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填湖广”的移民浪潮

元朝末年，湖广地区是红巾军与元朝军队以及朱元璋—陈友谅厮杀拉锯的主要战场（不限于他们，还有其它一批能量低一些的军阀混战，例如元代末年彭莹玉起兵于赣西，战争几乎使长沙府地区即潭州的人口损失殆尽），由于社会动荡，生灵涂炭，田畴荒芜，十室九空，无论是

“江西填湖广”示意图

北方移民还是土著居民已经寥寥无几，人口随农民逃荒外省和大量死亡而急剧减少，并允许“插标占地”，因此而奏响了历史上有名的“江西填湖广”的宏伟史诗。明初洪武年间。朱元璋统一长江流域之后，于洪武年间下令组织人多地少的江西人迁往湖南、湖北，一时间长江上西行的移民船只一艘接着一艘，陆路上拖家带口的单身移民也络绎不绝。今天湖北一些地方还流传着“洪武开坎”的传说，两湖的家族中有50%就是洪武年间迁来的。这可能就是“解手”传说的历史基础吧。

远在北宋时期，江西人口曾居各省之首，经济开发在南方属于先进地区。及至明代，虽然江西人口较浙江稍逊一筹，居全国十三布政司的第二位，但每年所纳税粮有时甚至要超过浙江。不过，从总体趋势上看，当时东南沿江、沿海区域经济已日趋多元化，相形之下，地处内陆的江西，以农业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注定了其发展水平将日趋下风，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准也只能是每况愈下。人们便把眼光转向省外寻求发展。外出商贾负贩、打工挣钱的江西人，有南、西两个流向最为便捷。一些江西人在秋收结束后。而元末明初连年的战祸和兵燹，使湖广地区大部分田园荒芜，庐舍成为废墟，原有居民大量散亡。更多的江西人则是向西挺进，进入两湖地区，从而助推了“江西填湖广”的移民浪潮。

最大的一次是明初洪武年间。朱元璋统一长江流域之后，于洪武年间下令组织人多地少的江西人迁往湖南、湖北，一时间长江上西行的移民船只一艘接着一艘，陆路上拖家带口的单身移民也络绎不绝。今天湖北一些地方还流传着“洪武开坎”的传说，两湖的家族中有50%就是洪武年间迁来的。

第二个高潮则是魏源所记的清初。与洪武移民相比，这次高潮的规模要小一些。因为经过几百年的开发，两湖的人口压力已经出现，当江西等省移民在向西迁徙时两湖也有不少人向西去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形成了有名的“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所以，有些江西移民继续西行到了四川、陕南等地。从明朝永乐年间到明朝后期，江西等省移民仍在源源不断地迁进两湖，虽然不似洪武年间猛烈，但因时间长，总量也十分可观。这些移民主要是为了在经济上寻求发展，以为两湖荒地可随意圈占开垦，有的因苦于江西等地赋重，两湖比之要轻而且逃税机会多才决定西迁。总之，出于经济考虑是这个阶段移民的一大特点，而且都是自愿的，不象洪武年间带有一定强迫性。这一千多年的移民运动之所以能持续不断地发展，战乱只是一种外在的推力，根本的原因在于湖南、湖北的经济开发落后于江西、安徽、江苏和浙江，有相当广阔的开发空间接纳移民。所以，移民的过程，也是长江流域内开发格局逐渐由东向西拓展的过程。

       公元1417年，正值江西填湖广高潮，因为江西地少人多，明初朱姓皇朝，制定了江西向湖北、湖南移民的政策。20岁的何谦，同他的哥哥、弟弟,三人结伴乘船，离开世居地南昌府，到了湖北境内。兄弟三人在汉江分手，哥哥去了天门，弟弟去了沔阳，何谦乘船行到汉川南河渡，找到一个叫茅齐岭的地方。

1364年（元至正二十四年），朱元璋派大将徐达攻打长沙，与陈友谅旧部和元王朝残余势力血战四年，损兵折将，最后才于1368年（洪武元年）夺得胜利，确立明王朝在长沙的统治。因为长沙是湖广地区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元朝湖广地区包括湖南、湖北、广西、海南、贵州大部、四川一部以及广东雷州半岛，元末这场长达四年的战祸，使长沙所辖地区的田园荒芜，百姓亡散，庐舍为墟，许多地方渺无人烟。于是，朱明改朝伊始，即驱使江西民众迁移至两湖境地开荒种地。这时，湖广地区只辖湖北、湖南，但仍沿用了湖广这一称呼，今之谓“湖广”，特指两湖。明清两代湖广地区，其实就是今天的两湖地区，满清时的湖广总督，实际就是两湖总督。

       据上考可知，明初何谦随着江西填湖广的移民大潮来到茅齐岭，在这人烟稀少的地方开荒种地，使荒地变良田，生活有了保障。他娶妻刘氏，男耕女织，其乐融融。他喜读书，将居住地取名梅城，寄寓了高雅的意向。他的儿子秉承父亲教诲，读书读出成果，赴京应考，得中进士，选派做了地方管理教育的官员。何谦一世单传，二世有三，到第四代，代代相传，枝叶茂盛，梅城衍变为何家畈，到了清末，汉川何姓已有了一万多人，成为地方望族。

考察汉川何氏之所以能够成为地方大姓，何谦的后代得以枝繁叶茂，蔚为大观。主要原因，那就是历代何氏，代有明事理的能人，他们秉承谦公教诲，农耕为本，崇尚读书，成为传统。这就应了古时家训：“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何谦，即是汉川何氏始祖。

 

       何氏15世祖玉棻公赞颂谦公：“赡智宏才，心劳穆卜。拓土汉江，肇基世禄。……子孙万亿，积厚流光。”，何玉棻牢记谦祖精神，予以发扬光大，堪称典范。湖南谭钟麟1877年在《何氏宗谱序》中说：“汉南何氏，前明自江右徙梅城里，世有潜德。至观察（清朝称道台为观察）芗田公而始显。公以丁酉（1837道光17年）拔贡起家，累官户部郎观察岳常澧道，扬历中外所至有声。兄子镜芝拔贡朝考第一，受工部小京官，与钟麟为己酉（1849道光29年）同年。嗣君冕芝，以辛酉（1861咸丰11年）拔贡，出宰西蜀。盖自甘林公以来，五十年中，一门三世四举拔萃，科缙绅，传为盛事。”夸的就是玉棻公和他的家人：父亲何甘林、侄儿何镜芝和何冕芝。这四位何氏前辈四进士，人生精彩，成就了美谈盛事，令日后做了封疆大吏的谭钟麟，赞赏有加。

       谭氏夸的第一人何贻棠（1782-1844），字循南，号甘林，拔贡出身，会考中进士，派充教谕（犹今之县教育局长），因母去世，辞官守孝三年，而后在南河渡办学。这里是汉川何氏一世祖何谦乘船上岸的地方，有“南河古渡”之称，简称南河渡，江汉平原与大别山余脉在此交合，曾经是一个重要的通商口岸。此处人员往来频繁，形成集市，发展建设了多条街道，有河街、中街、上街、东街、西街等。街市两边布满商店、作坊、饭店、旅栈，还有寺庙、学校、中医坐诊的药店、邮局和乡公所等。甘林公在南河渡开办的私学，培养出众多的人才，据记载： 1830年，首批生员结业，乡试中有十多人取得庠生（秀才）资格。经过进一步挑选，出现了几个高材生。其中汉阳的章金堂，汉川的曾一贯、周炳麟，沔阳的李人杰、杨焕章等，随后考试一路顺风，皆高中进士。消息传来，“到何家学堂读书去”，不仅是周边地区的选择，更使众多的远方渴学者，负笈从游。学子猛增一倍，班级也扩大到四个，为供学子们居住，特建了'北码头’一条街。

      何玉棻（1809—1878），派名芳豫，字芗田，甘林公次子。参加拔贡考，入选国子监深造，越四年，朝考得中一甲进士，累官至道台，官四品。他是经学家、诗人，晚年回乡讲学，诲人不倦，教育学生:“傲骨不可无，无则与人多谄谀；傲气不可有，有则遇事多抵牾。”学生奉为座右铭，有成就者甚多。2009年，《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影印出版，岳麓书社印行了他编撰的《同治直隶澧州志》，从他写的序言，可以看到他的为官之道，重视民生，注意水土保持，看重环境保护，尊重专家所定规矩，减少降低百姓负担。下录《直隶澧州志序》，以求达到睹文思人之效。

      癸亥夏，予奉分守简命，当以驻节澧阳所属郡邑，地方之利弊何如？民生之休戚何如？诹诸同人，有示以安乡潘经峰澧志举安者，是志仿史家编年书法，粗有可观，惜简而不详。迨冬杪??任，得澧州志，而览其全篇，始详且悉。予维天下大势，西北多山，东南多水，而澧境似之。山自永境奔腾而来，以至永慈石福等邑，西北一带林谷茂密，溪峒环列，向之蛮獠错处者，今则民良士秀，无异乎声明文物之邦。盖涵煦于我朝之得教二百余年矣。所可虞者水患耳，澧水合众流经州城而径抵安乡，以达洞庭，夏秋之交，鸿波盛涨，城垣受其浸灌，围障受其冲决，年甚一年，湖堰淤为洲渚矣，原田湮为沮洳矣，宣洩不慎安扰无策，患何可言。前牧何君十樵、安君玉青，先后两修澧志，而何君于治水之法，讲求特详，作河渠记，载入志中，以示后人。其用心可谓至矣。迩奉大宪，议修省志通，饬各属纂修志乘。予与刺史魏君敬舆遴州绅之富于学者，刊已往之谬误，采近来所见闻，以备增订。诸生请以何君所修志为宗，安君所修志为辅，会辑成篇，予逐类详阅，纲举目张仍仿何志取象。一岁十有二月七十二候之数，条分缕析灿若列眉，至于封域之分合，川原之迁改，政事之因革，人才之代兴以及忠孝节义之揄扬，封土景物之记载，譌者正之，冗者芟之，略者详之，阙者补之，靡不斟酌先后而次第专而志成矣。予驻兹六年矣，间尝按行所部，岳阳为楚湘锁钥，常郡据滇黔要冲，而澧实控引荆蜀，襟山带江，与岳常鼎峙，形胜亦綦重哉。所愿后之牧斯土者，按本俗以施教，勿徒饰美观而视为故事，尤愿后之继斯志者，勤蒐讨以补遗，勿自矜奇创而易其范围，是则予之厚望也夫。

       同治七年岁次戊辰重九日湖南岳常澧道兼理水利驿传事加四级随带加一级军功加一级记录十四次汉川何玉棻序玉棻之印何氏香恬（何按: 香恬,亦作芗田）

       何源（1825—1876）? 玉棻哥哥的长子，名远熙，字镜芝。前清道光己酉（1849）科拔贡，。清廷殿试通过者，有了进士身份，而后，这些新科进士再参加最后一次考试，就是朝考，何镜芝获朝考一等第一名成绩，这是高过状元的荣耀。以七品京官分工部都水师，后任职军营主事，再后保荐为六部员外郎。谭钟麟在《何氏宗谱序》里，满怀深情讲述了自己和他们叔侄之间的交往：“方钟麟之通籍于朝也，与镜芝最莫逆。公亦以年家子待钟麟有加礼。每趋侍公，进若不胜蔼然可挹，如深山大泽，千崖万壑，飞潜动植涵泳于中，而莫窥其幽且阻也。退与镜芝纵谈古今治乱得失之源，天下人才盛衰之故。烛照数计，风发泉涌。又如横海之鲲，负天之鹏不可方物也。时东南多故，镜芝谓士生斯世，当宏济艰难，如列子所云：吾戴吾头，任造物者置我于何处。仆仆走软红尘，与万物同委于跼天蹐地中，其异于蜉蝣日月蟪蛄春秋者几何？既公以京察卓荐备兵吾湘，钟麟亦出守杭州。镜芝则转战皖鄂，以勋绩按擢比部郎，察兴京刑狱，方将大展所蓄，而不料遽赍志以殁也。”他们同在京城为官时，谭氏常造访何府，何玉棻待他亲近如子侄，让其登堂入室交谈，知道学问的高深莫测。问道了长辈，再和镜芝探讨如何安邦兴国，人生短暂，当宏济艰难，大展宏图。何镜芝果然功勋卓著，可惜天不假年，英年早逝。

       何远庆（1831—1894），镜芝弟，字冕芝，1861年科取拔贡，朝考选作知县，分至四川，为官政声卓著，位阶五品，为西南民族杂居地调解纷争，做好事无数，离任后，当地建生祠怀念。善为文，留心地方山川、物产、建制，有《松潘志》传世。由黄福撰写、杨守敬书丹的《何远庆墓志铭》碑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1893年，何远庆辞官回家乡，传道受业，解惑兄弟子侄，何羽道时年11岁，跟随这位年长51岁的族兄学习。虽然只有短短一年，胜读十年书，少年何羽道不仅学业精进，更听闻了族兄三代为人为官的道德操守，他的人生道路有了第一座灯塔，就是苦读成才，学而优则仕，做一个为民造福的好官。有了这一段渊源，便有了远庆公的哲嗣何宗瀚邀请青年何羽道同游扶桑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