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唐蕾打电话，她还在北京："又写我？你什么都知道，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她说。第二天她就回成都了。上一次，朋友要写她，她也是从大理飞回来的。所以，大家一直认为她很有"职业道德"。
唐蕾曾在德国卡塞尔艺术学院学习，又在波恩住了一年，这期间一边打工一边搭顺风车游历欧洲，她给我看那时的照片，笑嘻嘻地说："我也曾那么粉过(成都方言：漂亮)。那时我体重才80斤呀……"唐蕾如今不年轻了，身材也没有以前好，但她明亮的眼神却没有变，还多了母性的柔软温和。她又笑："现在不粉了，只有炫耀自己的慈祥了。"
这样一个喜欢流浪的人从德国回来后，当然不想上班受约束，也不想做家庭主妇。挣点零花钱，便是小酒馆诞生的原因。起初唐蕾只是一个画家的妻子，她以为小酒馆会成为艺术沙龙，让她的艺术家朋友们晚上有地方可去，所以小酒馆里除了画就是书。后来"菠菜"乐队的吉他手唐炜在小酒馆认识了唐蕾，唐蕾得知他在医院给人守夜，一个月只能挣200多块钱，原因就是为了练琴。"我一听这个觉得太苦了，就让他来我这里做吧员，白天可以在小酒馆练琴，一个月工资肯定比那边高许多。"好心的结果是唐炜在这里结交了很多爱摇滚的朋友，像"另外两位同志"的主唱欢庆、"小肉肉乐队"吉他手谭宜锋、鼓手杨彬、原"夜叉乐队"吉他手黄卓等等，因为得不到主流媒体以及音乐制作商的青睐，他们被称为"地下摇滚"。这些人从客人变成朋友，又从朋友变成主人。他们在小酒馆开party、作现场摇滚演出，很自然地，小酒馆作为摇滚同志的家的名气传了出去。
唐蕾的想法很简单：她只想给热爱音乐的年轻人提供一个演出的空间，即使他们每年烧坏一套音响也无所谓，可是有巨大分贝的摇滚吓跑了其他客人，每当小酒馆有演出时，要喝酒消费的客人都跑了个精光，包括她的艺术家朋友们，也决不会在有演出时坐进小酒馆。但唐蕾要坚持到底，因为她是个说话算话讲义气的人。这时她的心思已经不在经营小酒馆上了，全花在了怎么找赞助维持乐队的生活上，不过效果也一般，乐队还是很穷。后来唐蕾以策划和制作人的身份和几个朋友成立"暗渍横行工作室"，投资给乐队作宣传，做小样，不带孩子时就帮助乐队联系一些演出。圈内人挺认同他们，也挺喜欢他们，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拒绝了商业。
渐渐地，这种方式走入良性循环，乐队也有收入了。但乐队排练也很成问题，最早乐队是在小酒馆排练，结果110来了好几次，楼上的住家老来找唐蕾的麻烦，说晚上你闹，白天你还闹。他们就不敢排练了，后来找了一个小破房子排练。唐蕾跟大家开玩笑说："如果这个房子是我的，我就开一个百年老店，以后我老了，成了一个老太太，还在那里，这是我的理想。"这种音乐演出能做多久她不知道，但她觉得自己会竭尽所能，跟着形势变。
小酒馆的名气已传到国外，成为成都夜生活的人文地标，许多第一次到成都的人也许不会马上去小酒馆，但他们的最后一站一定是小酒馆。时至今日，唐蕾还是不认为自己很了解摇滚乐，她说："摇滚乐让我感动，乐队坚持做好多年的精神让我感动，我觉得坚持就会有结果。到最后音乐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我支持的是这样一种精神，一种生活状态。"
于是唐蕾感动了我们，大家说她是成都摇滚的教母，简称"摇母"。唐蕾不喜欢这个称呼，毕竟是女人，觉得这个称呼不好听，她更乐意别人提"母亲"的概念，有人问她小酒馆是不是她的孩子，她说："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或者说，它是我的新生命。"唐蕾侧影小酒馆是刘家琨设计的，被深棕色木器摆满的小酒馆，看上去温暖、厚实，不仅是成都地下摇滚同志的演出之家，更是他们的精神家园。深秋的时候，唐蕾用啤酒杯装上玫瑰红的小菊花，摆在被我们的手肘磨得澄亮的桌子上，她穿着布衣坐在吧台里和画家朋友们打"斗地主"或"锄大地"(扑克牌的一种新玩法)，一只脚架在另一只脚上，吐着烟圈，对吧员说："放那张巴基斯坦的。"于是迷幻的巴基斯坦音乐颤颤地从CD里摇出来，我的心也跟着迷离。这个生于情人节的女人在夏天换上了会细细反光的裤子，花60元在三里屯淘来的上衣也有含蓄的铜色光辉，黯哑灯光下她的烟头忽明忽暗，背后是当年从意大利搜回的民间乐队唱的《我的太阳》，以至于我每想到她，就看见一团暗夜微光。只有在客人都走得差不多后，这张CD才会被拿出来放，那首著名的《我的太阳》，被不知名的乐队演绎得清澈明净，歌剧的华彩褪尽后，只留下令人动容的精华，正如一个魅力女人，就算韶华已逝，内里的光辉还是遮掩不住，一丝丝透出来让人侧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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