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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阁老”轶事■胡巧玲

    杨嗣昌(1588年—1641年),湖广武陵(今湖南常德)人,字文弱,自号肥翁、肥居士,晚年号苦庵,中国明朝后期大臣、诗人。他因曾为太子太傅,被人们敬称为“杨阁老”。

    “四正六隅十面网”未能挽救风雨飘摇的明王朝

    杨嗣昌出生于官宦之家,父亲杨鹤,官至兵部右侍郎、三边总督。杨嗣昌在家风熏陶下,自幼潜心读书,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中举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进士及第,开启了从政生涯。

    杨嗣昌步入仕途后,历任杭州府学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福建司主事、户部江西司员外郎、户部郎中等官职。明朝末年农民起义愈演愈烈,杨嗣昌官复兵部尚书后,于崇祯十年(1637年)向崇祯帝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剿匪”战略。这是杨嗣昌抓住农民军流动作战的特点,而精心设计的围堵战略。对于这样的布置,杨嗣昌显得信心十足,向皇帝保证:“下三个月苦死工夫,了十年不结之局。”

    虽然杨嗣昌未能完成“三月灭贼”的许诺,但此战略在之后一年中确实起效,张献忠走投无路,接受招安,李自成被追剿得仅剩十八骑,其他各支农民军也相继表示投降。风雨飘摇的明王朝一度有回光返照之象。

    就在杨嗣昌紧锣密鼓地指挥围剿农民军的同时,亦开始筹划对清议和的事宜,以缓解明朝的外部压力。杨嗣昌主导议和公开化后,引起朝臣激烈非议,掀起弹劾杨嗣昌的运动,其中攻讦最力的是少詹事黄道周。最后,在崇祯帝袒护下,杨嗣昌摆脱弹劾,但崇祯帝碍于群臣反对,不敢接受杨嗣昌的建议,与满清和谈的计划流产,导致崇祯十一年(1638年)冬清兵入塞。随着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张献忠再举反旗,杨嗣昌的“四正六隅十面网”计划宣告破产。崇祯十四年(1641年),张献忠破襄阳,杀襄王朱翊铭。杨嗣昌此时已身患重病,闻此消息后惊惧交加而死。

    杨嗣昌死后最初葬在当时的汉寿县“兔子哨”,如今属沅江市西北十多公里的新湾镇。这个镇因“杨阁老墓”而闻名,久而久之就叫“杨阁老”镇了。据《明史·杨嗣昌传》记载:“(崇祯十四年二月)张献忠陷襄阳缚襄王(朱翊铭)遂害之。……嗣昌在夷陵(今湖北宜昌市)惊悸,上疏请死。……以三月朔日卒。……后献忠陷武陵,心恨嗣昌,发其七世祖墓,焚嗣昌夫妇柩,断其尸见血,其子孙获半体改葬焉”。但这里没有说改葬何处。据《嘉庆常德府志》记载:“太傅杨嗣昌墓,初葬龙阳(今汉寿县)兔子哨,改葬桃源金厂溪。”今天的金厂溪就在桃源县沙坪镇红花村的一个小山冲,名叫杨阁湾。

    桥修七里,街修半边,城加三尺……

    《明史》称杨嗣昌“积岁林居,博涉文籍”。他在常德居住时间比较长,与来游的公安派文学家袁宏道、袁中道兄弟,竟陵派文学家钟惺等人,有诗文交流。他的文学作品主要创作于崇祯以前。著有《杨文弱集》《杨文弱先生集》《武陵竞渡略》《野客青鞋集》《地官集》等诗文集。他的诗文主要为寄情山水之作,记述家乡美景,文字间流露出豪放的热情。因此他也被称为“被遗忘的文学家”。

    杨嗣昌在常德历史上也有一定影响。他根据郦道元的《水经注》实地考证了桃源境内沅江的各个风景点,为后人深度开发桃花源做出了贡献。嘉庆《常德府志·城池》记载,崇祯十一年,杨嗣昌奏请修缮常德府城,“三年而完工,撤旧易新,极其壮固”,至今常德仍有杨阁老“城加三尺,桥修七里,街修半边”的传说。相传明朝末年,家住武陵的当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杨嗣昌,人称杨阁老,有好些年没有回乡省亲了。杨嗣昌想到自己为官多年,没有多少积蓄。为了从皇上那儿捞点钱,为家乡人民办点好事,他心生一计:叫家人用红纸包砖头,往官船上搬,并大张旗鼓地写着“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杨嗣昌还乡省亲”的字样,用竿挑起插在官船上。

    朝廷那些与他有隔阂的官员见了,连忙禀告皇帝,说杨阁老无所顾忌地把皇库里的金银装了几船准备回家。皇帝闻奏,龙颜大怒,传旨宣杨嗣昌内书房见。杨阁老见了皇帝,不慌不忙说:“老臣在朝为官多年,一直清正廉明,哪有许多金银。至于皇库金银,乃先皇遗物,您都不敢动用分厘,臣又有何斗胆!那船上装的只不过是用红纸包的城中的砖头,以壮行色而矣。家乡父老见我带回不少金银,也表明皇上您对我的恩典。”皇帝和大臣都不相信,表示一定要检查。杨阁老说:“若船上装的是金银,老臣当受死罪不辞。若不是金银,皇上如何处置?”皇帝说:“若非金银,照数补偿。”查看结果,确为砖块。皇帝无奈,只得命人给杨阁老换上同等重量的金银。皇帝问他要那么多金银做什么!杨阁老说:“给家乡老百姓做点好事。”

    杨阁老回到家乡,将大部分钱赈济了灾民。剩下一部分钱,在常德城的东门外修了几间店铺,命名“半边街”;在常德城西门修了一座牌坊,命名“杨家牌坊”;在常德城南对着学宫的城墙上加修了三尺高五个砖垛(笔架城),称之为“城加三尺”。在常德城北门外七里涧修了一座石桥,命名“七里桥”。

    杨阁老省亲回朝复命奏报:回家乡后“桥修七里,街修半边,城加三尺,修牌坊一座”。自此传为佳话。

    杨嗣昌在历史上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他的评价趋向公允。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史学研究的多元化,对杨嗣昌的正面评价逐渐增多,非但其忠心和才干得到重视,也肯定了他的文学才能和对家乡常德的贡献。正如歌里唱的:回头看是善是恶自有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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