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颂》——董仲舒

《山川颂》

山则巃嵸崔，嶊嵬嶵巍，久不崩阤，似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只立，宝藏殖，器用资，曲直合，大者可以为宫室台榭，小者可以为舟舆浮滠。大者无不中，小者无不入。持斧则斫，折镰则艾。生人立，禽兽伏。死人入，多其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譬也。"且积土成山，无损也，成其高，无害也，成其大，无亏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长安，后世无有去就，俨然独处，惟山之意。《诗》云:"节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此之谓也。

水则源泉混混沄沄，昼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后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遗小间，既似察者;循溪谷不迷，或奏万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障防山而能清净，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洁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入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于火，而水独胜之，既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此之谓也。《山川颂》是汉代政治思想家董仲舒的著作《春秋繁露》中的一篇，文中用山水来比喻品德，把大自然山水人格化，成为君子品德的寄托。

《山川颂》继承了儒家文化中经学的基本特征，描述《春秋》中的伦理道德及政治原则。

《山川颂》是汉代思想家董仲舒的一篇描写山水景色的文章，收录于《春秋繁露》第十六卷。

董仲舒在《山川颂》中以经学的方式重新诠释儒家原有的理论观念，形成了对"先秦以来儒家山川传统"非常有效的经学化阐释和表达，伴随此种创造，"山川颂体"的"体格"也由先秦的"祭祀诗颂"向汉代的"解经文颂"转变，发展出新的风格样貌，标志着"颂体"作为文学体裁的新可能。

《山川颂》以引经据典、融会创新等方式，重新诠释儒家原有的理论观念，在内在的连通与外在的创新中，既保留了儒学原有的精神内涵，又创生出新的表达方式。

西汉汉武帝时期，战乱频仍的诸侯王国割据局面基本结束，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中央集权得到巩固与加强，出现了经济繁荣和政治大一统的局面。适应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的神学唯心哲学思想便应运而生。他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所著的《春秋繁露》中。

《山川颂》就是其中一篇反映董仲舒哲学思想的文章，表达了对先秦已有儒家文献的解释性复述和整合。

《山川颂》整个文章化用《论语·雍也》"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语意，从"仁"、"智"两方面相呼应地安排全篇结构内容。由山和水的性状不同，自然分为两段。上段写山，下段写水。在大量的引经据典、化用原意中又有自己完整的结构、章法，是一篇经学理文。

董仲舒的《山川颂》以经学的方式重新诠释儒家原有的理论观念，形成了对先秦以来儒家山川传统非常有效的经学化阐释和表达,伴随此种创造，山川颂体的体格也由先秦的祭祀诗颂向汉代的解经文颂转变，发展出新的风格样貌，标志着颂体作为文学体裁的新可能。

作为汉代具有代表性意义的经学阐释文本，《山川颂》继承了"三颂"用于祭祀的传统功用。

董仲舒结合时代潮流，继承以儒家山川精神为代表的华夏文化大传统，也阐释出了"颂"类作品的独特精神内涵。

其颂扬核心既具有"颂"类文本基本的精神品格，又符合"颂"的文本用于祭祀神明、沟通"德性"本体的用途，是一篇比较典型的"颂"类作品，显示出"颂体"在汉代的发展与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