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飞宇：川大奇人刘咸炘识小录

川大奇人刘咸炘识小录

作者：文新学院08博 熊飞宇

2009年10月23—26日，“第六届中国宋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行。24日上午，宋代文学学会会长王水照先生应邀至川大讲学，对刘咸炘推崇备至；而座中诸人，一脸惘然，皆莫能详。后有一生，昂然直趋讲台，大声质问：“我所读书中，惟见刘咸荣一名，不知先生是否有误？”语毕，绕场一周，意态嚣然。盖刘咸炘有从兄刘咸荥，“荥”与“荣”形近，问者不识，反自以为是，终不免贻笑大方。

刘咸炘（1896—1932），字鉴泉，号宥斋，为近百年来罕见的“天才学者”。近世学人，与陈寅恪有并称之说者，瞿兑之（瞿蜕园，1894—1973））外，刘咸炘可谓当仁不让。祖父刘沅（1768—1855），字止唐，有“川西夫子”之称，四川双流县人。1807年迁居成都纯化街，因住宅多植槐树，故名槐轩。门人曾编集其著述为《槐轩全书》。父刘梖文，在清末民初创办十二学堂。兄刘咸焌，光绪癸卯（1903）举人，1915年在纯化街延庆寺内创办明善书塾，1918年更名为尚友书塾，取尚论古人之意。

《宥斋自述》有云：“余年三十而足不出百里，向所与游者，惟姻党及父兄门下。丙寅出教国学，始得新交数人。”1926年，张澜任成都大学校长，广聘著名学者任教。刘咸炘受聘为中文系教员，与吴虞、李劼人、吴芳吉、刘复、卢前、彭芳生、唐迪风等相识。1928年，教育部实行学制改革，在成都的农业、工业、法政、外国语、国学五个专门学校申请改设大学，合并为公立四川大学，四川省立国学专门学校改为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1931年，国立成都大学、国立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又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原中国文学院专门部并入四川大学文学院文史系。刘咸炘继续留教。“庚午（1930）、辛未（1931）之际，始一游青城，再游峨眉。壬申（1932）之夏，又蹑窦圌，登剑门，览诸山之胜，皆有游记诗歌。北游溽暑遄征，归而染疾。甫浃月，咯血而没”，年仅三十又六。后卢前有《述刘鉴泉》，以志纪念，见《酒边集》。《双流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亦有《刘咸炘先生传略》，道及“先生容貌清明，长身白皙”，“和易不拘，而谦衷自牧。主讲尚友书塾，自一九二六年迄于逝世，又先后兼任敬业书院哲学系主任，及成都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学者咸服其教。讲课之时，教室座无虚席；门窗之外，环立而听者尚有多人。”

咸炘先生虽英年早逝，于学却无所不窥。其所处时代，西方文化潮奔来袭，新与旧，中与外，冲激纠缠。刘咸炘特立独行，一方面沉潜于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研究。《幼教论纲》第一次指出国学的综合性质：“吾国学，则四部相连，多不可划疆而治”，与科学性质迥异。另一方面，他又开放地汲取西方文化的精华。其中西藏书23000多册，均有批语。曾拟书目《书原》，以为中国文化的本原，不过九十余种基本典籍。又择编《新书举要》，有五十余种。1922年，他概括了认识论的十对范畴，即“阴阳”、“虚实”、“源流”、“始终”、“古今”、“来往”、“南北”、“东西”、“同异”、“公私”，提出“推十合一，执用两中”的理论。平生著述，总为《推十书》。“推十”者，取《说文》载孔子“推十合一为士”之义。浙江张孟劬褒誉该书：“目光四射，如珠走盘，自成一家之学者也”。

先生尝自别其著述为九类：甲纲旨，乙知言，丙论世，丁校雠，戊文学，巳授徒书，庚祝史书，辛杂作，壬杂记杂钞。前五编为其学术精要所在。胡新农说，刘咸炘的学术思想，有乃祖融合儒释道三教“槐轩”之学的薰陶；同时，也吸收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新史学观念，故先生之学，于史学最为精审。《道家史观说》亦云：“吾之学，其对象，可一言以蔽之曰史；其方法，可一言以蔽之曰道家”，并说：“此史是广义，非但指纪传编年，经亦在内。学之言理，乃从史出”。因此，在谢桃坊看来，其学术并不局限于经验事实的探讨，而是以史学理论为主，进而探讨先秦诸子哲学；在价值判断方面，则以儒道结合为准绳。刘咸炘的主要著作，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中书》取儒家“中庸”之义，治学守中；《左书》研究儒家、道家和理学家的理论；《右书》论述伦理道德，包括礼制、政治；《内书》论自我修养、致知与力行的关系；《外书》是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与西方思想的比较；《浅书》是关于教育和教学的理论。其学术体系，虽有哲学家的追求，但并未走向哲学家的道路。刘咸炘仍然是一位国学研究者（《四川国学小史》，巴蜀书社，2009）。

近代学术史上有二刘，仪征刘师培与双流刘咸炘。二者皆天才卓特，渊博精深，冠于一时，得年均未满四十，而各著书数百种。前者声驰南北。1912年4月，刘师培应四川军政府之聘，赴成都任国学院副院长。1913年夏季，旋又离开，前往上海。其教学虽短，却促成“蜀学丕变”。刘咸炘广大圆通，而又明统知类。蒙文通与之论学，极为推服，曾谓：“一代之雄，数百年来，一人而已”。虽如此，身后却声名晦湮，不能如刘师培洋溢在人耳。

刘著《推十书》，凡231种，1169篇，475卷，约800万字，已刻者69种。1996年，成都古籍书店甄选其中65种，151卷影印，约400万字。因非正式出版，印数又少，故见之者不多，图书馆亦鲜收藏；且未点校，漶漫缺失，错讹尤多，至不可卒读。黄曙辉喟然叹曰：一代大师巨擘之伟著，竟若存若亡，少人发视，其亦可慨也夫。2007年，《刘咸炘学术论集》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计有“哲学编”、“子学编”、“史学编”、“校雠学编”、“文学讲义编”。2008年，四川师范大学段渝主编的《大家论学》第一辑，收录《刘咸炘论史学》、《刘咸炘论目录学》两种，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2005年，《推十书》（增补全本）20巨册，被确定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列入《巴蜀文献集成》，继《槐轩全书》之后为第二辑，由刘咸炘之子刘伯谷与四川师大黎孟德主持，想必即将面世。

抗战期间，程千帆旅居四川数年，先后在乐山武汉大学与华西金陵大学任教，晚年深有感慨地说：“四川这个地方，一方面是外面的人根本不晓得四川的学者有多大能耐，另一方面，四川的学者还很看不起外面这些人。他看不起自有他值得骄傲的地方”。拿研究来说，像赵少咸、向宗鲁、庞石帚等，读书博雅，在群经诸子的朴学方面，颇具实力。任鸿隽曾请刘大杰任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很快就丢丑走人，因为他所做旧诗，连学生都弗如。当年更因点校袁中郎《琅嬛文集》，被鲁迅嘲为“借得他一塌糊涂”（《骂杀与捧杀》）。“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四川要么不出人，要出一个就很奇特”，如廖平，又如吴虞。刘咸炘也当是其中之一。先生博涉多能，兼为深湛之思，其著述如邓林之富，无所不包，实难广览深究。本文所记，不过一鳞半爪，故曰“识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