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从人从需，谓人之需也。需，由雨和而构成汉字字型，而是苗的须根，因雨而哺育。儒，是文化，如甘霖焉。杜甫《春夜喜雨》诗曰：“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儒音乳，哺乳之意。文化如同母亲的乳汁，哺育我们成长。儒，又音柔，谓非刚猛、勇武，而是温柔的教诲，是和风细雨，而不是狂风骤雨。儒家是先秦时期中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流派，汉代以后，儒家文化成为中国的主导文化，影响并统治中国的政治形态和社会意识达两千年之久。儒家文化是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政治建构和政治思想是按照儒家的理论建立并运行的；儒家文化又是一种社会文化，它渗透在古代中国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和左右着人们的思维范式和行为模式。
关于儒家的来源，有多种说法。
汉代刘向、刘歆、班固等认为，诸子百家出自周官。其中，儒家是从周代主管教育的官员转化而来的。《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叙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其他各家如道家出于史学之官，阴阳家则出于天文之官，法家则出于刑法之官，名家则出于礼乐之官，墨家则出于祭祀之官，等等。当代学者冯友兰先生按照这个架构进行了新的诠释，认为诸子百家均出自士人：儒家出自文士，墨家出自武士，道家出自隐士，名家出自辨士，阴阳家出自方士，法家出自法术之士。[1]儒家前身为官，在周天子缺少足够的力量来豢养这些官员的时候，其后人便流落为江湖文士，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无论出自教育的官员，或出自文士，所说的可能是一回事，而冯友兰的“文士”说则更为合理些。
近代学者章太炎认为，儒者是指一种以宗教为生的职业，负责治丧、祭神等各种宗教仪式。他在《国故论衡》中说：“儒本求雨之师，故衍化为术士之称。”当代学者李泽厚也同意这个观点，认为儒家是巫师演化而来的。
许慎的《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故又有把儒者看作为江湖术士的。据郭沫若考证，“儒”本是鄙称，儒家这一称号，也不是孔子自家封号，而应是墨家对孔子这一学派的称呼，带有贬低其地位的意思。
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宋微子的后裔。先祖本宋襄公的支脉，因避乱奔于鲁，改姓孔氏。至叔梁纥，以年过六旬老人娶颜氏少女徵在，野合而生丘。丘少有大志，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年七十三卒。临终前，叹道：“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孔子在鲁，应仕途而不顺；周游列国，虽大贤而不能用。故以毕生的经历从事教育事业，授徒三千，培育贤人七十七。《史记》说：孔子身高九尺六寸，人称“长人”。周的量度，每尺大致相当于现在的23厘米（而不是吴承洛先生在《中国度量衡史》中推算的19.91厘米），则孔子的身高是221厘米，确是“长人”。
关于儒家的主张和观点，《庄子·渔父》做了精辟的总结：“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以上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庄子的评断是历来对儒家评价中最为中肯的。儒家本是一种政治学说，作为一种显学，儒家主张入世，上效忠其君，下教化百姓。故，儒家是为臣者的学问，是士大夫之学，与韩非子派法家的君主之学（或谓帝王术），或墨家的平民之学不同。简单地说，儒家是士大夫在君主制下如何经营、管理天下的学问。从儒家的历史发展来看，它的确为士大夫所尊崇，成为士人的精神支柱。历代帝王虽然推重孔夫子和他的儒家，但在政治统治上更倾向于韩非子，把他的“帝王术”视为枕中之秘术。所以，后代有人评价，自秦汉以来，君主所行者非夏、商、周三代的“王道”，而是“霸道”。王道者，即君主行礼乐教化，堂堂正正地统治其臣民，所行是儒家之道；霸道者，则运用智谋权术和恐怖威势来控制国家，算计人民，所行者是兵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的那一套。比如北宋王安石改革的时候，就劝宋神宗行三代之政，而不要效仿唐太宗，因为三代是王道，唐太宗是霸道。儒者的最高理想是推行王道，建设王道乐土，但因为君主不能行之，所以不得已而求其次，忠君爱民，守正恶邪，匡扶正义，并随时准备为这个事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儒家虽然崇尚政治上的进取，但还有一套安身立命的哲学，即“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由此避免昏暗的政治现实所带来的杀身之祸，以“苟全性命于乱世”。总之，儒家有宏大的政治理想，也可以迁就眼前的政治现实，万不得已的时候还可全身而退，有一套进退自如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技术。
儒家创始人孔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也是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人。司马迁说：“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可谓至圣矣！”并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来形容孔子伟大的一生和卓越的人格。（《史记·孔子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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