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翻译官》剧照 资料图片
《小时代》剧照 资料图片
【见仁见智】
近来,影视剧市场风云变幻。前几年制霸荧屏的穿越、魔幻、宫斗题材渐渐退烧,反而是一度势弱的现实题材高歌猛进,大放异彩。不仅备案制作的剧目数量占据影视作品创作总量的半壁江山,《我的前半生》《战狼2》《芳华》等获得收视、票房与口碑双丰收,更让行业见证了现实题材出精品、出爆款的实力。但在热潮之下,本该脚踏实地的一些现实题材却走向了两个极端——或悬于空中,根本没摸到现实生活的边,或揭开生活伤疤、丑化社会现实,用走极端的方式引起业界和观众的关注,将中国影视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当成宣传时方拿来用的一句口号,这一现象应引起业界关注。
所谓“悬于空中”,指的是“伪现实主义”作品所呈现的“现实”。这些作品披着“现实题材”的外衣,却悬浮于时代,悬浮于生活,甚至悬浮于人性。在这些作品中,维系世界运转的都是小情小爱——“霸道总裁爱上我”的“爱”和“玛丽苏式言情套路”里的“情”,而一切的故事、剧情、人设都要为此而“被套路”。所以,一个公司说破产就破产,仿佛空壳;一场谈判能够三言两语就拿下,宛如儿戏;“普通小白领”随便出手买下的一把椅子价格就是五位数;有人受伤害永远不知道找警察,只崇尚“基督山伯爵”式的复仇……乍一看车水马龙、芸芸众生,再一看只是背景板和玩偶,无血无肉,似乎随时换一个新的名字就可以投入下一场你侬我侬。这样浮皮潦草的现实正是“短平快”的创作追求所造成的恶果,编剧、导演无暇扎根现实,便只能“闭门造车”,从自己的幻想中刨掘故事,所得却往往与绝大多数城市白领、都市工薪族的生活、情感和处事逻辑之间相去甚远。这样的作品不仅无法引起普罗大众的共鸣,还化“娱乐”成为“愚乐”,使观众在虚幻快感的麻痹下,只知享受,而学不会内省和远望。
比起“伪现实主义”,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现实题材创作更具有“伤人”的力量。为了引起社会关注,获得业界口碑,这类作品往往靠耸人听闻取胜。创作者先渲染一派真实可感、富有质感的社会生活氛围,然后再用极端人物、小概率事件或夸张放大的社会问题强力撞击观众的心灵。《万箭穿心》里,因怀疑父亲的死与母亲有关,长大成人的儿子与含辛茹苦将自己养大的寡母恩断义绝;《一个勺子》中,本想做好事、将傻子捡回家照料的农民却成了众矢之的,被骗子讹钱、被旁人误会贪财。这样的“现实主义”貌似真刀真枪,但锋刃尖锐,不仅要见血,有的甚至要开肠破肚才肯罢休。创作者将贫穷、愚昧、冷漠、背叛、暴力等社会与人性的阴暗面直截了当、甚至故意加码地甩在观众眼前,却无力甚至根本不想引导观众探讨这些问题的形成原因和改进办法,不啻将观众弃于一片沉闷困顿的黑暗中,不见微光,恍若深埋地底。诚然,我们赞赏那种潜心深入现实生活、真实反映社会问题的艺术精神。秉承这种精神创作出来的作品激励观众思考、鞭策人们前进,观后是会让人感到震撼甚至阵痛。但即使如此,痛也要痛而激醒,痛而奋起,而不是痛到怀疑人生,痛到绝望。
归根结底,这两种极端的现实题材作品皆如盲人摸象,是对生活片面地抽象和描画。如果将生活比作一棵树,那么执着于描画云端的枝叶而对树干与根系不着一笔,只会让人觉得惶惶然不知所依;而一味临摹向地底延伸的根系却忽略了挺拔的干与繁茂的叶,又不免令人戚戚然不知所往。观众喜爱的现实题材作品应具有大格局和大情怀,能在大历史背景下沉下心来雕琢厚重的人性故事。创作者虽不回避历史与现实中的各种问题,但又能通过有血有肉的个人命运激发出人们的情感共鸣,塑造和引导大众的认知和价值观。观众喜爱的现实题材作品应富有代入感和共鸣感,通过人物和叙事探讨备受关注的社会性话题。不刻意去煽情和拔高,也不进行直白粗暴的审判和批评,而是通过对关乎切身利益的问题的挖掘,通过对不同人群的性格特征、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的深描,在“沉浸式”的观剧氛围中把思考的权力交给了观众。有人曾批评《光荣的愤怒》更改了原著的结尾,让“超现实的美好结局”削弱了批判的力度。但不可否认,当看到警察将熊氏兄弟的犯罪团伙一网打尽,确实有“向死而生”之感。正如《绣春刀》的编剧陈舒所言,影视剧的创作不在于提出问题,更要对现实问题给出一个电影的回答,呈现出一种信念和希望。寻找现实故事背后散发出的人性光辉,这应该是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向。归根结底,观众喜爱的、市场呼唤的现实题材作品,反映的不只是现实,更是创作者面对现实问题所传递出的积极的思考与态度:既不避重就轻,敢于针砭时弊,叩问心灵;也不矫枉过正,在灰调和琐碎中依然能捧出温情与善意——这才是现实题材作品应有的担当。它是一道光,既能穿过历史,呈现和记录社会发展的正向成果和矛盾问题,更触发人们对现实生活的观照;又能穿透虚伪与冷漠,照亮人性深处的温暖与善良,从而弥合复杂的价值分歧,让世界充满爱。
(作者:叶奕宏,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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