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子殷人，成汤之后，姓子，氏孔，名某，字仲尼。孟僖子言其祖之贤曰：吾闻圣人有明德者，其后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某乎？则先代培植深厚矣。然圣父元配施氏，生孟皮，病足，不成人。继娶妾，又生九女。圣父年五十始求婚颜氏，圣母徵在来归，又无子，祷于尼山，始生孔子。然则天道神而莫测，圣人生亦犹乎人，不必生而即异，如开天之圣人矣。故有谓圣母祷于尼山，升而草木之叶上起，降而叶皆下垂者，又麟吐玉书曰：水精之子，继衰周而为素王。二龙绕室，五老降庭，空中有钧天之乐，神女擎香露沐浴等事，皆愚儒无识，传会为之，其诬妄不足论固已。即嬉戏陈俎豆，亦后人误会。古人席地而坐，必用俎豆盛食物，乃便于取食，童孺嬉戏，偶取玩之，亦不足异。后人误以为行礼之笾豆，谓圣人生而即知礼度，谬矣！夫子不云乎？人能宏道，非道宏人，我非生而知之者。使夫子不好古敏求，发愤忘食，未必遂造精微。其自叙平生自志学至不逾距，具有年岁功夫次第，奈何以为天授，不假修为，使后人诿于质薄，甘失为人之理乎？
圣父生孟皮、九女等事，不从《家语》，详见后。
一、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二十一日，以《春秋》考之，由朔日庚辰至是日，恰得庚子，《谷梁》为正，而或犹异说，不可解矣。或谓是年日食，非生圣人之岁。不知日食有常限，人君敬畏天命，则必警惧自修，而必择吉岁乃生圣人，是天亦趋避吉凶矣，一何可笑。
一、孔子身长九尺六寸，当时号为长人，郑人谓其颡似尧，项类皋陶，肩似子产，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则生质异常，固亦有之。后人因传其有三十九表，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然七十子之徒未闻或有道及，其为庸妄传会可知，欲尊圣而反诬圣矣。
一、太史公作《孔子世家》，尊为至圣，其见甚卓，而载孔子年岁及事迹多舛谬。盖秦火以后，书籍罕传，史迁搜罗采集，以见闻汇叙之，固宜不实，然其志无他也。如云野合，盖子嫡母施卒，孟皮不成人，乃求婚于颜氏，则继娶矣。圣父年五十，而圣母及笄，婚时六礼不备，故云然耳。至言孔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按：昭子名张唁，鲁昭公称为主君，阿景公意，辅孺子荼，人品不足道也，孔子何为而主之哉？且欲以通景公，稍有志节者不为，而况孔子？朱子採《世家》亦信之，断不可从。
一、古书所载年岁，多不可信。《史记》掇拾残编，叙孔子年岁，其舛固不待言。即《家语》为孔猛所传先世遗书，然《汉书·艺文志》云《家语》二十七篇，颜师古曰非今所有《家语》，则是孔子先世之书已亡。而今之所传，乃后人所附益，亦当慎择之。如伯鱼先颜子卒，而《家语》言孔子二十岁生伯鱼，六十九丧子，颜子少孔子三十岁，年三十二卒，孔子当六十（九）[二]岁，是颜子卒在伯鱼前矣。凡若此类，若拘牵《史记》等书，年月并孔子事迹亦多可疑，故当综核群书，知其大概，不必穿凿附会可也。
一、孔子生于陬昌平乡。昌平，山名，乡因以为号。三岁丧父，少时固居昌平，后徙居曲阜，不知何年。以情事揣之，必圣母既卒，孔子适周问礼归来。《史记》云：归而门人日益进，乃徙居鲁之都城。其谓少时设教于闾里，则居昌平时；后居阙里，则徙曲阜时。阙里，即阙党也。《水经注》云：孔庙东南五百步有双石阙，故名阙里。阙里有二，孔子始居昌平乡阙里，后徙居曲阜，为闾师，设教于阙里。城中虽有比庐，而孔子为闾师，居阙里，北方闾门以石为阙。里也，党也，则以其居民多少而为之号。孔子家贫，故少时即设教于闾里。周制原有闾师。已而为委吏、乘田，亦因贫故，当均在少时，孟子不言何年为之。委吏、乘田职固卑贱。孟子云：会计当而已矣，茁壮长而已矣。言其职易称，以为为贫而仕之法。而云伯鱼以此时生，鲁君赐之以鲤。贱职何以动君之听？岂当时民数必陈于君，尚沿旧制，君故特赐之欤？当阙疑也。
一、适周问礼，《史记》谓年十七时，《庄子》云年五十一。按：孔子年十七，南宫敬叔尚未来学，且圣母在堂，孔子不应遂适周，则《史记》所云，其时太早。《庄子》年五十一，孔子已知天命，其时已晚。阎百诗以孔子从老聃言日食事，断为昭公二十四年，似矣。然昭公十五年、十七年、二十一年、二十四年皆日食。《史记》云见老子归，而门人日益进，则当是圣母没后，三年丧毕，孔子乃适周问礼。然《左传》云孟僖子将死，乃遗言命南宫敬叔往事夫子，僖子死于昭公二十四年，岂敬叔不居丧，即于是年从孔子？且即于是年从孔子适周欤？是亦不足信矣。以事迹考之，夫子天质不凡，其生知安行，只是日用伦常之理，知之即能行之。至天人性命、一以贯之之道，非师不明。故言：吾闻周有老聃，博古知今，则吾师也，吾将往而学焉。夫子自言十五志学，三十而立，其适周必在圣母没后、年二十四五以后。然以《左传》证之，南宫敬叔尚未来学，《家语》又不足信。窃按：左氏言孟僖子病，不能相礼，苟能礼者从之，其悔过学礼，固自楚而反已。然既知孔子为达人，必不迟至二十余年，而后命二子从事，是左氏及其将死也句为可疑矣。盖必自病不知礼，后即不久而命子从事孔子。此诸书年岁之不可尽信，其一端也。
一、孔子问礼于老子，既云将往而学，后复称为犹龙。又云吾从老聃助祭，闻诸老聃云云，则孔子从之颇久。且孔子固知礼者，鲁备六代礼乐，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亦复何所不究？若但问礼而已，老子以王府所藏示之，亦不过如问官郯子，何至叹为犹龙？而子夏对魏文侯，亦言仲尼师老聃。世儒谓圣人为天授，又以老子为异端所托，遂不信夫子师之。《庄子》载老子告孔子，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出于地。此先天后天八卦所以异位，即人心道心性命所以颠倒也。而君子得时则驾，不得时则蓬蔂而行，又用行舍藏所本，故喻以犹龙，称为吾师。若老子但即故府之礼，启椟相示，何遂敬之如是？聪明深察而近于死，博辨宏远而危其身，及矜气骄态，泰色淫声，人以为孔子所无，谓老子为妄语。然孔子不闻以之为非，而后人代孔子不平，已可笑矣。且禹戒舜以慢游与傲，臣子面斥其君，舜亦非傲与慢游之人，而相与安之，何也？大圣人相与儆戒之意，精益求精，岂末学所能窥及？况以老子为师，既无益于老子，亦复何损于孔子？不自用而取诸人，圣人所以为大也。文王师鬻熊，武王师尚父，文武不因之而贬损。孔子师项橐，人亦信之，惟不信师老子。老子之书，不言药，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白乐天且能言之矣。异端邪术托于老子，老子何尝有是？贬斥老子，无关轻重也。而以孔子为无师，生而已然，使学者望而窘步。于是愚者安于愚，智者骋其智，不知万物何以皆备于我，下学何以达天，遂有读破万卷弗践伦常、高谈性命流于迂曲者。夫道本人人所有，圣亦人人可为，及其成功一。人皆可为尧舜，孔孟未尝阻人以学圣也。因授受不真，故修己治人之功，不从本原正始。而言理学者，亦仅以知觉运动为性，多学而识为能，凡事天立命，辅相裁成，一切均驳而不纯，故愚特辨之，岂必为老子解嘲乎？
一、孔子为委吏、乘田，孟子言其为贫，盖公家之胥役耳。而史迁云为季氏吏，大误。
一、商羊、萍实等事，人矜传之，以为圣即在是。不知天下之大，古今之繁，名物、象数、山川、土物及典籍之富，虽圣人必不尽悉。夫子言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诘子贡以多学而识即曰非也，予一以贯之。此等事即偶然闻见，知之亦不为奇。盖圣人所知者，理而已。理本于天而着与伦常，伦常本于心性，存心养性，驯至于与天合德，则万事万理，一以贯之。故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谓五伦各尽其道，贵贱各有其职，皆当乎天理人情之极耳。若必事事周知，物物详究，无论不能尽悉。且夫子已言有弗学问思辨笃行矣，言有不必学问思辨行者则置之，当学者则百倍其功，非但谓不学之则已也。自人误解有弗二字，反以博洽为能，而于心性不克致中致和，五伦不克尽诚尽道。故此等处不分明，遂以圣人为难学。学固无多，道莫大于伦常，尽性敦伦即为全人，何必才智聪明，始足以希圣也？
一、孔子平生事迹，秦火以后失传，太史公采集为《世家》。列于《世家》，尊以至圣，其功甚大。但编次年月，以事相从，不尽确当。后儒徵引考定，为之年谱，为之辨论，然多有矛盾，弊由不综圣人平生，以义决断也。如孟子去孔子未远，且亲受业于子思，而于主痈疽瘠癏不援据其年月，直以理断之，信其必无，此为特见。今孔子言行具在遗编，而两论及孟子尤可依据者。窃尝细心考之，孔子生而有异质，亦有令闻，因家贫，少时即设教于闾里，已而为委吏，为乘田，不过如今胥役藉瞻升斗，初非受命于朝，有禄位也。迨圣母卒，而可以远游，乃适周问礼，以《曾子问》及各书考之，孔子从老聃盖久，故前人以为从学三年，后辞归。而史公言门人日益进，则前此虽为委吏、乘田，实以讲学为业。可知夫子本居昌平乡，其迁居至曲阜，亦当在圣母卒后，因门人日多，远来从学者藉升斗以给膏火，多仕于季氏。如今书吏有事趋公，无事听讲。冉子退朝，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是其明徵。夫子盛德日新，门人等又尝称道其师之贤，故遂为中都宰，为司寇。已而桓子主政，夙知夫子之贤，言于鲁君，使之摄相。春秋时，晋主盟中夏，却秦楚侵陵，凡盟会征伐，列国皆从其令。晋灵公幼，赵盾专政，以大夫而会诸侯，后（袭）[习]以为常。列国渐渐亦以大夫应命。故凡执政者皆专其国之权，是大夫专政不止鲁三家也。季氏专鲁，以君命命孔子，以本国臣子从君大夫命，乃义之当然，非无故枉道比也。前人执仕于私家之义，谓鲁定公用孔子。然定公安能夺桓子权以与孔子？桓子以君命命孔子，即可受也，岂私事权臣者比乎？孔子摄相而即出藏甲堕三家，桓子不以为非，则圣人未明明裁抑之，而实已暗暗救鲁之衰，惜未竟其功。鲁受女乐，孔子遂行不待君命，亦不告季孙，遽尔辞官，自是遂不敢归鲁，周游列国，陈、蔡、齐、卫诸邦或主贤臣或主门人之家，历有年所。桓子卒，康子立，奉父遗言召孔子，子乃归鲁，而年亦已老矣。鲁亦不用孔子，子乃删订《诗》《书》、修《春秋》以教其徒。至正礼乐一事，儒者亦相传而误。夫子平日言行及训门人莫非文、武、周公之礼乐。间有不合时势及旧制所未及者，夫子以意损益之，门人效之。迄今凡夫子言行所及，《小戴记》所载，其大概也。其实礼乐必自天子正定，夫子安敢取王制而更张之？即正乐之事，亦是因与师挚、师襄等交游，私相考定，非径取故府宫悬而裁节之。非特此也，即删订《诗》《书》《春秋》，亦止以便门人诵习，非欲传后。是故夫子周游列国，在归女乐之后，非不得志于鲁，遂遍游诸国，以求知遇。前人未知此意，云周游七十二君之廷及泗上十二诸侯，岂不大谬？但圣人德成于己，即欲推以成人，虽羁旅未尝忘之，故荷蒉知其磬心微生，斥其为佞。而孟子亦言三月无君则皇皇，盖谓其心切救民，非汲汲惟恐不遇也。然则夫子始终一讲学人，何乃误认而妄言耶？
一、《家语》载圣父娶施氏，生九女。娶妾，生孟皮，不成人。晚乃娶于颜氏。详考其事，殊不足信。夫生九女而后娶妾，则年已在四十余近五十矣。生孟皮不成人而又娶，其不成人由其病足，盖足不仁耳。而孟皮有子有女，则病足当在受室之后。受室必成人时，是圣父娶颜氏，年已甚晚。《正义》云六十四岁，理或然也。然考圣父为鄹大夫，襄公十年，从晋伐偪阳抉悬门以出门者，孟献子称其有力如虎，则年方壮。又，十一年即生孔子，孔子生三岁而孤，圣父年不过六十余耳，其娶颜氏何得在六十岁外？且圣父为鄹邑大夫，卒于鄹。不久失官即家于鄹，故孔子生于鄹之昌平乡而少贱。伐偪阳时，左氏曰：鄹人纥则已失官矣。孔子生长于乡，故曰鄹人之子。圣父娶颜氏时，施氏盖已卒，故曰求婚于颜氏，不然则妾矣。使孟皮为妾子，则四十外娶妾生孟皮，已有子女而始病废，复娶颜氏，圣父年当七十余。而以偪阳事及孔子少贱核之，实不然也。《家语》多不足信。信其不悖理者，故愚断以孟皮为施氏所生。
一、孔子诛少正卯，先儒力辨其无。然当时三家擅鲁，卯为鲁之闻人，意必委蛇出入于三家之间，如孔光、荀彧辈，名为公臣，实乃依附权臣。子谓其心逆而险，行僻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则是貌是心非，到处苟合之人。夫子为司寇，固有罚恶之权，故请于君以诛之耳。若非君命，而子诛之，则为专擅，且季氏岂有肯听之哉？
一、是书人人诵习，历代先儒注释已繁。我朝日讲四书，尤无美不备，科举遵奉朱子，本不敢为赘言。第平居授徒，偶有一得，门人钞存之，久而成帙，私付梨枣，非愚志也，高明谅之。其考辨亦第举其大者，余悉随文论正，见于附解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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