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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与反思:中国非遗保护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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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不该“说”,而是着重“做”

  文化遗产有物质的载体,更有无形的精神,二者有时介体不同,有时又一体两面。

  物质文化遗产以物存世,较早地得到了我国文化研究领域方面专家的重视与保护;相反,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无形抽象,在我国被重视的程度一直不够。2001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19项代表作获得通过,中国昆曲入选。自此,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日渐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尤其是在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国在2004年加入这一公约之后,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如今,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经走过了十几个年头,在这十多年里,我们见证了非遗保护的萌芽、发展以至兴盛,更目睹了在不断兴盛的过程中,其间所夹杂的问题与矛盾。尤其是在全球化已然成为一种世界共识的今天,民众对自我文化的认同与保护,已经不能也不可以仅仅停留在“说”与理念演绎之上,相反,应该着重于怎么“做”以及行之有效的身体力行。

  谈到身体力行,不由得让我想起日本非遗保护的历史与现实。从1950年5月《文化财保护法》公布以来,日本政府对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视体现在诸多层面。首先,国家资助金被推进;其次,培养传承人形成制度;再次,教育、文化、学术研究等相关事业不断跟进。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日本的口头传统、祭祀节日、风俗习惯与饮食文化等一度陷入危机的民俗文化呈现出勃勃的生机。日本不但成为一个现代文明较为发达的国家,其文化传统也得到较好的承继与弘扬。其非遗文化不但接续了民族传统,承载精神层面的意义,而且在融入当代生活、融入社会发展上形成了自己的运行体系,圆融有序,周流不滞。因此,日本的成功引起了中国人的重视,但是这重视需要往深层追究而不是简单的形式模仿。

  举一学术研究上的小小个案。十几年前日本学者盐野米松出版了一本题为《留住手艺》的著作,该著作以口述史的写作方式,收录了作者对十多位(16篇)日本手艺人的采访感想以及采访实录的提炼,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是开创了“听写体”。受访手艺人大多年事已高,有的在中文版图书未出版以前已经去世。细致查看作者备注的时间,会发现这些采访多是在20世纪90年代完成,多数距今已超过20年。20年前的日本,无形文化(我们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开展得有声有色,这声色之力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对问题的真正思考。作者本来已经开始小有影响的文学创作,但是他遵循心性,为那些手艺人立言,为一个民族与国家留住属于自己的文化。后来他还是成了名,被人问得最多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使传统手艺生存下来,他的回答有三:一是维持让手艺人的产品销售出去的环境;二是找到相对便宜的原材料;三是要有传承人。

  不是缺乏资料,而是缺少理论照进现实

  在中国,我们的非遗保护工作也进入抛开表面文章,直面现实问题的深水区。我们提出了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等等这些看似相当科学也十分合理的保护理念,但是这些理念如何践行,目前尚没有一个好的案例得到大家的共识。

  可是与此同时,我们的研究课题、学术论文、媒体报道却以每年倍数增长的速度,涌现非遗的各种观点与见解。而在这热潮之中,又有几人是沉潜在传承人身边,踏踏实实为其一鸣的人?多年来我一直在非遗的世界里摸爬滚打,五年前的博士论文,两年前对博士后出站报告的悉心准备,让我较多地接触了这浩如烟海的非遗资料。初读是一种惊喜,为这种井喷式的关注与觉醒而喜,细读后却是悲凉,因为十之八九是似曾相识、是蜻蜓点水、是信口开河。偶有几位有理论、有观点者,也明显缺少与非遗实际胶漆与共的追踪思考。相反,倒是那些伪非遗,反而叫声颇高,一如盛夏蝉鸣,唯恐不知天之燥。当下,我们看到全国各地的非遗保护,多数是问“如何可以申请非遗项目”、“如何用非遗挣更多的钱”以及“如何可以通过非遗带动地方经济发展”。这些想法不能说不可以,但却是舍本逐末,甚至连保护非遗的初衷都未可知。反问之:非遗真的有那么大的能耐吗?若有,它还需要什么保护?

  十多年来中国非遗保护已经走出了自己的特色之路,比如顶层设计的助推力、保护体系与保护机构的建立健全、保护方法的不断探索等。然而现实仍有那么多的不尽如人意,有各种瞒天过海与利益竞逐,有无厘头的行业内憎恨与盲目攀比等等。矛盾与问题倒逼体制机制的健全,进而我们反思“何谓非遗保护”、“非遗保护的目的与归旨是什么”以及“非遗传承人体制机制如何健全”等非遗本质问题。

  我们之所以要反思自身,就是希望通过反思找到更多、更好、更切合实际的路。因此,非遗保护首先要防止将非遗利益化作为唯一出路。那些高呼产业化运作的人,往往重视的不在手艺人的“艺”与“道”,在乎的是如何挣得更多的钱。但是人世间很多东西不是金钱所能够衡量的,价值也不全在有形与可度量的天平上。相反,我们应该鼓励媒体报道的深入性、思考性与纪录性;鼓励那些有一定学术积累和理论基础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老师与研究生们长期跟踪自己的研究对象,不以年度甚至是三年五年的短期效应为归旨的学术沉淀;要督促政策的制定者们,不以会议落实会议的方式制定政策,而是根据不同非遗项目的属性,也包括不同地区非遗的差异性去制定更加细致的保护条例与保护政策等。

  不是利益口号,而是文化探寻

  当然,反思不是否定,而是理解之后的懂得。以传承人为例,我认为传承者的意义不在于是否被标榜了身份,也不是技艺本身能给从业者带来多少名与利,相反,传承者的意义在于对所传技艺的爱、懂得和认知,对所秉持文化的接纳与奉献,对自我身份的自觉与自尊。反之,所有不以爱为追求的从业者,都是一种利用,非但不会传承,反而戕害更深。

  时间和空间,是我们认识事物所必需的尺度之一。在历史的长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的积淀,是明确历史变迁踪迹的学问,是普通百姓日用而不离的共享秩序,体现着较强的地域特征和民族标志性,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最后屏障。因此,在生活的流动中,在时代的转换里,民众的思想必然随世事变迁而呈现出永恒的“变异性”。保护非遗,自然就成为一种文化探寻的过程,而不是结果。

  从横向坐标来看,日本、韩国、欧美及世界其他国家在非遗保护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地方是开启中国非遗保护的经验之门,但又不全是经验的问题,还有生命哲学的影响、文化理念的限定以及社会发展的境况等,这些都毫无疑问地将影响中国非遗未来发展之路。如果说文化是生产、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被价值衡量之后的传统文化。它像水一样有千姿百态的形态,但是它有水的本质与定力,因此它可以滋润大地,养育禾田,更成为飞禽鸟兽须臾不可离的生命之源。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一样,它不是利益的口号,不是名誉的桂冠,它踏踏实实地生长在文化的土壤里,是汲取社会发展的力量之源。人们从它“这里”,寻检生活变迁的踪迹,并获得生命的支点,从而花开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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