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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启刚诗歌的根性特征



             杨启刚诗歌的根性特征

       ——解读《陕北陕北》组诗

 

                杨青雲文/

 

我本人在《杨启刚论》中写到杨启刚的诗歌:让我们看到高尚、庄重风格的美学价值,使我们看到民族性与现代性、个人性及普遍存在之间并不相悖的本质关系。它显示了一个地域文化意识与现实生存结合的神圣价值焕发出新的诗学奥义。而这种诗学奥义是以鲜明的整体性叙事的宏大意识,解构了一种深层“后乡土视觉”辐射的根性特征——独属于某一民族的精神与气质。甚至在最卑微也最平民的社会性意义上只属于乡土诗人,乡土诗人造就的诗学奥义,是他们在精神上为最直接的受益者,他们从中受到启迪的力量,在这里应该为他们喝彩鼓掌,这也是因为有一群关切我们的人高高举起了“乡土文学”的大旗。

近期当我本人在看到杨启刚写的《陕北陕北》组诗,在此结合诗人诗歌的“根性特征”谈点阅读体会。首先,按我本人理解杨启刚诗歌的“根性特征”,我在上文中以——一个地域文化意识与现实生存结合的神圣价值焕发出新的诗学奥义。而这种诗学奥义是以鲜明的整体性叙事的宏大意识,解构了一种深层“后乡土视觉”辐射的根性特征。那么,杨启刚诗歌的“后乡土视觉”,我也作了详细的阐述。当一个评论家把我们的“乡土视觉”与当代新诗紧密联系在一起时,这将对一个时代心灵存在的发现和指认,在很大程度上释放或重构思就是诗的别名。它尽管并不就是诗歌意义上的一种存在之思,可就是诗人这种存在之思源初乡土的命名方式,正是在此思诗学中,乡土才第一次成为乡土诗学的特殊化本质。它们在获得一种刀锋对抗的体验之后,在确立发现我们伤口深度的时候,我们就是一根草或是叫我们草根。它在生活中形成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这实际上是一种“乡土诗学”亦即进入诗人审美的本质。同时也彰显了存在之思道出存在真理最初的诗,或是最初的《延河水》:现在延河两岸的谷穗和山丹丹/在一道道旋律上升的语言中璀灿地绽开/一支优美的蓝花花/把民歌的清香唱满天空/这是一九三六年收获的秋天/河的上游结实的汉子们/攥紧手中的农具/创建和浇灌着家园/他们的身后是洁白如云的羊群/而在下游正绽放着金黄的小菊花/那些娴慧而勤劳的农妇纺棉织布/用阳光和雨露哺育孩子/她们慈爱而健康的笑容/安静地落入清凉的水中/静静的延河水就这样不息地流淌/这是我们民族创造奇迹的血脉和根源/因我们辛勤的劳动埋头苦干而蒸蒸日上/已从低处流上了高高的山头……

有论家说叙事而抒情的乡土诗,抒情才是一切诗歌的本质,诗不擅长叙事,叙事是小说和散文的功能。但是,在诗中有适当叙事,并加一抒情以强有力的支撑,让诗歌变得真实性感,情感度有可信之处。杨启刚正是一门心思在自己熟悉的乡土诗领域,抒写属于自己的“阳光和雨露哺育孩子” ,把梦幻错认为是诗,并企图依赖诗歌中乡土观念的“羊群/而在下游正绽放着金黄的小菊花”。诗人总想留住那些已被现代高强度刺激抹掉的梦想世界,最终从诗人的灵魂和生命中抽身而去,成为异化人寓言化追问的“血脉和根源/因我们辛勤的劳动埋头苦干而蒸蒸日上/已从低处流上了高高的山头……”梦想应该是诗人对生存“创建和浇灌着家园”的诞生到完成。因此,我们担心的不仅是梦想的泛滥,更是伟大梦想的渐渐丧失。

杨启刚在“延河水”中,又一次浸润了他诗歌的“血脉和根源”。他诗歌的根源或根性何以要一次次浸润出静静流淌“一道道旋律上升的语言”,诗人明显带有乡土气息生活的诗行,蒸腾着浓郁的土气,弥漫着古朴的乡村诗意,洋溢着淳朴的陕北农民情感,让读者像突然发现了一个诗歌原生态的富矿一样,感到惊喜之后的震撼,过瘾之时的乡风暖意时时吹拂着我的心。体验了这一语言的内在震颤像我在阅读伟大的诗歌中那样:它使我忧惧,分裂生命内核中置放的军火,巧妙的隐藏在诗人浓烈的情感,都在这种不动声色的叙述中达到了事与情的高度统一,乡与思充满的“蓝花花/把民歌的清香唱满天空……”很有意境和诗味。

诗人在写《宝塔之芒》中把“那座宝塔的后面/我整日能够看见/有一位穿灰色军装的伟人/从窑洞里慢慢踱出/浑身披满阳光/他有力的双手插在腰间/在晴空万里的天气里眺望远方一动不动/他的背影厚实宽阔高大/一个纯朴的农民/使我们能够从他平静的目光中/发现一股亮锃锃的骨气。”杨启刚的诗呈现出一种素朴真实的画面是源于本真生命的语言修正,将自己的文本提升到朴素直接的层面,他与那些由于修辞才能不强而不得不“朴素”的诗人完全不同。杨启刚是以写伟人呈现的“宝塔之芒”隐喻了可以触及更深审美层面的“披满阳光”。以及伟人的“双手”、“ 背影”都是为剥离出一个“农民”—— 使我们能够从他平静的目光中/发现一股亮锃锃的骨气。

诗人在没有结实可靠的隐喻背景中,诗语出来为我们造出一个“亮锃锃的骨气”。也许即使在诗歌中,我也不能发现诗歌生命的神圣与伟大这时是真真切切体现在伟人毛泽东的“目光”之上,但至少说诗人这样写毛泽东的“目光”使我体验到一种自觉放逐感的微妙与神化。杨启刚把诗化后的审美语境透明了情感经验的真切与真实,并暗藏着诗歌难以驻足的 “骨气”……如此等等,正是这些带有后现代艺术成分的特性,而非诗人不断叙说的“存在之思”,为他赢得了诗人使生命中的本真素朴和孤傲健壮,完美地结为一体。

南泥湾》的诗,总让我与从小就听习惯的一首民歌联系一起。“花蓝的花儿/尾随歌声来到了南泥湾/此刻的天空多么蔚蓝动人/边区的红太阳郑重地挂在宝塔山尖/南泥湾这个陕北的江南呵/经过大生产运动一片好风光/粮食一株株地站立在我们身旁……”质朴而深刻的乡土诗,是所有诗中难能可贵的大美品质,要做到繁复容易,写得质朴而又诗味浓郁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诗人曾认定自己属于文化界“边缘化”的一个局外人。由此,对这时代是毋庸施出自作多情的能量,使其诗作区别于酸腐学究的寓意兴趣。在杨启刚乡土观念的揭示中,他一直把本真的庸常生活成为对浪漫升华反讽的“一片好风光”。但也许正是诗人这“一片好风光”自然命定“边区的红太阳郑重地挂在宝塔山尖/南泥湾这个陕北的江南呵……”它不应一再啮蚀人们企望“千百次躬身从红土地到黄土地/岁月衔着岁月啊/以锄头和镰刀对土地的理解……比起那种立足当下乡土诗歌的言述姿态来,这种在民歌中呐喊的意识形态和无限浪漫升华的“南泥湾”,似乎是发自思想深悟中瞭望塔尖呼唤的“眼睛/在秋天那激动人心的季节/这些简单朴素的动作生动而吉祥……”《南泥湾》为我们唱响了一个时代的历史见证。《南泥湾》也为我们诗化了永恒的“南泥湾”精神。他力图重铸这种精神延展超越的有神论,却又体现出一种奇妙类似于宗教信仰“红土地”的情感态度。

《陕北民谣》用穿透力的精审语言结构了“让我们穿越民歌的音域/深入月夜伫望那片苍茫的黄土地/再回过头去倾听腰鼓敲打土地的铿锵之声/以及信天游激越冲天的阴柔与豪迈/然后被一些最朴实的歌词所打动/东方红太阳升……”在诗人视觉里,“东方红”起的一颗“太阳”就是“陕北民谣”唱红了世界,唱高了一个新中国的领头人——毛泽东。从这个意义上“陕北民谣”的神奇博大,并不依赖于刻意通灵图腾才得以树立的“太阳升”。它是借“太阳升”起的“陕北民谣”互为提升了一种热闹多彩的民歌深度。在审美方式上不够激进和震撼。但正是在这一点审美旨能上,凸显了诗人杨启刚诚实的写作态度所能阐述的乡土意义,正在于此。这就是杨启刚与那些所谓歌咏风花雪月诗人不同之处的可贵性意义。     

 

 

杨青雲:笔名三道快枪。河南邓州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韶关市批评家协会理事。2014年主持的范曾研究项目被北京市有关单位评为优秀人才。现为多家书画媒体机构和中央级报刊聘为高级研究员、副主编、专栏评论家等,其主要著作有《二月河评传》《范曾论》《杨启刚论》《郭思思论》《马忠现象的启示》《深圳天堂的凹陷才是底层的底》《杨青雲书法与绘画论稿》《樱花结》长篇小说等。现为《范曾研究》杂志执行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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