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有一个说不尽的陶渊明

编者按

作者：范子烨《光明日报》（ 2017年10月30日 13版）

维克多·雨果说：“谁要是名叫诗人，同时也就必然是历史家和哲学家……任何诗人在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反映镜，这就是观察，还有一个蓄存器，这便是热情；由此便从他们的脑海里产生那些巨大的发光的身影，这些身影将永恒地照彻黑暗的人类长城。”陶渊明是集诗人、历史家和哲学家于一身的文化巨人。他的每一首诗都闪耀着璀璨的心灵之光，流溢着天才的灵智之波；他的每一首诗都是千锤百炼、百炼千锤的艺术结晶；他的每一首诗都有特定的艺术任务——传达崇高的观念，抒写神圣的情感。伟大艺术家的惨淡经营与伟大诗人的旷世奇才，使陶渊明创造了永恒的不朽的辉煌。如果说西方有一个“说不尽的莎士比亚”（歌德语）的话，那么，东方则有一个说不尽的陶渊明。陶渊明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阐释空间。

为此，本期推出了三位学者的短论。“伟大的诗人从来就不是只属于一个国家，他的光芒必然辐射到世界各地。”卞东波教授不仅提出了这样一个饶有趣味的文化与学术命题，而且以简洁凝练的笔墨展示了陶渊明“走出去”所结出的累累硕果，真是令人愉悦和自豪。李剑锋教授深入揭示陶渊明其人其诗在中国文学史上逐渐被接受、被经典化的过程，即从不入主流到第一流的复杂历史过程，这种文学现象值得人们反思。钟书林教授则重点彰显陶渊明其人其诗令人永远涵泳不尽的艺术魅力，特别是古往今来嗜陶者对其人其诗的不同解读，指出读陶过程中的“多棱镜”与“哈哈镜”现象，即历代高人雅士都从陶渊明身上看到不同的镜像，实际是自我镜像的折射。这三位学者对有关陶渊明的文献都是非常谙熟的，并且已经取得了非常突出的学术业绩，因此，其理论思考乃是在长期读陶研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切实体悟，对其文章精义我们应当给予特别关注。（范子烨）

“走出去”的陶渊明

元代钱选《归去来辞图卷》 资料图片

20世纪以来，西方汉学界对陶渊明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出版了多部陶诗的翻译著作和研究专著。我们说陶渊明是西方汉学界最关注的中国古典诗人，这绝非夸张、溢美之词。

西方研究陶渊明最早的形式是翻译陶诗。较早翻译陶诗的是英国著名汉学家亚瑟·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其所著的《一百七十首中国古诗选译》（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1918），收入了其翻译的12首陶诗。美国较早的陶诗译本是张葆瑚（Lily Pao-Hu Chang）和Marjorie Sinclair所译的《陶潜的诗》（Poems of T'ao Ch'ien，1953），此书以《四部丛刊》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为底本，翻译了所有的陶诗，这可能是最早的陶诗全译本。而阿格（William Acker）的译本《陶征士：陶潜的60首诗》（T'ao the Hermit： Sixty Poems by Tao Ch'ien［365—427］，1952）最具有诗味，可能因为阿格是诗人，所以其所译的陶诗在形式上采用了现代诗的形式。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东亚系海陶玮（J. R. Hightower）教授所译的《陶潜的诗》（The Poetry of Tao Ch'ien，1970）是西方陶诗译本中较有影响的一部，此书前有海陶玮所撰的《导言》，向西方读者介绍了陶渊明诗的特色以及陶集的版本。该译本除了译诗之外，还有不少注释，对诗中的典故和背景加以解释，对西方读者理解陶诗有较大的帮助。戴维斯（A. R. Davis）的译本《陶渊明：他的诗歌及其意义》（Tao Yuan-ming， His Works and Their Meaning，1983）是西方规模最大、也是最有学术性的一个译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汉学界出版了数部关于陶渊明的研究专著，使得陶渊明成为美国汉学界研究最多的诗人。邝龑子（Charles Yim-tze Kwong）的《陶渊明与中国诗学传统：文化身份之追寻》（Tao Qian and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 The Quest for Cultural Identity，1994），主要从魏晋的时代氛围与陶渊明的诗歌艺术两个维度，研究了陶渊明与魏晋玄学以及陶诗与六朝文学传统，特别是与玄言诗之间的关系。哈佛大学东亚系田晓菲教授所著《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Tao Yuanming and Manuscript Culture： The Records of a Dusty Table，2005）从手抄本文化的视角，揭示了陶集文本如何因后世读者的趣味和需要而被重构与改造的情况。罗格斯大学东亚系田菱（Wendy Swartz）教授的《阅读陶渊明：陶渊明接受史之范式转变（427—1900）》（Reading Tao Yuanming： Shifting Paradigms of Historical Reception［427—1900］，2008）是西方第一部研究陶渊明接受史的专著。本书不但探索了陶渊明在历代如何被阅读，而且努力探讨其背后的文化机制，特别是对关注比较少的明清时代的陶渊明接受史做了探究。美国汉学界最新一部陶渊明研究专著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系的罗秉恕（Robert Ashmore）教授所著《阅读之转输：陶渊明世界中的文本与理解》（The Transport of Reading： Text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World of Tao Qian［365—427］，2010）。本书认为陶渊明是六朝最有“读者性”的诗人，故从六朝的阅读传统，来探讨陶渊明的阅读与其思想以及诗歌的关系。除了这些专著外，西方汉学界还有大量研究陶渊明的博士论文和期刊论文。如耶鲁大学东亚系林葆玲（Pauline Lin）教授的博士论文《独立的空间与新的自我》（A Separate Space， A New Self，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论文，1999）。她在《哈佛亚洲学报》2009年第1期发表的《重审应璩与陶潜之间的诗学联系》（Rediscovering Ying Qu and His Poetic Relationship to Tao Qian，见笔者中译本，载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编《古典文献研究》第16辑）一文，进一步证实了钟嵘《诗品》关于陶渊明诗风出自应璩的论断。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东亚系的倪肃珊（Susan E. Nelson）教授则从艺术史的角度来切入陶渊明的文学世界，如其所撰《觉今是而昨非：绘画中表现的陶渊明的归隐》（What I Do Today Is Right： Picturing Tao Yuanming's Return，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28，1998）、《悠然见南山：陶渊明、庐山与隐逸的图景》（Catching Sight of South Mountain： Tao Yuanming， Mount Lu， and the Iconographies of Escape，Archives of Asian Art 52 ，2000—2001）、《重访东篱：陶潜之菊》（Revisiting the Eastern Fence： Tao Qian's Chrysanthemums， The Art Bulletin，Vol.83， No.3，2001）、《虎溪之桥：陶渊明与中国艺术中的儒释道》（The Bridge at Tiger Brook：Tao Qian and the Three Teachings in Chinese Art，Monumenta Serica 50，2002）等论文。她的研究拓宽了陶渊明研究的空间，将陶渊明研究引向了文学与艺术交融的领域。

近年来，我国政府明确提出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计划。从西方汉学界近百年的陶渊明研究来看，陶渊明不但早已“走出去”，而且成了西方汉学界重要的研究对象。中国学术要在21世纪世界范围内的中国学领域发出更多的声音，必须加强与海外汉学界的对话，充分借鉴海外汉学界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成果。

（作者：卞东波，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陶渊明的另一面

《画渊明归去来辞》（局部） 资料图片

鲁迅先生说陶渊明飘逸得很久了，又说他并非整日整夜飘飘然，有“悠然见南山”的一面，也有“猛志固常在”的一面，倘若有取舍，便非全人。陶渊明宛如一汪深泓的碧波，让人无法领略它的深邃，骤然间的一阵微风波澜，也只能掠起它的冰山一角。陶渊明给人的印象是深邃、神秘。他的辞官归隐、他的饮酒乞食，其人、其诗，都耐人咀嚼而又永远咀嚼不透。苏东坡青壮年时期不喜欢陶渊明诗歌，老年尤其是在被贬谪海南岛的漫长岁月中，却日益酷爱陶诗。晚年的苏东坡，陶诗几乎成了他唯一的精神食粮。他每天读陶诗，还给自己规定，每天只能读一首，害怕读完再无可读了。他将每一首陶诗都唱和一遍，留下了和陶诗109首之多。苏东坡说陶诗“外枯而中膏”“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这份神奇经历，几乎成了所有嗜陶者的共同体会。陶渊明的诗文，语言表面平淡朴实、浅显直白、质朴无华，有时甚至感觉味同嚼蜡，但是当你细细品味、慢慢咀嚼时，却分明有洌洌甘泉、缕缕清香、丝丝惬意。

在东晋时代，陶渊明人微言轻。虽然他的祖辈陶侃军功盖世，但在讲究门第出身的时代，在世家大族的眼里，仍不过是“奚狗”而已。几世几辈后的陶渊明，就更沾不上那份荣耀了。陶渊明的园圃里，六朝人看重他的隐士风度、他的名士风流，唐朝人看重他的酒、他的官。在唐人的视野里，陶渊明是个酒鬼、狂徒兼县太爷，引来不少著名诗人的青睐与倾心。“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是王维的情愫；“何日到彭泽，长歌陶令前”“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是李白的仰慕。宋朝人就开始看好他的诗文了。读点陶诗，似乎成了宋朝有身份文人的标志。北宋杨万里品出了平淡，南宋朱熹读出了豪放。到了明清，陶渊明似乎被装进了多棱镜里。宁静的时代看他，他是个飘逸的田园隐士；国家多灾多难的岁月再看他，那简直就是忠臣烈士了。龚自珍就曾经把陶渊明比作诸葛亮和屈原。他说：“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或许出于其祖乃晋室忠臣的家风，也或许出于“空负头上巾”的愧疚，陶渊明在他的晚年，始终都坚守着一颗东晋遗民的忠贞之心。他在刘宋王朝生活了八年，但他写诗文，不愿意使用新朝的年号。他拒绝了刘宋新朝廷的几次征辟，而朋友们都欢呼雀跃地离他远去了。他痛感子期已死，伯牙绝弦，在知音不遇的时代孤寂与哀伤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程。这或许是明清忠勇之士屡屡提及他的原因吧。

历史已经远去，我们驻足昔日的彭泽，久久回眸、凝望。陶渊明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思索。陶渊明宛如一面哈哈镜，千百年来的读者、评论家，无不在这面镜子里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自己身后的那个时代。他们在给陶渊明“拍摄特写”的时候，似乎无意中也被陶渊明“抓”进去，与他“合了影”。尽管如此，每个时代，各个国度的人们，还都禁不住来读他。唐代人郑谷说：“爱日满阶看古集，只应陶集是吾师。”宋代人苏东坡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韩国人车柱环说：“环虽不能无愧于渊明之人德，亦窃爱其诗。”日本人一海知义说陶渊明是“一个复杂而难解的诗人形象”，他声称要把解读陶渊明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然而，古往今来，对于陶公及其诗文，谁也没有真正读透过。或如朱光潜先生说：“凡是稍涉猎他的作品的人们对他不致毫无了解，但是想完全了解他，却也不是易事。”顾随先生也说：“我不敢说真正了解陶诗本体。读陶集四十年，仍时时有新发现，自谓如盲人摸象。陶诗之不好读，即因其人之不好懂。”这样的言说，更增添了几分神秘，几重诱惑。

（作者：钟书林，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从不入主流到第一流

董其昌行草陶渊明诗《饮酒·结庐在人境》 资料图片

陶渊明在世的时候，文名并不显赫。当时，他有一位忘年交的“小朋友”颜延之，是比陶渊明小十九岁的著名作家。陶渊明去世后，颜延之作了一篇《陶征士诔并序》，对陶渊明的文学评价只有八个字：“文取指达，赋诗归来。”陶渊明的诗文平淡质朴，而颜延之则追求藻丽典雅，代表了当时文坛的主流倾向。

陶渊明由不入主流的作家最终变为第一流的作家，经历了一个各种机缘相继成就的过程。

陶渊明在世时就是著名的“寻阳三隐”之一。连新上任的郡太守檀道济都不能忽视他，拿着粮食和肉亲自登门拜访。可见陶渊明在世时并非默默无闻，而是声名显赫的地方贤达。大隐士的声名大大帮助了陶渊明诗文的传播，为其获得被推崇的机遇奠定了良好的人缘基础。所以南朝宋梁间沈约所撰《宋书》有一篇专门的《陶潜传》，这是其《隐逸传》中最长的一篇隐士传记，奠定了后世读者把陶渊明看作高尚隐士的基本印象。之后唐修《晋书》《南史》中的陶渊明传记基本继承了《宋书》，陶渊明主要作为一个高士、隐士的形象而传播。这个印象在北朝隋唐时代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如贺襄、王绩效仿陶渊明，看重的是他的好酒与放达。唐人虽然同样喜欢渊明饮酒放达的魏晋风流，但因为积极进取的时代风气影响，并不理解陶渊明隐逸避世的选择，所以李白说“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杜甫说“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这个印象一直到宋代才完全改观。宋人因心性学说的浸润，评价古人略形迹而重本质，轻事功而重道德。所以，陶渊明成为闻道忠义之士，经由朱熹、真德秀等理学家拉入符合“大伦大法”的儒家来。又经韩子苍、汤汉等人的文本阐释，陶渊明“不事二姓”的忠义思想受到读者的普遍认同，历经辽金元明清而没有根本的改变。

陶渊明诗文得以逐渐被人接受和喜爱，与相对理解陶渊明作品的先行者密不可分。宋代以前，这些读者，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钟嵘、萧统和白居易。钟嵘《诗品》虽将陶诗列于中品，但对陶诗艺术成就的评价极高。这与刘勰等论者对陶渊明的忽视相比已经显示了超拔俗流的文学史评判眼光。梁代昭明太子萧统是使陶渊明进入一流作家的里程碑式的关键人物。萧统“望陶以圣贤”，不但在为人上给陶渊明以崇高的赞扬，而且在诗文上给他以前所未有的极高评价。他为陶编集、作序、作传，并于历代文人学子必读必究的《文选》中选录了陶潜诗文。因此，在陶尚被忽视的时代，萧统在陶前期的接受、传播史上写下了最有价值的一页，为陶的被接受开通了重要的渠道。尤其是他编订的《陶渊明集》奠定了后世陶渊明集的坚实基础，成为后世陶集最原始的学术祖本；萧统《文选》成为后人接受陶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途径，这在陶渊明诗名未盛而《文选》广为人知的唐代尤其如此。可以说，唐代文人士子接触陶渊明首先得益于《文选》的普及。白居易很喜爱陶诗，他说：“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又怪韦江州，诗情亦清闲。”把陶诗标举为一种典范，开启了宋人尊陶的先河。

随着宋诗追求平淡风尚逐渐形成，陶渊明进入一流作家的契机也终于到来了。这要首先归功于宋诗的先行者梅尧臣和宋诗的里程碑式作家苏轼。在宋代，首先打开陶渊明接受史新局面的是“变晚唐卑陋之习，启盛宋和平之音”的梅尧臣。他是第一个大力倡导并深入学习陶诗的宋代诗人，第一次对陶诗的平淡美学价值有清醒的理性认识，并奉之为诗美的极致，从而开启了陶渊明接受史的新局面，为苏轼全面而深入地接受、解读陶渊明奠定了直接基础。陶渊明接受史在一代文坛宗师苏轼手里被推向高潮，陶渊明也最终成为一流作家，且逐渐成为时代的共识。苏轼在晚年几乎遍和陶诗一百多首，倾其精力学陶、崇陶，并以陶自许，不仅为世人描绘出一位代表宋人理想人格、任真飘逸的陶渊明形象，而且对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美学价值首次作了明确而深入的理性揭示，把陶诗推到了诗美理想的典范地位和无人能及的诗史巅峰，从而牢固地奠定了陶渊明在中国诗歌史上的独特地位，开辟了陶渊明接受史的辉煌时代。他甚至说陶诗“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把陶诗推为平淡美的最高典范。作为一代文坛宗师、精神领袖，苏轼对陶诗的挚爱和阐释，直接、深深感召和影响了同时代及稍后的文人士子。

钱钟书《谈艺录》指出，“渊明在六代三唐，正以知希为贵”，“渊明文名，至宋而极”。纵观接受史，我们不难看出，随着陶诗价值的凸显，明清时期几乎每一个诗歌流派都把陶诗作为创作学习和诗论阐发的典范之一。陶渊明是一位影响力巨大、再生力强盛的优秀作家，一千多年来，已经广泛渗透到中国文学、文化和艺术等领域，成为融汇到中华民族血液中的生机和活力。

（作者：李剑锋，系山东大学文史学院教授。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现代陶渊明接受史”相关成果）

山东大学中国古代文学

【学科建设】

山东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是传统的优势学科、山东省强化建设重点学科，它在汉魏六朝文学、唐宋文学、明清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等主要研究方向上都有国内学界知名的优秀学者，其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且薪火相传，代有传人。

以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为代表的一代学人开创了该学科的第一次辉煌。冯沅君先生培养的袁世硕、郭延礼先生，陆侃如先生培养的龚克昌、张可礼先生，高亨先生培养的董治安先生，萧涤非先生培养的张忠纲先生等再续辉煌。目前在岗的郑杰文、王小舒、孙之梅、廖群、李剑锋、刘培等第三、四代传人，保持了从冯、陆、高、萧形成的学术格局。这一格局在全国高校以及学术机构中十分醒目而突出。该学科在文学史研究方面成果卓著，完成多项集体合作的大型著述，如在袁世硕、张可礼先生带领下，编写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四卷本，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新编中国文学史》（二卷本）等教材；在马瑞芳教授带领下，撰写了九卷本“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研究丛书”。

（作者：李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