但创修时间实际上要比这早得多 七里桥是常德民间历来有口皆碑的古迹,关于它的传说很多。有一则说,七里桥为明末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杨嗣昌所修。还说他曾上书朝廷,宣扬自己为家乡常德做了一些好事,什么“城加三尺,桥修七里,街修半边”,并说他是想借此向朝廷邀功。其实,这些贬低杨嗣昌的说法,都是进入新的王朝之后,受到统治阶级制造的贬低前朝抬高自身的世风影响而出现的。 杨嗣昌是明末崇祯皇帝最信任的宰相之一,又是常德地方的文化名人。他在主持国政之际,曾于崇祯十一年(1638)二月二十八日上过《南方盗贼渐起疏》,疏中向皇上提出八条建议,其中第一条就是“必勿惮劳费修缮城隍”。然而,事过数月,当时各地落实情况并不理想。尤其是工程质量、经费筹措等方面很成问题。于是他又在这年七月十六日,再上了《修练屡奉勅旨疏》,主要是讲以上两方面的问题。清嘉庆《常德府志》卷七载:“崇祯十一年七月奉敕修常德府城。”下面引旧志说明:杨嗣昌于崇祯十年因父丧在家丁忧,感觉到“流贼(各地起义军)”必将犯楚,于是便联络地方绅士和朝廷巡方御史白士琳等上奏,请求拨款修缮包括常德在内的城池。因为此事是他在家乡常德开始提起,上奏说事也是以常德的情形为例,于是后来受到政敌攻击,说他只是为桑梓(家乡)的一己之私。其子杨山松后来在整理文集时,附注此篇称:“于常德修城,实为荣藩封国起见者,却又谤之以为自为桑梓。难矣!”七里桥在这次修缮城池的时候,肯定也修缮过,而且也应该是杨嗣昌直接提议。因为他的祖居在城北太阳山旁的月亮山,祖坟也在太阳山麓下阳坪,外舅公龙膺的濦园在柳叶湖,这都是他每次回乡必去的地方,来往必经七里桥,他的诗中也写到过。看到桥梁濒危,道路毁损,提议在修缮城池的同时附带整治一下,是情理之中的事。如此看来,所谓“城加三尺,桥修七里,街修半边”应该是实情,但杨嗣昌以此向朝廷邀功,则是没有的事,文献没有确凿证据,他也没这个必要。他当时已是主持朝政的宰辅大臣,“功”与“过”都不在这些小事情上面。这就告诉我们,评价历史人物,还是应该还原到当时的情景中去实事求是地考虑问题,不能为历史上的“党争”或者因朝代更替、政治格局变化而产生的偏见所左右。杨嗣昌号召修缮城墙和桥梁,客观上有益于家乡的人民,也成为常德城建史上的重要一页,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 七里桥,与杨嗣昌有关的这一次也只是“修缮”,至于建造时间,则比这要早得多。 明陈洪谟嘉靖《常德府志》卷之五《建设志》载:“七里桥,府北七里,知县钟銮重修。”清《古今图书集成·常德府关梁考》载:“七里桥,在府北七里,知县钟銮重建。”钟銮是全州举人,明嘉靖年间的第五任武陵知县,嘉靖十三年至十五年(1534—1536)在职。明、清这两则记载是一致的,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这是所能查阅到的最早的修建七里桥的准确记载,然而却已经是“重修”。这就说明,此前“七里桥”早就有过了。此处为城北交通要道,应该是很早就有了桥,只是因为古代建造材料(多数时候是木架桥)和工艺的原因,每次修建之后使用年岁并不太久,故时有时无。是谁最早建造了七里桥,想来时代久远,记载阙如,显然已无从查考。 “桥修七里”是将古城北门外连接桥头的七里低洼路段都砌上条石,成为康庄大道 钟銮重修之后,《古今图书集成·常德府部汇考·常德府关梁考》的记载说又“复圮”了。王崇在《七里桥记》中称“嘉靖丁未(1547),余尝为楚参知,过此辰常”的时候,人们过河已经是“悉裸以渡(都要赤脚渡河)”、“水中人跻跄(趟水的人踉踉跄跄)”不已,“隆冬朝胫,淫雨飞涛,野渡争舟,舟弗之胜也,落鱼腹,问诸其水滨者,岁又不知其几也!(寒冬腊月趟水,寒冷刺骨,久雨洪涛漫涨,山野之民,争船过渡,那一只小船无法胜任,落在水里喂鱼,被水淹死的人,一年又不知道有多少啊!)”没有桥的情景多么凄惨!可见,当年钟銮于嘉靖十四年(1535)左右修的桥,到王崇路过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也就是说,钟銮所建的桥,也只不过使用了十来年。 接着宋贵建桥。宋贵是荣藩王府的承奉(官名)。这次重修是荣藩王府出资,宋贵主持修建工程。荣藩王府的宫殿在今天的常德市一中地方,太阳山是荣王的私家园林,那附近大龙山、古观音寺地方又是前代荣王、王妃的墓地,七里桥附近有荣王府祈福的寺庙,因此七里桥也是荣王府公私人员往来的必经之路。记载称“荣府承奉宋贵修建,坚固,约费不赀。其水则发源浮山之麓,自此流入柳叶湖,会合阳山渐水,绕汉寿故城,出鼎口港合沅水。”到嘉靖三十七年(1558),已经升任总督湖广、川、贵军务的王崇(字仲德,号麓泉,浙江永康人,嘉靖八年进士)再次路过这里,七里桥早已完工,人们往来畅通无阻,于是他以激动的心情写了《七里桥记》。文章以自己前后两次经过这里的亲身感受,生动反映了七里桥在沟通常德城北交通、方便人们生产生活方面的重大意义。同时还重点突出了荣藩王府出资、担任承奉的宋贵主持修建工作的情况。 宋贵此次修的桥,因为资金比较充足,建筑材料全部改用石料,设计也应该先进一些,“治石桥三大券砥,通衢竟七里。”就是说,这一次重建,不仅主桥修了三个大的石墩,还将通往常德郡城北门七里远的低洼道路都铺上了石板,即所谓“桥而南逵(桥南的大道),皆石矣”。因此,人们传说的所谓“桥修七里”,实际上是将古城北门外连接桥头的七里低洼路段都砌上了条石,过去的畏途,现在成了康庄大道,因而影响很大。 古代的七里桥,这一次的质量肯定是最好。因为从嘉靖三十七年(1558)王崇作《七里桥记》,到崇祯十一年(1638)响应杨嗣昌的号召进行修缮,已经是整整八十年。倘若有坍塌情形或者大型的修缮工程,史志一般都是会加以记载的。 七里桥及其周边地区,是武陵历史文化元素十分集中的地方 一、以明代王崇《七里桥记》为代表的反映常德地方桥文化的诗文,生动展现了武陵地方交通桥梁建设的历史,是城市建设逐步发展的重要见证。这一点前面已重点说明,不再赘述。 二、七里桥一带曾是梁代著名作家沈约的祖父沈林子建立战功的战场。七里桥地方的水港,古代叫做七里涧。晋安帝义熙十一年(415),沈约的祖父沈林子(387—422)曾在这里斩杀了贼首郭亮之。沈约《宋书》卷一百《自序》记载:“贼党郭亮之招集蛮众,屯据武陵,武陵太守王镇恶出奔,林子率军讨之,斩亮之于七里涧,纳镇恶。”后来宋高祖刘裕当了皇帝,以佐命功,封沈林子为汉寿县伯,食邑六百户。这里成了沈林子的封地。因此沈约随祖父曾经在常德生活过,是可信的。七里桥、柳叶湖这一带古代曾是汉寿县地方,直到明代,这里还设有汉寿乡,龙膺的文章中就多次提到。过去人们还常怀疑常德地方古籍记载的“沈约读书台”(嘉庆《常德府志》卷六:“沈约台,府西南五里沅水之南。上有福光寺,其侧有邱古樟一株,垂荫数亩,相传为沈约读书台。”其地应在今武陵镇郭家铺附近沅水边),是没有必要的。 三、七里桥是由北进入武陵古城的必经之道,所以自古就设有军事哨卡。原来称为七里关。清嘉庆《常德府志》卷三载:“七里关,在县北万金村右七里涧。《通志》按:即今七里桥塘。”关,后来改成了塘,又称塘汛。塘汛,是明、清时期驻军警备的两种大小不同的关卡,也泛指关卡。《清史稿·食货志一》:“各省民人无故擅入苗地,及苗人无故擅入民地,均照例治罪。若往来贸易,必取具行户邻右保结,报官给照,令塘汛验放始往。” 四、七里桥一带曾经是古代的佛教胜地,曾有四座著名寺观分布在这里。此地建得最早的是彰法寺,建于后周世宗显德五年(958)。明陈洪谟撰嘉靖《常德府志》卷之二十载:“彰法寺,七里桥东。周显徳五年(958)澄泗祖师建,国朝洪武元年僧宗惟重修。”此寺后来移到了城东德山对岸。嘉庆《常德府志》卷十二中有记载:“万历二十年移置回峰寺,在城东五里。”另外三座,一是迎恩寺,一是洪林寺,一是观音寺,都同荣藩王府有关。迎恩寺是明嘉靖间由荣恭王所建,清康熙辛卯年重修。《志》称:“寺有清净禅林,一尘不染。二额皆荣藩手书。”洪林寺,原来俗呼荣王寺,本为明洪武年间建,正德年间荣藩王重修,称为祈报祠。清顺治年间重建,康熙三十九年复修,改为洪林寺。观音寺,本在太阳山东侧,为晋代白鹿和尚建,是常德地方最早的佛寺。后来到了明代,这里改为荣怀王墓基。观音寺便移置到了七里桥,成为荣藩王府的香火之地。清嘉庆《常德府志》卷十二《秩祀考》在观音寺的记载之后,还附有《梁山碑》的一段记载:“僧妙音,宋孝建中驻锡梁山,驯一白鹿,出入乘之,世号白鹿禅师。其地为观音显化之所,故寺额曰观音。唐天宝中,有僧友凌奉敕居此,始改寺额为寿光。俄而梵僧至,云自西竺国闻白鹿而来。友凌具言:白鹿已死,有塔在山之西。梵僧至其处,命开塔瞻视。数十人发之,莫能动,因自持九环叩之,应手而裂,于时咸见金锁连环骨满钵。僧以锡担之,冉冉而去。友凌骇曰:‘白鹿圣者昔号妙音,其观音邪?以我易寺名,故来示现耳。’于是便奏,复为观音寺。《五灯会元》:梁山廓庵师远禅师,合川鲁氏子。精于禅理,有《十牛图并颂》行世。”可见,位于太阳山南麓的七里桥同太阳山的关系,文化上是一脉相承。 五、七里桥一带自古风景优美,诗文中多有反映。七里桥是游览太阳山、柳叶湖的必经之路。明代龙膺在《濦园记》中开头就描绘:“……北七里倚港而桥,逾桥行二里,冈阜蜿蟺东趋,灌木蓊薆,为汉寿乡。吾有薄田三百亩,面十亩池为吾庄,穷池得委径,循青溪行,筱簜薜萝,夹溪岸上,宛在若邪道中,不复见陇亩矣。尾青溪入,楼阁隐隐露林表,又一黄溪自北来纡其左,是为濦园。”明末杨嗣昌在《饮龙君御先生濦园赋谢短章兼致莼菜》的诗中也称:“七里行边濑,千岩画里身。云烟挥在手,钟鼓听非邻。洗钵如容我,书裙会有因。勉羞禅悦味,兰泽采芳莼。”这些妙笔生花的诗文,将七里桥一带的旖旎风光描绘得简直美不胜收! 尤其是近代以来,七里桥一带更是人杰地灵、英才辈出。著名武昌首义的筹划者刘复基,著名学者戴展诚、戴修瓒,著名物理学家戴元本等等,都是出自七里桥旁的戴家岗。这就使七里桥一带的文化更为辉煌了。 在今天的城市文化建设中,我们如果能够很好地整合这些文化资源,有选择地展示一些历史文化现象,保留一些文化元素,那就能够让市民在生活休闲的同时,感受文化氛围,陶冶逸趣情操,亦不失为一件大好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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