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出炉记3

三、《三折》的思想渊源

　　
尽管张之洞在起草《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时征求和参考了多方面的意见，但他毕竟是奏折的主稿者，《三折》主要体现了张之洞的思想，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如前所述，这个时期张之洞一度表现出较为激进的变革思想，但是，由于对朝廷的变法态度难以把握，以及刘坤一求稳心态的制约，使张之洞未能在奏折中完全表述这种激进的变革思想。实际上，《三折》与张之洞以前的稳健变革思想尤其是《劝学篇》的思想若相符合。下面拟对此略加分析。

　　
张之洞的变法思想产生于甲午战争前后，而其较为系统的表述则是戊戌时期著名的《劝学篇》。另外，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之前还有两折两电4个文献，也是张之洞变法思想的集中阐释。（一）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1895年7月19日）张之洞在《马关条约》签订后所上的《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9条建议。（二）同年十一月初九日（1895年12月24日）张之洞上《遵旨议复各臣工条陈时务事宜折》，又提出13条建议。（三）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1900年9月12日）张之洞致东京钱念劬的电报中就日本人关于“和后如何立国”的问题提出了17点想法。（四）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1901年3月31日）张之洞在与各省督抚大臣会商联衔复奏的致江宁刘制台发后转成都奎制台等的电报中提出变法主张（见前文）。下面拟将《劝学篇》和这两折两电4个文献所表现的张之洞变法思想主张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内容列表对照。

说明：上表中A、B、C分别代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第一、二、三折；Q为《劝学篇》，x为《吁请修备储才折》，Z为《遵旨议复各臣工条陈时务事宜折》，ZD为《致东京钱念劬》，ZJ为《致江宁刘制台发后转成都奎制台等》。

　　
从列表可见，《江楚会奏变法三折》27条变法措施中，有21条可以从张之洞的《劝学篇》和其他关于变法的两折两电中找到相同或相近的表述，而且大都不只出现一次。据此我们认为，《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是张之洞长期变法思想主张的一个总结，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还应进一步说明的是，《三折》与《劝学篇》等文献中反映的张之洞变法思想主张之间，不仅仅是条文的类似，更重要的是其基本精神的相通。我们知道，《劝学篇》是张之洞变法思想的代表作，分内、外两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有趣的是，《三折》的核心内容也分为“整顿中法”和“采用西法”两折，这种安排应出自张之洞，因为在上引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的致刘坤一等人的电报中，张之洞就已明确地提出了中法与西法分折上奏的建议。如果说这还只是形式上的相仿，那么我们再看其精神上的相通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中体西用”的变革宗旨。《劝学篇》的核心思想是“中体西用”的文化观，在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主张中学为主西学为辅，取西学之长补中学之短，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坚持中国的伦常名教。《三折》在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上也贯彻了“中体西用”的精神，其第一折就开宗明义地宣称：“修中华之内政，采列国之专长，圣道执中，洵为至当”。同时，《三折》在主张采用西法和改革内政时也承认：“中华所以立教，我朝所以立国者，不过二帝、三王之心法，周公、孔子之学术”。在主张科举改章和设立新式学堂时，坚持“以讲求有用之学、永远不废经书为宗旨”。其二，取法日本的变革模式。日本是学习西方的成功典范，《劝学篇》主张中国可以通过学习日本来达到向西方学习的目的，中国学习日本有许多有利的条件，“我取径东洋，力省效速”。《三折》同样强调了学习日本便捷有利，“日本诸事虽仿西法，然多有参酌本国情形，斟酌改易者，亦有熟察近日利病删减变通者，与中国采用尤为相宜”。因此，在采用西法的许多措施上都主张直接仿效日本。其三，稳健的变革道路。《劝学篇》之作，如张之洞所自称“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主张有限度的变革，是要在激进派的趋新和顽固派的守旧之间寻求一条稳健的变法道路。本来，张之洞在起草《三折》时也曾有过诸如设议院之类的“骇俗”之论，但都没有写入奏折。事实上，《三折》所举各条皆平实，“布告天下则不至于骇俗”。这些都符合《劝学篇》的基本精神。可见，《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主要思想来源应是甲午以后张之洞以《劝学篇》为中心的变法思想主张。

　　
关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评价问题，过去有的学者因对清末新政持否定态度，认为新政只不过是洋务运动的翻版，并无新意，因而认为《三折》也没有什么新东西。对于这种观点，只要稍加推敲，就能发现它的破绽。其实，《三折》中如科举改章与近代新学制的建立、用人行政政策、司法制度的改革和经济法规的制定等措施，已经鲜明地指向体制本身的变革，这与洋务运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近年来，随着对清末新政的日趋肯定，研究者大多认为《三折》是新政的总纲领或总方案。笔者认为，这个说法既有一定道理，但又不甚恰切。如果以1905年为界把清末新政分为两个阶段，那么，第一阶段的各项新政改革确实大都是以《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为纲领而展开的；但是，第二阶段的预备立宪则远远超出了《三折》的内容。事实上，新政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发展，既是时势所迫，也是改革自身的内在需要，但对于清廷来说则多少有点无奈的意味，因为其最初的打算里并没有立宪这个项目。其实，在驻日公使李盛铎光绪二十七年(1901)五月关于复奏变法的奏折中已经明确提出了立宪主张，但“当时廷议尚无敢以宪法为言，独李能探本源”，李的探源之论在当时并没有反响，也没有得到清廷的赞同。可见，清廷对于新政一开始并没有一定的主见，使改革的进程显现出极大的盲目性，以至于立宪迟迟不能切实施行，终于难逃失败的命运。

　　
尽管如此，《三折》对于清末新政的意义仍不可否认。在朝廷想要变法但又不知从何下手的时候，《三折》提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变革方案，得到批准实行，使清末新政进入具体的实施阶段。可以说，《三折》推动了清末新政的开展。就此而言，这对确立主稿人张之洞在新政中的角色与地位也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