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个 文 人 的 血 泪 担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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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拜谒遗山墓园感怀

王潇阳

　　一个长途背米的人坐在路边休息，站起来再想把米袋扛到肩膀上的时候却已经没有力气了，看到这个情景的过路人，不管老少贵贱都会帮他一把，将米袋托到他肩上。如果，那个背米的人是我们的民族，那袋米是我们的文化，你愿不愿意过去帮他将米扛起来？你必定是愿意的，只是，你有没有这种自觉？

　　一些人是有的，他们每每挺身而出，让中华文化流传至今。在这些人中，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是我们忻州人——元好问。虽是故乡人，却非相知者。有人记得那句“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是元好问所作，晓得他是一位诗人，却也仅此而已。诚然，他是一位诗人，但他的诗大多不为人所知。而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却远不止于他在文学上的造诣。

　　去拜祭他吧，不只为了拾捡故事，也不只为了访古感怀，更是为了找回古忻州那种豪健英杰的精神气质。

　　他的墓园，在忻州韩岩村。

　　当我沿着忻州城外的道路一路向南时，心里在揣测着，八百年前，五十岁的元好问是否也是沿着这条路，回归阔别二十多年的故乡？这是难以考据的，不过，他总是回来了，看着这一片熟悉又陌生的乡景，饱经沧桑的他感受到了一丝久违的欣慰与快意。他写道：“重冈已隔红尘断，村落更年丰。移居要就，窗中远岫，舍后长松。十年种木，一年种谷，都付儿童。老夫惟有，醒来明月，醉后清风。”——哎呀，终于回来了，家乡四周的重重高山总能挡住那外界红尘中的纷扰与吵闹吧，真好！哎呀，这家乡今年收成颇丰啊，真好！我要搬到一个僻静的地方住下来，最好能从窗户中看到远处的青山，还有房屋背后的那棵参天松树！至于种植那十年才能成材的树木，耕作那一年才能收获的谷物，就都交给年轻后生来做吧。哈哈！老夫不操那些心了，我接下来所要做的，就是清晨醒来时，欣赏那将落的明月，醉饱之后，感受那轻轻拂面的山间清风。这就是故乡的魅力，元好问甚至给自己以后的生活定下了计划：“醒来明月，醉后清风。”多么惬意。

　　只是，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计划赶不上变化。重冈确实能够隔绝外界的红尘，却隔绝不了一颗忧国忧民的心，还有那挥之不去的屈辱。有些英雄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文天祥。有些英雄则是大直若屈的，比如元好问。他放不下这些，那些事他自认做的不错，但他仍是放不下。

　　西风吹起他的苍髯，这凉意，譬如剃刀，譬如那些往事。1233年，蒙古军兵临开封城下，金哀宗逃出京城。城内百姓殍死相望，国破之祸近在眼前。观历朝文官武将面临改朝换代之时，普通人的理解是：爱国的、有气节的人是时候以死明志了；不忠的、怕死的人也是时候投降了；看开的、惜命的人也是时候辞官出世了。元好问不同，此时的元好问，万念俱灰，若不是心里的那一点执念支撑着，恐怕早以身殉国了。但是，他没有死，没有降，没有出世，他选择了沉痛而负责任地活着。因为他看到了，蒙古人统治中原，与以往的改朝换代大有不同。文化落后的蒙古人视儒学为亡国之道，奉行以杀戮阻止抗争，他们屠城无数，奴役儒士，欲以原始文化消灭灿烂的中原文化。文化毁灭者来了，“衣冠礼乐、纪纲文章”危如累卵。作为文坛盟主，面对这一场浩劫，元好问站出来了。军事上败了，身为文人的元好问无话可说，也无力回天，但若是文化被消灭了，他自觉难辞其咎。

　　他找到了留在都城的两位宰相，他说：“我们的皇帝逃出城也有二十多天了，这国家眼看着不行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两位宰相是有气节的人，他们毫不犹豫地说道：“能做什么？我们只有以死报国了。”元好问摇摇头，说道：“要以死报国，很容易就能做到。如果我们的死能够安定国家社稷，拯救黎民百姓，我很愿意去死。但是这可能吗？我们的死不过是给蒙古军的功劳簿上多添一笔，这样的死有什么意义呢？”巨人与凡人的区别显现出来了，两位宰相并不能理解元好问的意思，所以他们回答不了元好问的问题，也给不了元好问任何帮助。不过，这两位宰相的话很快应验了。

　　正所谓“疾风知劲草，国乱显忠臣”，围城之内，忠臣既显，小人也就该登场了。这个小人叫作崔立，是金朝军队的元帅。崔立看着城外的蒙古大军，也感觉这国家是要亡了，得给自己找条出路了。于是他带着二百甲士，也找到了两位文官宰相，拔剑叫道：“你们两个，京城已经危在旦夕了，却只会在这里袖手旁观，要你们何用？”说罢，手起刀落，两位忠臣就此死于同室之手。崔立拿着两位宰相的人头，向城中百姓宣布：“这两人一点用都没有，我砍了他们给你们去搏一线生机！”然后便藉此去找蒙古军投降了。

　　若是以珍视黎民百姓生命为由投降，亦不失为大丈夫之行，但崔立投降蒙古后，自认为功盖千古，竟胁迫朝臣为其立碑歌功颂德。元好问因其才名，也被迫参加撰写碑文。此时，写则名节尽失，不写则人头落地。于是，元好问在国破家亡之时，非但没有杀身成仁，反而为叛徒小人立碑列传。在普通人眼里，这就是贪生怕死了。人们对他“百谤百骂，嬉笑姗侮，上累祖弥，下辱子孙。”对于一个传统儒士来说，这些谩骂，实乃诛心之言，比杀了他都难受。只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在公元前九十九年，司马迁也是被骂作贪生怕死的。

　　人的屈服有两种，一种是真正的屈服，还有一种是要躬身扛起责任，那种样子，也像是屈服。元好问是忠贞之人，他视名节重于生命，但是，在他心里，还有比名节更重要的东西，需要他留下性命，背负耻辱去完成。他又给短见的小人们留下了骂资。

　　蒙古军进城了，金朝灭亡了。文人旧臣们早已收拾细软，胆大的想跑，胆小的准备听候发落。这些人里是不乏饱学之士的，而他们面临的下场，一是被奴役，二是被斩首。头顶三尺，大义剑下，没人想着去投效敌国，至少，没人敢第一个开口。但是，元好问敢。从他为崔立撰写碑文开始，他已经躬下身子了，责任已在肩上，名利什么的，随它去吧。元好问把愿意留下来为蒙古效力的文臣召集起来，他说：“我知道你们都是重名节之人，但名节事小，传承事大，文化的传承要由文人来承载，汉文化的传承，需要你们留下来。至于那甘为奴仆的名声，就让我来背吧。”

　　元好问给蒙古国的中书令——耶律楚材上书，书信中列了一个名单，告诉他这些人皆为中原秀士，蒙古国若想治理好这一片大好河山，须得保护重用这些人。他告诉楚材此事“系天下斯文甚重”，“衣冠礼乐、纪纲文章尽在于是”，可实现“致太平之功”。耶律楚材也是一位深明大义之人，他答应了。这一封书，就日后的影响来看，直接拯救了金朝自大定明昌以来两朝所培养的学者和儒士，间接保全与绵延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极具意义。元好问则没有做官，他甘做阶下囚，跟着蒙古军的俘虏一起，看看破碎山河。从青年到中年，他已经习惯了颠沛流离、无家可归了吧！但亡国之痛，他才要刚刚开始适应。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元好问的苦痛与屈辱，化作了一句句慷慨悲歌。

　　“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

　　“雁到秋来却南去，南人北渡几时回？”

　　“欲就长河问遗事，悠悠东注不还流。”

　　“西风白发三千丈，故国春山一万重！”

　　“青山历历乡国梦，黄叶潇潇风雨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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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罢了，国家的兴亡，取决于天意，有谁可以预料呢，又有谁可以改变呢？元好问收回思绪，既已重归故里，不如就此寄情于故乡山水，饮酒高歌，任它日月穿梭。可是肩上的担当，又怎么可以放得下呢？终于，他没有归隐田园，他又出发了，带着这种担当，带着老迈的身躯，也带着不理解的谩骂指责。凭着一双脚、一张嘴，元好问开展了终其一生的文化交游活动，他要联络一切有志于保存中原文化的人。这些人里，有蒙古官员、金廷遗臣、在野贤达、文化才俊、三教九流。他们上下奔走，向那些放纵不羁的贵族讲解什么是礼，什么是纪，什么是诗书，什么是文章。他们这种近似于乞求的文化活动，使得蒙古统治阶层逐渐接受了儒学思想。只是，儒士被奴役的情况，并没有多少好转。

　　1252年，六十二岁的元好问经过多年的颠沛流离，身体已经一日不如一日了。自知行将就木的元好问，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觐见忽必烈。有人指责元好问此举是尊崇蒙古贵族，甘为奴臣。元好问无暇理会这些诽谤，他要恪守自己的信念与理想，纵使在他那已经出现裂痕的所谓名节上再添一刀，他也要以自己残留的日子来报效中国千秋万代积淀而成的文化，以自己的悲痛和屈辱来换取民族文化的尊严。

　　忽必烈接见了元好问。元好问迈着蹒跚的脚步走进了大殿，他走到大殿中央，拜道：“我是来请您做‘儒教大宗师’的。”忽必烈感到挺新鲜。元好问再拜道：“您是一位贤王，儒学因您得以保留，亦因您得以治国。广大儒士莫不对您感恩戴德，所以尊您为‘大宗师’，您亦可凭此号召儒士为您效力，如此一来，国家之兴盛，指日可待了。”忽必烈高兴地答应了。元好问三拜道：“大王既为‘儒教大宗师’，可否免除儒户兵赋，量才而用？”忽必烈也答应了。

　　好了，大事已成，元好问放心了。

　　五年后，他离开了。

　　他有没有遗憾？是否仍对金朝灭亡耿耿于怀？是否仍为饱受奴役的族人放心不下？是否仍想看看那些爱骑马的蒙古人是否能履行诺言？我想，他若泉下有知，如今的中国56个民族已成一家，各民族文化已经融合成为中华文化，则应倍感欣慰，了无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