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坤舆万国全图》
地图的传说：九鼎是地图？
大禹治水的故事家喻户晓，据《史记》记载，他“左准绳，右规矩”，手执测绘工具，“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据传说，黄河之神河伯曾送给大禹一块刻着黄河流域地图的石板。这些都是当时地图测绘的反映。平治洪水后，大禹巡行天下，划华夏大地为九州，并调查各地的物产与土地，以此确定贡赋，由此形成了先秦地理名著《禹贡》。从此之后，“九州”成为中华大地的代称，“禹贡”则成为地理著作的专称。
而关于九鼎的传说，更给后世的地图学史研究者带来许多想象。据《左传》、《史记》等典籍记载，大禹收聚各地的铜，铸成象征九州的九鼎。有学者认为，上面刻有九州的图像，就具有地图的意义，不过实物不存，已经无法考证了。
据研究，古本《山海经》是有图画的，因此《山海经》又称《山海图》。大诗人陶渊明的《读〈山海经〉十三首》中就说：“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可见陶渊明所看到的还是插图本《山海经》。
此外，《周礼》、《周易》、《国策》、《管子》、《孙子兵法》等先秦典籍中，也多次提到“图”及其作用。可惜即使庞 大坚固如九鼎，也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地图里的政治： 忍看画图移颜色？
《论语·乡党篇》提到，孔子“式负版者”，版即版图。国家地图因为代表国家，“神圣不可侵犯”。秦国自战国时期以后，就把吞并诸侯作为既定国策，并最终在秦王嬴政手中得以实现，这期间，就发生过一件跟地图有关的著名故事。
公元前228年，秦攻占赵都邯郸，赵国灭亡，赵的北邻燕国上下一片恐慌。为此，燕太子丹找到刺客荆轲，让其假扮使者，带着秦国降将樊于期的首级和燕国督亢(今河北涿县、固安一带) 地图献给秦国，企图伺机刺杀秦王嬴政，以缓解秦军的攻势。秦王召见荆轲时，不加戒备，欲一起查看督亢地图。随着地图一点点展开，图穷匕现，荆轲抽出藏于地图中的毒匕首刺向秦王，可惜没有刺中，自己反被杀害。这次刺杀的失败加快了燕国的灭亡，最后收入秦国版图的，当然就不只是督亢了。
这个故事因为司马迁的精彩描写而彪炳千古，同时也强化了地图作为国家土地乃至国家尊严的代表意义。
大地测量：行到天文测绘要画出地图，首先要进行测量，古人的测量方法由简到繁，发展出诸多办法。据《春秋纬》说，五帝之一的炎帝，为了度量大地而远涉几十万里。大禹也曾派遣太章从东到西、竖亥自北至南步量国土，可见当时步量(踏勘)是大地测量的基本方法之一，以至于几千年之后，还有人把地图命名为《禹迹图》，意即大禹的足迹。
依据西汉刘歆《西京杂记》记载，当时有一种记道车，可以计算行路里程，东汉张衡将其改进后称为记里鼓车。这种车利用差速齿轮原理，行车十里则敲鼓一次，敲鼓满十则敲钟一次，大大提高了里程测量速度。
立杆测影是利用测量日影的长度推测距离、位置的方法。具体方法是：在同一天的中午，在南北方向两地分别竖起同高的表杆(通常高8尺，相当于1.88米)，然后测量表杆的影子，并根据“寸影千里法则”(日影差一寸，实地相距千里)推算南北两地距离，并把夏至日的影长为1.5尺的地方视为方形大地的中心。据《周礼》记载，这个地点在阳城(今河南登封)，这也反映了古人“天圆地方”的观念。
“寸影千里”是相当粗略的经验值，后来被南朝天文学家何承天、隋代天文学家刘焯和唐代天文学者僧一行、南宫说等的理论和实测所否定。
早在西汉的《淮南子》中，就记载了测量太阳高度的基本方法，到三国时，吴国人赵爽在为《周髀算经》作注时，绘制了日高图。日高图是利用双杆测量日影推算太阳高度的示意图，利用相似三角形边长成比例的原理测得太阳高度和两地的较远距离，为间接测量提供了方法。数学家刘徽说：“凡望极高，测绝深，而兼知其远者，必用重差。”他流传至今的《重差》有9个算例，包括测算海岛、山松、楼房的高度，测算城池的大小，测算涧谷的深度，测算河口、湖塘的宽度等。
汉代以后，先后发明了浑天仪、覆矩、牵星板等测量工具，天文测地活动更加活跃，方法更为精密，先秦常用的步量、丈量、立杆测影方法也仍然具有生命力。到了明代万历十年(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带来了西方的天文测地方法。为了编修历法，在礼部侍郎徐光启的主持下，崇祯二年(1629年)，成立了由西方来华人员参加、采用西方测算方法的西局，并与采用中国传统天文测量方法的中局一起，共同进行天文观测。
经过5年的准备，制造了象限大仪、纪限大仪、平悬浑仪、列宿经纬天球、万国经纬地球、候时钟、望远镜等10种新式仪器，并开始实施以测时刻、定方位、测子午、测北极高度为内容的实际观测，西法取代中法的趋势已经显露出来。清代前期与后期两次全国性地图测绘，都采用了近代西方天文测绘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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