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古玺和汉印之间的风格差异是巨大的，古玺文字奇奥多变，布局欹侧错落，显示出态肆纵逸的强烈节奏。而汉印的文字和布局都是以平正、饱满、庄重为基调，显现出雍穆渊雅的仪态。由古玺到汉印之间的风格转型，是在秦代统一中国的短暂的15年期间完成的。
秦代印章能在短期内完成由古玺到汉印两种截然不同风格转型的历史使命，是因为秦在统一中国之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其玺印的文字和形制与战国时期东方各国的风格已经形成了较大的差异，而秦统一中国以后的玺印风格却是与之一脉相承的。可以说，秦代是以战国时期秦国的印风统一了东方六国印风。秦汉时期新的印风，自有其逐渐演化的过程，并不是一下子凭空生造出来的。
在新的印风确立的过程中，秦代所做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统一文字，并确定“摹印篆”为玺印专用文字，摹印篆为秦书八体之一，它基于小篆的形体结构而稍事方整，并且加入了秦代隶书趋于简约便易的一些笔意，以适应方形印面布局的需要。摹印文字的规定性促成了秦代官印的规范与统一，也标志着玺印文字由奇诡放逸的基本形态转变为以平正方整为主的基本形态。这种基本形态为汉代官印所继承，成为形成汉印风格的最重要的因素（此文由金石印坊编辑整理，转载请注明出处）。
西汉初年的官印制度基本上沿袭秦制，也基本上继承了秦代官印的风格特征。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除了文字一律用摹印篆这一条，秦汉之际的官印还有一些显著的特征。一是印体统一为方寸左右，二是印面文字一律加边栏和界格，三是印面文字一律阴刻。
具备以上特征的官印，如“浙江都水”等，学术界有人认为是秦代官印，有人认为是汉初官印，尚难定论。但汉代初年的官印形制和风格特征基本如此，则是可以肯定的。“文帝行玺”出土于广州象岗第二代南越王墓，可以确定为西汉初年官印，“琅左盐丞”从其官职可以考定颁发于汉武帝时期，大概这是汉初最晚的带有界格的官印。
汉初的官印，文字笔画愈来愈平正，以致成为一种“方块字”，印面也愈来愈填满，从而使印面上的界格失去存在的意义，并且成了一种芜杂沉闷的累赘。抛弃界格，标志着笔画匀满、形体方正的汉印风格已真正形成。
最初抛弃界格的汉官印，如“皇后之玺”，边栏和界格的位置似乎都还保留着，但这样的印例不多。大约到汉武帝中期，摆脱秦代官印特征的典型汉印风格便己经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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