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人性以及人文关怀
心事浩茫
承蒙朋友关爱，有幸听到南阳师院李世桥教授关于“文学与人性”的精彩讲座，虽然这是个老掉牙的老话题，还是触及了灵魂与灵感，浩茫心事汹涌而来，竟不能自已......
“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动物性是人性的基础，大约已经没有什么异议。让人惭愧的，是许多人许多时候，忘记的了人比动物还多出些什么，人比动物高级在哪里。于是，一些人被叫做“鸡”，一些人被叫做“鸭”，一些人被惊为“老虎”，还有一些被唾弃谓之曰“苍蝇”“蚊子”之流。但是，武断的将一些“另类”的人或“异化”的人描述为某类动物是否合适，我是深感怀疑的。比如自然界里的“鸡”自有一套天然的择偶标准，母鸡们一定会按照基因的指令去寻找健康雄伟的公鸡，而不是其他，但人类所谓的“鸡”则丢掉了那样的自然属性，她们只为人民币服务。再比如丛林里的“老虎”只懂得填饱肚子，而人类所谓的“老虎”却是暴殄天物穷奢极欲。显然，无论好坏，人与动物总有所不同。我最不同意将坏人骂为“禽兽”，禽兽有那么坏吗？实事求是的讲，人类在善与恶两个方向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动物界固然没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福利院”，但也不会有以大规模消灭同类为快事的“战争”。所谓“人性本善”与“兽性本恶”是一个伪命题。从生物解剖学的角度看，好人坏人的每一个器官都属于哺乳动物灵长类人科，因而都是人。把坏人说成不是人，那是
偷换概念。
要研究人性，必须将好人坏人都看做人，才是科学理性的态度。“人性论”讨论了两千多年没有结论，并非人性异也，概念异也。那么，好人坏人，是否存在一个普遍的、共同的、甚或是永久不变的人性呢？这让人不禁想起七十多年前鲁迅先生与梁实秋先生之间那场关于“人性”的论战。以吾观之，两位先生都是选择性失明，他们蒙上一只眼睛干架，鲁迅看不见“普遍性”或曰“共同性”，梁实秋看不见“特殊性”或曰“阶级性”，把一个本来完整的“人”撕扯得粉碎。现实中，芸芸众生又何尝不是选择性失明呢？尤其令人惊诧的，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好人，竟然变成了坏人呢？
历朝历代的革命者终究会蜕变为贪官，导致王朝更迭，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不知道是不是可以从人性中挖出一条坏基因来。在“打老虎”风生水起的今天，“老虎”们的桃色新闻令人叹为观止，百姓闻之无不切齿。这一现象让我又想起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先生的好事，这位长着一张娃娃脸的“老男孩”和一位名叫莱温斯基的小女生在白宫里弄出了动静，着实让美国人为之蒙羞，但美国人民原谅了他。同样是男女之事，个中差别又在哪里？难道美国人的人性比中国人的人性大度不成？显然不是。美国的制度有效切断了男女私事和国家公器之间的联系，而中国的“老虎”们却可以利用制度漏洞让纳税人为他们的私事埋单，是否公私分明、善恶有度，才是要害。克林顿和中国“老虎”们男女之事的行为差异，由于制度文明的作用，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最终沉淀在心理层面，乃至基因层面上，就会形成有所不同的人性吧？可见，普遍的人性或许存在，永久不变恐怕未必。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用理性节制情欲于一个合理的状态，以获得人生的幸福。用理性节制情欲产生制度文明，制度文明反过来改造人性止于至善。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曾经说过：好的制度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使好人变坏。惜哉这位伟人只提出了一条好思路，却没能构建一套好制度，以至于后来“老虎”丛生，遗患至今。
我相信制度文明可以促进人性的进化，但还不够。说到底，制度只是一种工具，而不是目的。人之所以为人，人与动物最终区别开来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想，在“饮食男女”之上，人还应该有形而上的追求。追求纯粹的爱，美好的信仰，追问活着的意义，这才是人比动物更高级的地方吧？虽然终有一天，我们都将归于虚无，终有一天会海枯石烂，地老天荒，我们站在时空的深处，孤独而又寂寞，但也正因为此，才更需要在我们的心中点燃一轮不灭的太阳，照耀我们的生命。人文关怀，应该为一切有良知的文学家所自觉的追求。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慈悲为怀，含泪微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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