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孟子》书，战国时列于诸子，故经秦火得不焚弃。汉代最先出。汉文帝时，与《论语》《孝经》同置博士，无訾议者。至宋元祐中，从王安石议，以《论语》《孟子》试士。司马温公以安石故，作《疑孟》，晁说之作《诋孟》。然因门户之见，并毁先贤，殊非公论。后世又有踵之者，亦徒见其蚍蜉之撼而已。
一、赵岐《孟子注》，其题辞能知孟子，而《注》多不合。孙奭之《疏》，则人以为伪托。朱子亦尝讥之。其于闳旨，故罕所发明也。历代如苏颖滨、张九成、张南轩、余允文、蔡模等，皆有著作，均罕究《孟子》之奥者。若近世孙钟元、黄宗羲等，则以私见强经就己，而不顾本文语义，尤不足论也。
一、孟子与孔子所处时势不同，愚序说已略言之。孔子时虽衰乱，礼教犹存一王之法，故孔子身体而得以教门人、卿大夫、士贤者犹众。《论语》一书，半师弟讲学之词。七十子之徒，《礼》《乐》《诗》《书》日习其事，孔子特提挚其倦肆，故孔子之言，浑约者多。孟子之时，上以立谈取士，下以议论相高。班爵之籍除，则典物无徵矣；井田之法坏，则士多无田矣。争战者以桓、文为法，故黜之；事君者以苟合为荣，故矫之。与俗人言，不得不委曲推衍其义，故孟子之词多繁。使孟子与颜、闵同时，必不如是之好辨。前人乃于此判孔孟低昂，抑何不达也？
一、惟知孟子之时，则其言仁而兼义，言心与性之不同，及养气、不动心诸说，皆知其本于孔子，无毫发之差谬。愚于本文各章已详言之，兹不赘。
一、先儒言孟子有英气害道亦非也。春温秋肃，雨露雷霆，各有功用，惟其宜而已。是非理欲之辨，世道人心所关，一味含糊巽呐以为浑含不露，是使模棱乡愿藉口也。孔子斥王孙贾舞佾，叹诸夏矢天厌，何尝无峻厉之词？以此求圣贤之分，难免差谬。
一、孔子修《春秋》，意主尊王，而孟子勉时君以致王，人亦疑之。不知当时诸侯果能行王政，则方将仁育义，正返身修德之不遑，又何敢觊觎神器？且果用孟子修德行仁，救民于涂炭，天下皆已景从，如周之天命未改；修方伯连帅之职，恪守侯封，如文王之服事可也。若其天命已去，讴歌讼狱不期而集，应天顺人，俾周之子孙修其礼物，作宾王家，如杞宋世守，长保祀事可也。不幸托诸空言，未见实用，而生民既展转于锋刃，周亦竟灭于强秦，是孟子之所恸也。
一、赵岐谓孟子长于《诗》《书》，尹焞谓孟子通《易》，皆滞解也。言以明道而已。道得，则天地万物之理皆吾身之理。约而守之，亦可恢而广之。言可为经，行可为法，亦何经之不通？而何事之仅合于经乎？
一、有德者必有言。韩昌黎曰：气盛则言之短长、声之高下皆宜。文章之道，不越乎此二者。《孟子》书文章最妙，只缘道理烂熟于心，信手拈来，自然精妙。又充实之光辉见于文字者，浩浩落落如此。眉山苏氏得孟文妙处，亦其天资高明，胸少尘滓，故得其大凡，然与孟子之道德文章浑而为一，则未逮耳。
一、《孟子》七篇，前人谓孟子自订，非也。书中于门弟子称子，诸侯王多以谥称，其为门人所辑无疑。秦火以后，孔孟之徒多无考据。想孟子门人如乐正子辈，必有一二人得其道者，然后彙为此书。若竟无人，何以与《论语》同存？前人不知圣贤无心身后之名，徒见后世学者竞夸著述以求遗迹，于是以孟子自为此书以贻世也，亦浅甚矣。
一、文章与风会相因说者，谓圣贤亦不能不随世运。如《周易》一书，孔子之言较羲文明畅，不知世俗之文则为风会所囿耳，道德之言不然。孔子系《易》，惟恐人不识前圣之义，随文敷畅，其词固多易晓。然《杂卦传》一章简奥，岂逊羲文？可见孔子非不能为简约之文，特为门弟子言，不得不求其易知耳。孟子之言亦易解，然《尽心章》该天人性命许多义理，其奥岂复有过？而其文亦不伤烦，若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简矣；而其义累千百言，未易明也。学者不求诸本源，而第以文词求圣贤，愈难而愈远矣。
双江刘沅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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