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张伯端的生平
张伯端，字平叔，后改名用成（或诚），号紫阳，临海县城（即台州府城）璎珞街人①。据《图书集成·神异典》载，张伯端生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住世九十五岁；又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十九《张用成传》载：张伯端“于元丰五年（1082）三月十五日趺坐而化，住年九十九岁”，以此推算，张伯端应生于宋太宗雍熙元年（984）。二者说法稍异，通常认定后者为多。
张伯端出生在临海县城一个富有人家，青少年时期即博览群书。据他在《悟真篇·序》自称：“仆幼亲善道，涉猎三教经书，以至刑法、书算、医卜、战阵、天文地理、吉凶死生之术，靡不留心详究”，《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十九《张用成传》载：张伯端“少无所不学，浪迹云水”，《临海县志》载，张伯端“幼时无书不读”，以及从他晚年所著《悟真篇》等用明白晓畅的诗词来表达深奥内丹义理的诗才，都可以看出，少年时代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不仅用功苦读应试科举的必读经书，还研读刑法、书算、医卜、战阵、天文、地理等经世致用书籍，充实自己，盼他日能步入仕途，出人头地。
张伯端也十分喜好游山逛水。据《历代名道传》和《中国历代名道》云：张伯端读书之余，常去故乡的盖竹山和离故乡不远的委羽山、天台山游玩。盖竹山洞（在临海城南）是道教“三十六小洞天”中的第十九洞天；委羽山洞（在黄岩城南）是道教“十大洞天”的第二洞天；赤城山洞（在天台城北）是道教“十大洞天”的第六洞天，天台山（在天台城北）则是佛教天台宗发祥地。盖竹山、委羽山、赤城山和天台山历来是浙东佛道胜地。时经五代十国战乱后天下初定，进山求佛问道者络绎不绝，那些云游至此的僧、道高人浪迹山水的生活令张伯端十分向往。道家的神仙生活和佛家的西方极乐世界对青少年时期的张伯端产生了深刻影响。
此时的北宋已经恢复科举制度。且“太宗即位……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中”，为不违父意，求得功名，张伯端入太学，专攻儒业，然而举进士不第②。后来只得做了一个小小的台州府吏。从此仕途绝进，府吏一做就做了四十年，直至张伯端六十余岁时，他身边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才戏剧性地改变了他后半生的命运。
据《临海县志》记载，张伯端酷爱食鱼，近乎一餐无鱼即食不甘味。一日家中婢女送饭至衙门，恰张伯端外出，同僚有意与张伯端开玩笑，便将其所嗜之鱼藏到了屋梁上。张伯端归后，欲食无鱼，顿生满腹怨气，怀疑鱼被婢女偷吃。归家后便拷问婢女，婢女被冤而无法辨解，一气之下竟上吊自尽。几天后，鱼在梁上腐坏，掉下蛆虫来，察看后方知是同僚藏鱼所致，才知自己冤枉了婢女。悔恨莫极，“乃喟然叹曰：积牍盈箱，其中类窃鱼事不知凡几”③。
张伯端由此开始反省自己的平生所为，觉得自己满腹经纶，到头来却碌碌无为有如庸人，做下如此糊涂的事，真是官场误人。痛定之后，张伯端打定注意：退出官场还自己一个自由之身；与自己的过去告别， 去追求自己年轻时就向往的道家生活。他赋诗云：“刀笔随身四十年，是非非是万千千。一家温饱千家怨，半世功名百世愆。紫绶金章今已矣，芒鞋竹杖任悠然。有人问我蓬莱路，雲在青山月在天！”赋毕，即将自己所掌案牍一把火全部烧掉，以此彻底斩断了自己的尘缘，显示自己入道的决心。
张伯端冲动之下火焚文书案，触犯了大宋“火焚文书律”，因此被流放岭南充兵服刑。北宋时的岭南分为广南东、西两路（大体相当于今日的广东和广西），当时属于野蛮荒僻之地。张伯端此时已是一个年过花甲的老者，大概由于年高，服刑不长即被获释。岭南浙东，关山万重，张伯端获释后没有再回故乡，而是在岭南一带云游。
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张伯端云游至桂州（今广西桂林），幸运地遇上当朝龙图阁学士陆诜镇守桂州。《宋史》卷三百三十二《陆诜传》载：陆诜，字介夫，馀杭（今属浙江）人，进士起家。陆诜同情张伯端的遭遇，又慕其才学，彼此又是浙江同乡，遂将其“引置帐下，典机事”，收留作为随军幕僚。张伯端生活得以安定下来，公务之余，专心钻研丹书。以后陆诜相继镇守延州（今陕西延安）、秦州（今甘肃天水）、凤州（今陕西凤县），张伯端一直随从。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陆龙图公诜镇益都（今四川成都），（张伯端）乃依以游蜀”，任四川节度使陆诜部下安抚司参议。
四川乃天府之国。去成都西南百余公里，有道教十大洞天的第五洞天的青城山，为道教发祥地之一。相传黄帝曾来青城山问道于宁封子；天师张道陵在此结庐修道；晋范长生、隋赵昱及唐杜光庭等相继遁迹此山。山上有许多宫观，有许多仙人留下的古迹与传说。成都市郊还有道教圣地青羊宫，相传老子曾于此化生，度尹喜成仙。张伯端抵成都后，公务之余，仍孜孜寻访古道迹仙。“熙宁己酉岁（1069）”的一日游青城山归来，天色已晚，遂宿在近郊宫观天回寺。正是这一晚，“以夙志不回，初诚愈恪，遂感真人授金丹药物火候之诀”④。张伯端得到真人传授的金丹大道，时年86岁。
张伯端所遇“真人”究竟是何人？其本人一直未明言。薜道光《悟真篇注》云：“仙翁（指张伯端）游成都，遇青城丈人，得金液还丹之妙道。”称张伯端所遇的真人为青城丈人。陆诜之孙陆思诚作《悟真篇记》，据刘海蟾之徒王冲熙称“刘海蟾之传，举世唯张伯端知其道”之言，推测张伯端所遇“真人”即刘海蟾。元代道士赵道一编纂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载，张伯端“遇刘海蟾，授金液还丹火候之诀”。《山西通志》谓“遇刘海蟾，授以金液还丹之道”。张伯端的后学白玉蟾及其门下弟子留元长、萧廷芝等，则明言张伯端出刘海蟾门下。从时代与丹法看，张伯端遇刘海蟾是可能的。
“真人”所授“金液还丹火候之诀”，“其言甚简，其要不繁，可谓指流知源，语一悟百，雾开日莹，尘尽鉴明，校之仙经，若合符契”⑤。张伯端得丹诀后，遂悉心揣摩、研究，修炼十分用功，不久，得道成丹。然而，就在张伯端随陆诜到成都的第二年，也就是张伯端遇真人授其丹法的第二年即宋熙宁三年（1070），陆诜病逝于成都，终年五十九岁。张伯端生活再次失去了依靠，遂“转徙秦陇”（指秦岭、陇山一带地区），又一次踏上云游四方之路，过着“芒鞋竹杖任悠然”的飘然出世的修炼生活。
张伯端离开成都，飘徙辗转于秦陇大地。这期间，根据其师口传的真诀，结合自己修炼的体验，于宋熙宁八年（1075），完成了道教史上的重要著作《悟真篇》。张伯端著《悟真篇》后，没有停止在丹道理论上的探索，又参照《传灯录》等佛书，作诗歌、词曲、杂言三十二首，后人称之为《禅宗诗偈》或《悟真篇拾遗》，是张伯端由道入禅，禅道双融的结晶。此间，张伯端还著有《金丹四百字》，以精炼的文字阐述内丹修炼入门之法。
与此同时，为不使真人所传大道失传，张伯端千方百计寻找丹法的传人。然而，先后三次物色了人选，可惜所传非人反遭祸害。张伯端在宋元丰元年（1078）写的《悟真篇·后序》中云：“伯端向己酉岁，于成都遇师传授丹法，自后三传非人，三遭祸患，皆不逾两旬。”又言：“初再罹祸患，心犹未知，竟至于三，乃省前过。故知大丹之法至简至易，虽愚昧小人得而行之，则立超圣地。是以天意秘惜，不许轻传于非其人也。缘伯端不遵师语，屡泄天机，以有其身，故每膺谴获，此天之深戒如此之神且速，敢不恐惧克责。自今以往，当钳口结舌，虽鼎镬居前，刀剑加项，亦无复敢言矣。”显然，张伯端发誓再不敢轻易将丹法传人。
上述所谓张伯端所传非人，遭罹祸患之事，大概是指其所传之人出言轻薄，以致有人谴责他“妄传”妖法，甚至还将他告到凤州太守那里。“凤州太守怒，按以事坐黥窜”，发配邠州（今陕西彬县）。起程时，正值隆冬季节，秦陇大地白雪皑皑，天寒地冻，行路十分艰苦。走到邠州境地的一天，张伯端与解差一起在大雪纷飞中走进一乡村酒店里饮酒御寒，正巧碰上过路的石泰。石泰（1022—1158），扶风（今属陕西）人，一说常州人，字得之，号杏林，一号翠玄子。乐善好施，常以医药救人而不求谢，唯愿植一杏树，久遂成林，故人称石杏林。这时石泰见这白发老人，披枷带锁冒雪行路，顿生怜悯之心，遂邀张伯端与二解差共桌同饮。席间，得知张伯端受了冤枉后，就对张伯端说：“吾与邠州太守有故旧之好，助汝解此厄难。”之后，石泰与张伯端一起去见邠州太守。果然，邠州太守当堂释放了张伯端。为此，张伯端深为感动，并想起师傅“异日有为汝脱缰解锁者，当宜授之，馀皆不许”的嘱咐，心里揣测“莫非师嘱应在此人身上！”就对石泰说：“吾平生无有绝学奇技，只喜好学道，虽无大成，但怀有真人所授金丹大法。今传汝，望惜之”，遂授以丹法。石泰叩头拜师，其后依法修行，不久成道，有《还源篇》问世。
张伯端自传法石泰后，仍遍游秦陇之名山大川，拜访有道高士。同时，更加专心修炼精气神，并仔细研究儒、释两家典籍，从中寻找真谛、义理，历炼心性，以佐丹功。在秦陇云游日久，张伯端因《悟真篇》成书后，一直未能广为流布而时时忧之。他吸取以前传法中“三传非人，三遭祸患”的教训，认识到要使《悟真篇》广为流布需“有巨势强力能持危拯弱、慷慨特达、能仁明道之士”⑥。于是转赴河东（指今山西南部）拜访马默。
马默（1020—1100），字处厚，单州成武人（今属山东）。登进士第。“性刚严疾恶”，“遇事辄言无顾”，是个忠正廉直的大臣。曾知登州、曹州、徐州，有政绩，颇受士民爱戴⑦。时值马默除河东转运使，张伯端前去拜访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张伯端非常敬重马默的人品，马默也十分仰慕张伯端的道法高深。《山西通志》载，“（张伯端）访扶风马处厚默于河东”，“冀城紫阳宫即其修炼处”。可见张伯端依附马默后，就在冀城（今属山西）一道观中居住修炼他的道法和内丹。此道观后因张伯端被奉为南宗内丹之祖而改名为紫阳道观。
元丰初年，马默被朝廷召为司农少卿时，张伯端前去送行，并以一直珍藏的《悟真篇》稿授之，曰：“平生所学，尽在是矣，愿公流布此书，当有因书而会意者”⑧。据陆诜之孙陆思诚作的《悟真篇记》载，后来马默将《悟真篇》传于司农寺主簿南阳张坦夫等，《悟真篇》因此得以流布。
张伯端在丹法有了传人、著作有了依托之后，加上年事已高，时时有“落叶归根”之念。因思乡心切，不久即动身回故乡临海。张伯端回到故地，除了重游旧时故迹外，然后，就在临海县城以北六十里的百步溪旁边的百步岭筑庐隐居修炼。据其最后一位弟子王邦叔辑录的其晚年著作《玉清金笥青华秘文金宝内炼丹诀》（简称《青华秘文》）卷首言：“张子野人，身披百衲，自成都归于故山，筑室于山青水绿之中，万物罄然而怡，怡然若有所得。客传于市曰：遭贬张平叔归于故山矣，从游之士丛然而至。且泣且拜曰：先生固无恙乎？且夫奔涉山川，逾险阻者，于兹十年，而貌不少衰，形不少疲者，其有术乎？”所说张伯端归隐于故乡某山，筑室于青山绿水中，此山即是百步溪旁边的百步岭，并道出晚年张伯端归故乡后，临海县城街市上互传消息，有许多人去看望、拜访他的情况。张伯端筑庐百步岭隐居修炼期间，著录了《青华秘文》，总结其后半生对佛家典籍研究的心得，阐发其佛道双融的思想。
宋元丰五年（1082）三月十五日，张伯端在百步岭趺坐而化，终年九十九岁。死前留有《尸解颂》云：“四大欲散，浮雲已空。一灵妙有，法界圆通。”又俗传张伯端在百步溪羽蜕（溺水亡），其尸体随溪水飘流至下游溪岸一村庄边，后来该村就叫仙人村。邑人敬其神仙之道，在百步岭其修真之地建紫阳真人祠以祀，在百步溪边立有“紫阳真人仙化处”石碑，把临海县城璎珞街其故居称为“紫阳楼”，并在其故居旁建紫阳道观。日久，香火不旺，祠观栋宇破损。清雍正皇帝景仰张伯端道法之高深，遂从国库中拨出专款，派工部主事刘长源来临海督造，朱观察伦瀚同监其工，于雍正十年（1732）动工，整修、扩建璎珞街的紫阳道观和百步岭的紫阳真人祠，历时两载竣工。雍正皇帝并于雍正十三年（1735）三月十八日御笔题《道观碑文》：“紫阳生于台州，城中有紫阳楼，乃其故居。去郡城六十里有百步溪，传为紫阳仙化处”，“岁久，香火岑寂，特命发帑遣官，载加整葺”，“特以朕景仰高踪，表其宅里”，“各为殿堂门庑若干楹，并置田若干亩以资香火，有余，则以赡其后裔。雍正十二年（1734）二月经理告竣，爰志其缘起而刻诸石”。《临海县志》载：“紫阳道观，清雍正十年（1732）建，祀宋张用诚。凡二所，一在郡城璎珞街，一在县北六十里百步岭上”，“以用诚故居在璎珞街，又俗传百步溪为用诚羽蜕处，两处各建观宇，竖御制碑文，天章焕烂，辉映江山。”因张伯端倡导内丹丹法与理论之先驱，才使内丹学在后来得以发扬光大，故内丹南宗奉张伯端为第一祖。
二、张伯端的著作及其宗教思想
张伯端的内丹丹法、理论及其宗教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悟真篇》、《禅宗诗偈》、《金丹四百字》、《玉清金笥青华秘文金宝内炼丹诀》和《八脉经》等著作中。张伯端的代表作是《悟真篇》。自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得刘海蟾授此“金液还丹火候之诀”后，遂悉心钻研，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著《悟真篇》予以阐扬：“罄所得成律诗九九八十一首，号曰《悟真篇》，内有七言四韵一十六首，以表二八之数；绝句六十四首，按周易诸卦；五言一首，以象太乙；续添《西江月》一十二首，以周岁律。”用此九十三首诗词来阐发内丹丹法，专讲“养命固形之术”。《悟真篇》之正文完成后，张伯端认为“及乎篇集既成，又觉其中惟谈养命固形之术，而于本源直觉之性有所未究，遂观佛书及《传灯录》，至于祖师有击竹而悟者，乃形于歌颂、诗曲、杂言三十二首。”张伯端作于元丰元年（1078）的这三十二首歌颂、诗曲、杂言即《禅宗诗偈》，又名《悟真篇拾遗》，并将其附在《悟真篇》正文卷末，二者始合二为一。因其取佛教禅宗理论较多，故后世注释本中，有的予以收录，有的不予以收录。
《悟真篇》流布后，先后收录于《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子部》等从书中，同时也被收入《道藏》、《道藏辑要》、《道藏精华录百种》等道教典藉中。
张伯端在《悟真篇》完成后，还著有《金丹四百字》。该著作同样以歌诀形式写成，五字为句，四句为一韵，可分为二十首五言绝句。篇前有一千三百余字之序言，综述金丹修炼之要义，对内丹之术语和基本方法作了概括性的阐明。该书文字精炼，系张伯端内丹学思想的概括和总结。同《悟真篇》一样，历代为此书作注释者颇多。该书收入《道藏》。
《玉清金笥青华秘文金宝内炼丹诀》简称《青华秘文》。系张伯端晚年回到故乡临海隐居百步岭时的著述，由其年轻的弟子王邦叔辑录而成。卷首自称将所授青华真人“玉清金笥长生度世金宝内炼丹诀”著为图论，言其“简而易行，详而不杂，身里分阴阳之主，壸中立四象之枢”，直泄金丹秘旨。该书收入《道藏》。《道藏提要》称：“其书有图有论说，有诗有口诀，叙内丹理论、功法，较《悟真篇》明晰畅达，乃一部重要之丹书。”
此外，张伯端尚著有《八脉经》。又称《奇经八脉》。八脉是指十二正经以外的八脉。因为此八脉不属正经系统，旁辟蹊径，故被称为奇经。在内丹运作上，奇经八脉是内炼与“炉火”的根本所在，在内丹丹法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张伯端在此书中对此作了精辟论述。
《悟真篇》、《禅宗诗偈》、《青华秘文》系张伯端的三部重要著作，这三部著作较清晰地反映出张伯端宗教信仰与追求过程的思想轨迹：开始由儒入道，倡以道教内丹为中心的三教归一说；中间则出道入禅，以彻了禅宗性学为归宿；最终乃禅道双融而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内丹理论。现简述之。
（一）《悟真篇》：出儒入道，倡以道教内丹为中心的三教归一说。张伯端未入道前，虽“涉猎三教经书，乃至刑法书算、医卜战阵、天文地理、吉凶生死之术，靡不留心详究”，但其大半生走的是入太学，步入仕途为府吏四十年，以及随军做幕僚的儒家之路。直至晚年才斩断尘缘而入道。入道后，“孜孜访问，遍历四方”，“……游蜀，遂遇到刘海蟾授金液还丹火候之诀……修炼功成，作《悟真篇》，行于世”⑨。《悟真篇》思想上的一个重要特色即宗承钟离权、吕洞宾的内丹学说，极力倡导三教归一说。
张伯端认为，先秦儒典中隐含性命之旨，而实无丹诀付授，因而儒家之徒实际上不知有性命之说；“释氏以性宗立教，故详言性而略言命”；传统的道教修炼方术，则“以命宗立教，故详言命而略言性”，三者皆有失于偏颇。在张伯端看来，“性命本不相离”，只有以“性命双修”为宗的钟吕派内丹，才是唯一得性命真传的“正道”。可见，张伯端对“性命双修”的推崇。同时，张伯端对儒、释、道三教各立门户，互相攻讦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奈何后世黄缁之流各自门户，互相是非，致使三家宗要迷没邪歧，不能混一而同归矣。”并言：“教虽分三，道乃归一。”这种三教归一的思想，贯穿于《悟真篇》之始终。但是，张伯端的三教归一说实际上仍以内丹为中心，是以“性命”之说来撮合三教。
所谓“性”即理性，修性即修心；所谓“命”即生命，修命即求长生。修“性”与修“命”的目的是修炼成金丹。因此，张伯端在《悟真篇》中言：“学仙须是学天仙，惟有金丹最的端"，“万卷仙经语总同，金丹只此是根宗”。张伯端之所以要修炼追求成仙，是因人生短促，人世间的荣华富贵只不过是过眼烟云，万贯家产总有消失的时候，他感叹人生“百岁光阴石火铄，一生身世水泡浮”，因此他认为求道成仙才是人生追求的最高理想。
（二）《禅宗诗偈》：出道入禅，以彻了禅宗性命为归宿。张伯端提倡性命双修，修炼内丹从修命入手，进而修性。认为“释氏以性宗立教，故详言性而略言命”，甚至连佛教中最上乘法的禅宗也有单修性之嫌，这也正是佛教在修性方面的长处。养神修性，道教不如佛教，故要向佛教借鉴，引用禅理以练心性，吸取禅语以倡内丹修性之法。于是，张伯端便由道入佛，以禅客的口气写下了《禅宗诗偈》，提出先内丹后禅宗式的道禅双修理论。
《禅宗诗偈》序言云：“欲体夫至道，莫若明乎本心。故心者道之体也，道者心之用也。人能察心观性，则圆明之体自现，无为之用自成，不假设功，顿超彼岸。”明本心，察心观性，本是佛教禅宗的主旨，而张伯端却认为这是“无上至真之妙道”，并认为此道与老子、庄子的本旨是一致的。《禅宗诗偈》由此表现出的哲学观也与禅宗基本相同。其中的《三界唯心颂》讲的是与禅宗同一个意思，即认为万事万物皆是“真心”的显现。再如其中的《即心是佛颂》云：“佛即心兮心即佛，心佛从来皆妄说，若知无佛亦无心，始是真如法身佛。”这简直就是禅宗“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的翻版，而且比禅宗的隐晦奥深要明白得多。正由于此，精通禅宗的清朝雍正皇帝，将张伯端的《禅宗诗偈》收入他精选的禅宗语录集中，并敕封张伯端为“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
（三）《青华秘文》：禅道双融，创立独具特色的内丹学。《青华秘文》表现了张伯端提倡禅道双融，回归于道的思想发展。他在《青华秘文》中提出了“心为君、神为主、气为用、精从气”的理论，认为“心者神之舍也，心者众妙之理而宰万物也。性在乎是，命在乎是。”张伯端以心的主宰作用统摄内丹学说中的性与命，形成道禅融合的哲学体系。具体修炼中，虽先命后性，其实始终突出心、性的主导作用，谓精气神三者中神为重，强调须从真心（静定之心）中产生的“真意”去照顾引导，炼精炼气。因而突出静心定性，更为强调定性，而且须以元性（指本元之性）为炼丹的主导。而元性的获得关键在于“静”，入静取法禅宗的忘心、觅心。张伯端在《青华秘文》中云：“就无妄心中生一真念”，又言：“若佛氏之上所谓真心则又异焉。放下六情，了无一念，性地廓然，真元自见。一见之顷，往来自在。盖静之极，至于无极，故见太极。”以道教静极而见无极，无极而太极之说解说禅宗，言禅、道两家性学之殊途同功。《青华秘文》以禅宗性学理论阐发道家内丹学思想，这明显地表明了张伯端融摄禅宗于内丹学说中，大大发展了性命兼修的内丹学。
三、张伯端在道教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张伯端由台州府衙门里的一个小小刀笔吏，在人生的古稀之年，以非凡的毅力斩断尘缘而入道，历尽艰辛孜孜以求，终成一家之学，并于身后形成南宗一派，自己亦由此成为南宗首祖。他以自己后半生的人生实践实现了“性命双修”，“禅道双融”的内丹学说，在道教史上取得了极高的地位。
张伯端在中国道教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由其代表作《悟真篇》而确定的。在《悟真篇》之前，亦有一些谈修炼内丹的著作，但大都篇幅短小，不成系统，而《悟真篇》尽管文与义有隐晦之处，但比以前这些著作显得意涵明显，更便于指导实践。同时，《悟真篇》中采用了《周易参同契》的一些术语，并首倡以《阴符经》、《道德经》为祖经，从而使丹道学说自成体系，且学有所本，扩大了炼内丹的影响作用。因此，张伯端是内丹丹法与理论的真正集大成者，也开树了内丹学说的一代宗风。
张伯端与北宗首祖王重阳相比较，张伯端没有组织教团，没有制定教规教义，却于身后形成南宗一派，其内丹丹法通过弟子代代相授，后世对其代表作《悟真篇》的注释，也一直延续不断。
张伯端的内丹术主要有两大传授系统，一为清修系统，即由自己身体中精气神所炼得的内丹，此系统被后世奉为张伯端丹道嫡传正宗。一为双修系统，即通过男女性修炼而得自己身体之药进而炼得内丹的方法，此系统亦称出自张伯端之传。
清修系统的传承是张伯端——石泰——薜道光——陈楠——白玉蟾。这五人被奉为“南宗五祖”。其中石泰著《还源篇》、薜道光著《复命篇》、陈楠著《翠虚篇》、白玉蟾著《指玄集》和《上清集》等。这些后辈们或宗承《悟真篇》以内丹为中心的三教归一论，或宗承《青华秘文》道禅融合、先命后性的内丹说，对张伯端的丹道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南宗至白玉蟾始建立教区组织教团，因此白玉蟾的门徒众多，他们也留下了一些颇为成熟的丹书，可以说白玉蟾使南宗在南宋时期达到了鼎盛。进入元朝后，南宗清修派因教力弱小，没有受到元朝皇室的扶植，于是逐渐与北宗汇合流传。
内丹双修与道教传统的房中术有直接的渊源承袭关系。双修系统正式建立旗号的是宋代的刘永年，而真正奠基者则是南宋的翁葆光。翁葆光首先运用阴阳双修法来注解诠释《悟真篇》，从而开辟了《悟真篇》阴阳双修的研究习炼系统。其著作《悟真篇注释》、《悟真篇注疏》、《悟真直指详说三乘秘要》等，均是以阴阳双修思想和方法来诠释《悟真篇》的。在其影响带动下，以后元明清三代，双修内丹家辈出，他们继承以双修解析《悟真篇》的传统，并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著作。可见，张伯端是南宗内丹双修派的理论鼻祖。
总之，道教南宗的清修系统与双修系统同奉《悟真篇》为祖经，共尊张伯端为始祖。南宗内丹从清修一系的传承，到双修一系的发展，贯穿于宋代以后的中国道教历史发展中。张伯端所倡的“炼己筑基、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的内丹丹法，仍然是当今“却病去疾、延年益寿”的气功理论与实践的依据。《道藏精华录》称赞《悟真篇》“辞旨畅达，义理渊深，乃修丹之金科，为养生之玉律”。《四库全书提要》对《悟真篇》评价：“是书专明金丹之意，与（魏）伯阳《参同契》，道家并居为正宗”。这里将《悟真篇》与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述修仙炼丹术的经典著作、有“万古丹经王”之美誉的《周易参同契》放在同等重要位置，可见张伯端的《悟真篇》在中国道教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已故中国道教协会会长陈撄宁先生曾这样评价张伯端：“紫阳师一刀笔吏耳，彻悟后，居然能用非常手段，斩绝尘缘，不可谓非大智大勇矣！《悟真篇》序所言涉猎三教经书，以至刑法书算，医卜战阵，天文地理之术，靡不详究。虽古圣哲何以加兹，岂公门中人所能望其项背哉？除《金丹玄旨》直接魏祖心传而外，尚有《悟真篇外集》，深契达摩最上乘之妙道，久已收入佛教《禅宗语录》内，性命双修之学，至师始集大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呜呼！其初不过一刀笔吏耳！”⑩纵观张伯端一生，此评价是高度概括而又十分准确的。
注：
①《临海县志》载，“张伯端，字平叔，璎珞街人”。宋《嘉定赤城志》载，“张用诚，郡人，字平叔”。清雍正皇帝御书《道观碑文》云，“紫阳生于台州，城中有紫阳楼，乃其故居”。
②《临海县志》载，“肄业辟雍，不第”。
③⑨见《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十九《张用成传》。
④⑤见《悟真篇·序》。
⑥见《悟真篇·后序》。
⑦见《宋史》卷三百四十四《马默传》。
⑧见《悟真篇集注》卷首篇陆思诚（字彦孚）作的《陆彦孚记》。
⑩见陈撄宁：《中国道教史提纲》。
编辑：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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