楹联中的襄阳之古隆中
琢玉庐主人
晋征南大将军杜预和武乡侯诸葛亮同时配祀文庙、武庙，在华夏历史上并无第三人。这二人与襄阳都有不解之缘，杜预在镇守襄阳时，完成统一大业。诸葛亮在襄阳形成对三分天下的战略判断。所以襄阳称得上是人杰地灵。
诸葛亮17岁到27岁人生十年黄金期间，在襄阳过着悠哉游哉的生活，他在风景优美的隆中读书，偶尔在自留地做农事体验，多数时间和同学们在论坛上灌水吐槽、互粉。难道他不想当公务员吗？还是不具备做刘表入幕之宾的条件？
论关系，诸葛亮的一个姐姐嫁到襄阳豪门蒯家，另一个姐姐嫁给老师庞德公儿子庞山民，自己则作了沔南名士黄承彦的女婿。黄承彦和荆州刺史刘表是连襟。如此蔡瑁成了诸葛亮的妻舅，刘表成了诸葛亮的姨父。诸葛亮与襄阳蔡、蒯、庞、黄四大家族结成密密的关系网。在注重门阀的时代，孔明无疑拿到了加入刘表集团的通行证。
一臣不事二主。所以主择臣，臣亦择主。这种双向选择是以节义为契约的。诸葛亮不得不慎重观察领导的格局。事实上刘备武不如关张，文不如诸葛，皆能用之。反观刘表格局小气扒拉，所用之人皆不如己，卧龙、凤雏、水镜、徐庶等人杰，刘表不用，焉能不败。
诸葛亮吊足刘玄德胃口，在其三顾后，许以驱驰。君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也成为君臣际遇典范。千百年来困顿不得志文士来到隆中，不免要长歌短赋宣泄感情，隆中的诗词文章必然富有五车。使得隆中成为一个历史文化的地标。
如今隆中悬挂的古联却是到处复制过来的；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原作出自成都武侯祠，作者是四川盐茶使赵藩，他为规劝上司岑春暄而作，楹联有明确的时、事、地的指向，不可作为通用联。
再如镶嵌在武侯祠大门两边石头上的门联；
冈枕南阳，依旧田园淡泊；
统开西蜀，尚留遗像清高。
祠堂据说为清康熙年间建筑，此联为清早期遗存？下联统开西蜀，切人不切地。其实原作亦是成都武侯祠的二门门联。
这种复制是文化上的惰性和不负责任。他造成景区的千篇一律、缺乏个性，抹杀了不同地域的武侯祠的历史和文化差异。同时为文化溯源造成一定的麻烦。
隆中明以前的原创楹联没有遗存，清早期亦未见。可以追溯的只有清光绪十三年湖北提督程文炳大修武侯祠时，石牌坊有集句联；
伯仲之间见伊吕
指挥若定失萧曹
和民国荆襄镇守使黎天才集句；
伯仲之间见伊吕
先生有道出羲皇
这种现象与隆中的历史地位很不相称。相比下成都与南阳等武侯祠，历代题额和楹联传承有序。就其原因是明代第三代襄王朱见淑也看中隆中风水，不但把墓地建在六角井附近的武侯祠，而且把整个隆中征用，使得历史遗迹和文化遗产破坏殆尽，从而造成文化的断层。
《对联话》中记录着可查最的早隆中两副楹联；清季军兴，湖广总督杨慰农霈以阳湖张仲远道员曜孙为营务处，战败镌职，同侨居襄阳，尝过隆中谒诸葛武侯祠，各署联而去。
杨联云：
谁谓将略非其所长，当时予智矜才，终逊此一生谨慎；
可惜天心未曾厌乱，至今知人论世，岂徒传两表文章。
张联云：
行藏以道，出处因时，使无三顾频烦，亦与水镜鹿门，甘心肥遁；
成败论人，古今同慨，似此全才难得，尚有子由承祚，刻意讥评。
这两副楹联并没有像惯常的祠堂楹联一味褒扬。而是以历史上对诸葛亮的差评为发端，提出个人见解。是作者另辟蹊径。还是别有怀抱？
这不由要谈到楹联背景；
1855年，石达开率领太平军西征，武昌是军事重点攻击目标。湖广总督杨霈让道台张曜孙襄助营务，但是杨霈将略非所长，还消极避战躲到德安，造成武昌城空虚被攻破，湖北巡抚被杀。
咸丰皇帝大怒将二人革职，二人解职一同侨居襄阳，访隆中时各留下一联。
“将略非其所长 ”出自：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简单释义：用兵策略，并非他的长处所在。
杨霈上联对陈寿的评价予以反驳；你们都自负才智，说我不善长兵略，最后都不如丞相的一生谨慎。
下联则继续对丞相六处祁山无功而返进行辩诬，不要说丞相只会舞文弄墨，评论人要放在当时的环境中，那时天道正乱，还不是统一的最佳时机。
杨霈科举进士出身，一副联写的文采飞扬，论点论据充分，借着楹联为自己辩解。
张曜孙字仲远，他虽然不如杨霈职位高，但是文学上成就远远大于杨霈。他与父亲张琦、伯父张惠言开创常州词派，张家妇孺皆能诗，他与他姐姐的诗甚至远播朝鲜。朝鲜诗人金正喜《阮堂集》中亦有《题张曜孙四姊绿槐书屋图》及《题澹菊轩诗后》。史载张纶英于魏碑甚工，日本、高丽使者，皆购之以归。张曜孙是最早的红学专家，著有《续红楼梦》。同时他以不为名相即为名医为信条，终成一代名医，著有《产孕集》传世。
武昌丢失他比杨霈有更多苦水。战前他积极备战，上书武昌、汉阳守御各《二十四事》，而不能用，城破欲殉城，自缢被救下。可是朝廷上下把丢失武昌脏水都倒到自己身上，真是百口莫辩。于是借武侯祠题联一抒郁郁之气。
上联；隐与出都跟时势有关，如不是非凡际遇，诸葛亮也和庞德公、司马徽一样终老山林。有人说鹿门应该是特指孟浩然。但是我以为诸葛亮与庞德公、司马徽从时代、地域、交往，有着更多的可比性。同时庞德公是最早在鹿门隐居的名士。因此在本联中，鹿门应该指的是庞德公。
下联：莫以成败论英雄，没有百战百胜的英雄。像诸葛亮这样全才，也曾经被苏辙、陈寿诟病。言下之意，何况是我。作者似乎在这里释然了。然而结句刻意讥评，却透露出作者真实意图，总有一些人喜欢纸上谈兵，评论别人句句在理，事到临头却无一策。他们不讲事实和公理，只会落井下石。作者在联中反戈一击，为小人生灵活现的画像。
这两副联都展示出文学的基本属性是抒情，它未必完全站在客观立场，而是以作者主观感受出发。作者可以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这就造成同一主题，同一事件，因为作者经历、学养的不同，写出的作品也是千人千面。这些作品反过来会与读者形成化合的二次创作，也就是情感的共鸣，从而达到慰籍心灵，激发失意者的志气。这大概也是好的文学作品长久不衰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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