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血输注（WBT）开始于1667年，作为一种精神疾病的治疗方法，但预期效果不佳，由于其科学技术和防腐方面的缺陷，最初输血的治疗效果和广泛使用受到限制。英国产科医生詹姆斯·布伦德尔于1825年首次采用同种异体输血，然而直到20世纪初，随着输血设备改进、消毒措施和血型鉴定方法的出现，WBT才变得安全有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柠檬酸盐的应用，得以将献血者血液分离出来，贮存到血库，然后再输注到受血者体内。二战期间，Elliott和Strumia率先将全血输注转变为成份血输注（BCT），生产干血浆作为“创伤性休克”的复苏产品。
20世纪70年代，传染病、血液分离技术和经济发展进一步推动了输血治疗从WBT向BCT的转变，此后高容量晶体和BCT复苏一直是治疗休克的主流方案，根据损伤控制复苏的理念，为了避免休克复苏产生医源性损伤，21世纪初失血性休克的现代输血策略“全血输注”的概念时隔多年又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中。现代研究已将WBT的作用扩展到创伤急性凝血病和血管内皮细胞受损的治疗中。许多美国创伤中心现在正在将WBT与BCT并用，作为失血性休克患者的一线治疗。展望未来，WBT很可能再次成为失血性休克患者首选的液体复苏疗法。（2021由美国外科医生学会出版）。
全血输注（WBT）是在放血疗法（即静脉切开术）的时代引入的，早期医生认为大多数病理生理学与“体液失衡”有关，因此对WBT的科学基础了解有限，输血的后续原理和成功应用源于多个世纪战争、实验室及大量的临床实践，从实验到治疗跨越门槛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来确立输血的三大核心原则：血型、防腐和保存（即供血者和受血者血液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离）。正是通过这些历史记录，输血的故事及其在失血性休克复苏中的作用开始了。
回顾过去
目前，每年创伤相关死亡的患者中，由于失血性休克致死的约占50%。在医学不发达的年代（前现代）输血的原理尚不清楚，其风险尚不明确，效益也不清楚。17世纪的英国内科医生理查德·洛尔（Richard Lower）是最早将输血视为潜在治疗出血的方法的之一，1666年他成功地将一只狗麻醉后，从其颈动脉取血，然后输注至另一只狗颈静脉，这使他成为第一个证明输血可行性的人。几年后，法国路易十四的内科医生让·巴蒂斯特·丹尼斯为一名15岁的男孩进行了一次小容量的羊血输注，以确定他是否发烧，虽然男孩在异种输血中幸存下来，但第二位患者在反复的羊血输注后失败了，丹尼斯因谋杀罪受审，尽管最终被宣判无罪，但巴黎医学院限制丹尼斯进行任何进一步的输血，尽管这些大胆的输血尝试理论上可行，但值得警惕，会付出惨痛的教训，当时社会和教会认为该做法是危险的，历史学家Zimmerman和Howell认为，“鉴于对无菌、免疫学和凝血过程的认知缺失，并且在行政和教会的反对压力下，停止了输血治疗的尝试，这是值得庆幸的。”
WBT禁令持续了150年，直到1829年英国产科医生詹姆斯·布伦代尔应用输血疗法获得了成功。在伦敦盖伊医院工作的布伦德尔观察到多名产妇患者因产后出血而死亡，他总结说，作为最后的手段，这些患者应该尝试输血，根据他在动物研究中的发现，布伦德尔通过他自己发明的一种称为“重力器”的装置（重力势能转换为动能原理）成功为严重产后出血（丈夫对妻子的输血量为120毫升）患者输血获得成功。他在1820年发表评论说，“通过注射器输血是一种可行且有用的手术，输血治疗在经历了忽视、反对和嘲笑之后，被证明是一种可行的治疗方法。”最终他报告了10次成功的输血，并于1829年向《柳叶刀》介绍了他的工作《输血观察》。（图1）
图1. 詹姆斯·布伦代尔医生和重力器
在布伦德尔成功的队列研究大约30年后，外科医生本特利和弗莱尔在冲突背景下进行了WBT，在美国内战（1861年-1865年）期间报告了两例成功进行WBT的病例。这两个案例中输血都被用作抢救措施，使用少量血液用来治疗战场中截肢后出现脓毒症的患者。约瑟夫·伍德沃德（Joseph Woodward）是联邦军队的一名助理外科医生，由于对亚伯拉罕·林肯和约翰·威尔克斯·布斯进行尸检而闻名，在此期间，他因提出医院护理实践的标准化流程而出名，伍德沃德对WBT的不可预测性发表了评论，他表示“抗议目前任何关于输血的官方建议，因为这可能导致比预期更高的死亡率。”尽管布伦德尔能够证明WBT的先例，这仍然是一种实验性干预，结果不可靠。
跨越发展
在本世纪之交，三项重大发现使输血技术在出血治疗中实现了从实验到治疗跨越式发展：血型鉴定、防腐和保存技术。卡尔·兰德斯坦纳是维也纳的病理学家，在维也纳大学发现了ABO血型。1875年，Landsteiner鉴定出种间溶血后，对22名受试者进行了血清混合研究，并描述了A、B和O血型。第2年兰德施泰纳的学生德卡斯泰洛和斯图利进一步刻画了当代ABO系统。通过这些努力，兰德施泰纳于1930年获得诺贝尔奖，并于1940年在纽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继续与莱文和维纳一起研究恒河猴（Rh）抗原。
脓毒症的研究进展与血液学的进展同步。之前同Landsteiner在维也纳总医院工作的匈牙利产科医生Ignaz Semmelweis指出，在他参加的两家免费诊所中，其中一家的产后脓毒症（即产褥热）死亡率增加。一家由尸体解剖的医科学生组成的诊所，与另一家由助产士组成的诊所相比，脓毒症的发病率有所增加。这一观察结果使他在1861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主张用氯化石灰洗手可以降低产后死亡率。Semmelweis的工作虽然与流行的疾病模型相冲突，但却是巴斯德提出的现代细菌理论和约瑟夫·李斯特提出的碳酸消毒无菌外科技术发展的最终基础。
当时输血需要外科解剖、暴露供体和受体血管。两条管道之间的管道从鹅毛管到动静脉的外科连接，亚历克西斯·卡雷尔在1908年首次将其描述为主要的端到端吻合。1909年George Crile利用金属套管改进了该设计的复杂性，通过该套管，静脉与动脉相连，这些方法在发挥功能的同时，输入未知量的全血，使两名患者都面临血管损伤的风险，并且在输血结束时需要结扎动脉和静脉。当时天然聚合物橡胶化的进步使得制造出耐用、可清洁和可重复使用的管子成为可能，从而避免了血管吻合的需要。由巴斯德、张伯兰和科赫在19世纪末开发的加热高压灭菌器将进一步革新外科器械灭菌的实践，将复杂的外科手术过程转变为一种新的灭菌方法，而清洁高效的经皮穿刺针插入，为无菌输血奠定基础。
输血实践的另一个障碍是抗凝以及供体和受体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联系。1909年盖伊医院的Bouck和Douglass在兔子身上进行了先前的动物研究，结果表明将静脉采血与柠檬酸盐（一种弱酸）结合起来，可以储存和安全地延迟输血。此后从1914年至1915年，Hustin、Agote、Weil和Lewisohn分别描述了在人类输血前向全血中添加不同浓度柠檬酸盐的方法。当时每300毫升血液中含有30毫升2%柠檬酸盐的Lewisohn技术得到推广，允许延迟输血。除了枸橼酸盐的抗凝作用外，红细胞（RBC）的长期储存还需要能量来源。洛克菲勒研究所的病毒学家佩顿·罗斯在1916年得出结论，在柠檬酸盐（Rous-Turner溶液）中添加葡萄糖可维持细胞完整性约4周。这种血型、防腐和保存的早期工作为大容量输血的未来发展奠定了一个明确的基础。
战场推动输血治疗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1918年）的爆发引入了大规模伤亡创伤护理，随后又引入了大量输血。尽管研究实验室内的实验可以在健康的人类和动物受试者中演示，但大量危重病战士为医生和科学家提供了扩大救生输血实践的新挑战。
奥斯瓦尔德·罗伯逊是一位出生于伦敦的美国医生，曾就读于哈佛医学院，并在佩顿·罗斯的实验室进行研究。他于1917年加入军事医疗服务，并最终驻扎在法国格雷维勒的3号伤员清算站（CCS），这是一个前沿设施。在1918年出版的《保存红细胞的输血》一书中，他描述了“在紧急情况下获取足够的血液。减少可以提供的输血数量”的困难。为了克服这一困难，罗伯逊选择了一个大容量容器（温彻斯特瓶，容量2000毫升），他向Rous和Turner描述的防腐剂溶液中加入500毫升全血（850毫升，5.4%葡萄糖；350毫升，3.8%柠檬酸盐）（图2）。瓶子被储存在双壁盒子里，用锯末绝缘，并用冰包装。红细胞压积沉淀需要4-5天的时间。含有高浓度柠檬酸盐的上清液血浆将被虹吸出，用明胶（即霍根溶液）或生理盐水将红细胞沉淀物体积复原至1 L。通过这项创新，罗伯逊报告了20名患者22次输血的结果。平均而言，受者接受的量相对较小（500毫升至1升），均来自O型供体。11名患者出院到基地，8名患者最终死于坏疽。他没有记录到溶血反应，并报告了4周的储存限制。由于他的工作，罗伯逊因在1919年战时战斗中的出色表现而被授予杰出服役奖章。
图2. 奥斯瓦尔德·罗伯逊医生和温彻斯特瓶
尽管有这些显著的创新，但仍需要进一步改进战时保存做法。在温彻斯特瓶中，唯一可用的成分是体积重组红细胞（800-900毫升），它只有经过4-5天的（1-3摄氏度）冷沉淀后才能输血。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劳斯观察到在出血的情况下，“非常迫切地需要”红细胞输血替代物。他进一步得出结论，尽管红细胞输注是可取的，“但在普通急性出血病例中，没有必要供应血细胞”。劳斯的理论基础是一种兔子控制的出血模型，在该模型中动物的血液量在25%至50%之间被抽血。他证明只要用血浆替代，血压恢复正常，动物就能存活。相比之下，他注意到晶体的生理反应是不可持续的，他说注射后不久，“它会离开血管进入组织”。虽然这种控制性出血模型不能完全代表战场的病理生理学，但皇家陆军医疗队的戈登·沃德上尉也对血浆输血抱有进一步的希望。在1918年《英国医学杂志》的一封信函中，沃德指出，红细胞输血运输的挑战可以通过只输“柠檬酸血浆”来规避，因为这是赋予生存条件的全血成分。
发展与局限性
在经历了短暂的内战后，到1939年，世界再次陷入大规模冲突，随着战争模式的改变，快速和便携式输血变得更加重要。由以前一系列根深蒂固的战斗演变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的闪电战，闪电战为快速移动的炮兵师和战略空中轰炸。这一时期的创新来自海军实验室技术员约翰·埃利奥特这个不可思议的人物。他在没有正式的医学培训的情况下，于1936年对Robertson的Winchester瓶进行了改装，制成了一个更小的含有柠檬酸盐的真空球管，称为“TransfusoVac”（图3）。与巴克斯特实验室建立关系后，Elliot的TransfusoVac取代了国内医院的开放式容器血瓶，成为战场上血液采集、成分分离和血浆输血的有效机制。
图3. 约翰·埃利奥特医生和TransfusoVac
1937年，美国红十字会在威廉·德克林（William DeKleine）的医学指导下开始了第一个输血计划。经过一段时间的通信后，德克莱恩前往北卡罗来纳州索尔兹伯里，参观埃利奥特在液体血浆输血技术方面的工作。DeKleine对这项技术的潜力感到兴奋，并为Elliott提供了在1940年全美医学协会（AMA）会议上发言的机会，他在会上会见了上尉（后来的准将）道格拉斯·肯德里克。肯德里克接受了埃利奥特关于液体血浆输血的想法，他们合作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成立新的血液研究所并进行研究。1940年7月18日，英国在德国伦敦闪电战期间向美国红十字会请求液体血浆（英国等离子计划），虽然埃利奥特被认为是这项倡议的领导者，但哥伦比亚大学的外科医生和血液制品研究员查尔斯·德鲁被任命为项目主管。德鲁是约翰·斯卡德尔的保护人，他与导师合作在纽约长老会医院建立了血库，并广泛发表了关于血液保存的文章。该项计划极其复杂，从8家医院招募了14000名志愿者，配备了非标准的设备、用品和程序。汇集的标本经过集中处理，随后通过海外航运运送到伦敦。由于物流方面的挑战，当DeKleine访问伦敦时，发现非标准样本，由于担心细菌污染的一部分血浆被输入，该计划被中止在1941年的海上航行中。该计划的成功在于德鲁随后86页的报告，该报告详细介绍了献血的处理情况，为美国红十字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收到的1400万份献血铺平了道路。
从英国等离子计划中吸取的教训最终导致军方和美国红十字会寻求液体等离子的替代品。在费城布林莫尔医院工作的医生兼科学家马克斯·斯特鲁米娅（Max Strumia）开发了一种冷冻液态血浆并在真空下干燥的工艺。有趣的是，他也出席了1940年的AMA会议，并在当时向肯德里克船长介绍了他的技术。此后，Strumia获得了军方和美国红十字会的资助，用于生产数百单位的血浆供陆军和海军测试。他的干血浆输液箱在肯德里克上尉和劳埃德·纽豪斯指挥官（图4）的配合下进行了全面评估和开发，并见证了珍珠港的第一次战斗（1941年12月7日）。在战争期间，8家公司随后生产了干血浆，产生了600多万包，它在所有环境中都是复苏的支柱，包括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日期间医务人员的院前使用。
图4. 标准军用250ml血浆包装。（A） 箱子前面；（B） 箱子背面；（C） 打开蒸馏水和血浆罐的顶部，内容物显示并准备取出；（D） 从罐中取出的内容物。右图为（E）马克斯·斯特鲁米娅医生，（F）道格拉斯·肯德里克上尉，（G）劳埃德·纽豪斯指挥官
干血浆的易用性和普遍性导致了对WBT的重新评估。爱德华·丘吉尔上校是一名心胸外科医生，也是北非5THES陆军的外科顾问，1943年负责评估WBT的必要性和应用价值。他得出结论：1）全血仍然是大多数战场伤亡人员的首选药物；2） 全血是唯一能使重伤士兵做好手术准备的药剂；3） 全血可降低死亡率和伤口感染；4）血浆应被视为一种急救措施，是全血的补充，而不是WBT的替代品。在遭到美国陆军高级医疗领导人（包括卫生部长）的回绝后，丘吉尔通过非专业媒体有效地宣传了他对WBT的立场，通过《纽约时报》宣传支持军队血库建设。他评论道：“在治疗相当大比例的伤员时，需要输血。在这些情况下，血浆不是一种合适的替代品。”他的宣讲卓有成效，导致将冷藏装置运到北非的陆军医疗队流动医院储存全血。
这段历史见证了输血科学的早期创新和长期的阻力。丘吉尔在二战期间的工作将WBT确立为失血性休克复苏的支柱，这一战略指导了随后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然而，尽管全血是可取的，但它保质时间短，在出现大量伤亡的情况下，全血很快就会耗尽。红细胞虽然可以储存，但被证明是一种难以提取的复苏液。随后干血浆制备的几次迭代解决了战场的后勤问题，但都不能完全替代WBT。重要的是，在此期间，通过新成立的英国和美国红十字会项目，在国内外发起了大规模的平民献血呼吁。这些倡议导致在1942年至1945年间采集了1300万品脱的血液，其中大部分转化为血浆。综上所述，20世纪初的冲突不仅对输血科学的进步至关重要，而且建立了现代血库的早期流程和基础设施。
范式转变
战场复苏中对血浆输注的热情越来越高，这就需要建立大型的血浆贮存库。然而由于缺乏对传染病（尤其是肝炎）的筛查，导致观察到输血后感染（称为“输血后肝炎”）。由于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的检测分别到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才开始发展，血浆输血的传染性后果在朝鲜战争期间阻碍了国内（心脏外科）和国外血液制品的复苏。最终应用Cohn首创的血液分离技术，污染的血浆储存有机会以热处理人血清白蛋白的形式进行抢救，这在复苏实践中越来越流行。
在此期间，对感染的关注和各种疾病血液分离的进展（因子缺乏、化疗期间分离的细胞减少等）进一步推动了失血性休克从WBT向BCT的转变，但支持数据很少。此外，还有对全血的血型、处理和储存存在误解。具体而言，ABO特异性、O型血有限、全血含过多的白细胞成分以及冷藏可降低血小板功能的观点加剧了其有限的可用性。相反，对成分输血疗法的热度对血库来说是一个福音，1937年第一个平民血库在库克县医院被记载，主要依靠Lewisohn和Robertson开发的储存技术，为复杂的血液成分分离、加工，并为该技术的开展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激励。综上所述，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医学界不再常规使用WBT作为失血性休克的主要复苏剂，转而使用BCT。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帕克兰医院有影响力的外科医生和研究人员詹姆斯·卡里科和汤姆·希雷斯写了大量关于使用晶体溶液作为辅助物替代失血性休克中的细胞外液的文章。这是基于放射性标记硫离子的控制性出血动物实验，被认为反映了细胞外液（ECF）体积的急性变化。他们观察到，长时间（>2小时）失血性休克伴随着ECF的分布性丧失，其程度大于单纯出血的解释。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输注静脉切开的全血和平衡的晶体，那么在任何实验时间点，功能性或总ECF都不会减少。在失血性休克的临床实践中，他们建议在WBT的基础上使用平衡盐溶液（乳酸林格氏液）进行复苏，以恢复ECF和持久维持血压。
这些以实验室控制性出血为基础的生理模型，在很少调查的情况下被转化为人类休克复苏的非控制性出血。正如Sondeen及其同事稍后所描述的，当压力或容量损失相匹配时，未控制出血和控制出血之间存在基本的生理差异，得出结论，在临床应用可靠策略之前，必须彻底了解这些影响。尽管如此，Carrico和Shires提出的概念的演变导致了在20世纪80年代提倡的“超正常复苏”模式被滥用，在此期间，创伤和外科患者接受了大量晶体输注和BCT。在1967年，Shires认识到他们的研究被误传为支持容量过负荷，他评论道，“我们认为对这些数据的任何遐想的解释，不能证明在出血早期使用过量的平衡盐溶液是合理的。治疗的目的是恢复正常生理状态。这绝不可能通过过度治疗来实现。”
尽管他们做出了努力，但在Carrico和Shires的实验之后的30年（1970年-2000年）中，大量晶体和BCT输血的数量激增。越南战争中的军事经验描述了这些复苏策略的肺部并发症（“休克肺”综合征或“岘港肺”）。失血性休克和非胸外伤患者在住院期间出现进行性肺失代偿。Proctor和他来自美国海军基地岘港医院的同事，观察到，在入院后的前24小时内，严重受伤的战士的晶体、全血、红细胞和血浆的体积平均超过17升，导致他们假设：“液体潴留是一个可能的病因因素。”这些临床发现，后来被称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其他与水肿相关的终末器官衰竭模式包括心肌功能障碍/心律失常、肠梗阻、腹部和骨筋膜室综合征以及凝血障碍。目前已知，失血性休克中大容量晶体复苏和液体过负荷会增加炎症并致临床恶化结果。大规模复苏后的不良反应仍然是现在的一个挑战，目前的实践指南是围绕平衡复苏策略的制定而设计的。
平衡复苏
在大容量复苏后的几年里，理念有所改变。1994年，美国陆军急诊医师威廉·比克尔发表了关于穿透性创伤低压复苏的首批试验之一。Cannon和Beecher最初分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表的一项观察结果是，在没有明确的外科治疗的情况下，血压正常化可能会重新引发出血，预后不良。Bickell和合著者认识到在平衡终末器官灌注与血栓破裂、凝血性出血增加、生存率降低的晶体相关风险方面的临床均衡。随后他们证明，在598名患有穿透性胸部创伤和收缩压为90 mmHg的成年人中，标准治疗院前晶体输液与低血压复苏（分别为2478 mL与375 mL，p<0.001）相比导致出院存活率降低。他们得出结论，积极的液体复苏应该推迟到手术干预的时候。此外作者明确指出，他们的结果与Carrico和Shires的工作并不冲突，而是“对某些患者复苏的容量、时间和范围的广义解释”。
从这种方法演变而来的是损伤控制复苏（DCR）和创伤凝血病（ACOT）。这些策略的实施者认为，在失血性休克的情况下，以平衡的比例早期给予血液制品，重新氧化全血，尽量减少晶体，预防和/或立即纠正凝血病变，可改善失血性休克的预后。这些结论得到了大量文献的支持，包括前瞻性观察性多中心重大创伤输血（PROMMTT）研究和实用随机最佳血小板和FFP比率（PROPPR）试验，建立了相似的死亡率结果，但在1:1:1组和1:1:2组止血更成功（血浆、血小板和红细胞），以及有失血性休克风险的创伤患者在空运过程中的院前血浆（PAMPer）试验，揭示了院前血浆输注对死亡率和凝血功能的益处。因此，当代民用和军用创伤复苏策略在严重出血的情况下使用1:1:1的血液制品输注比例。
考虑到这些平衡的比例，WBT作为一种复苏策略有多种好处，使其优于BCT。全血含有更高浓度的凝血因子、血小板和红细胞压积，减少了添加剂的体积，以及简化和快速输送以实现平衡复苏的后勤优势。因此，减少输血量可获得更高浓度的血红蛋白和纤维蛋白原。最近对2008-2014年阿富汗角色或能力有限的医院新的WBT实践进行的审查显示：未接受新鲜全血的重伤战士死亡风险增加2.8倍。此外，在进入新的WBT实践设施6小时后，观察到接受新鲜WBT患者的相关益处。评估支持这些军事经验，表明在多变量逻辑回归中，O型全血（LTOWB）的低滴度（低抗A/抗B抗体）输血与30天存活率增加相关。此外，在紧急情况下输血O型全血似乎是安全的，与BCT相比，输血反应和溶血的发生率同样较低。
由于这些和其他有希望的发现，提供LTOWB输血的中心已在全球范围内扩大，最近的联合创伤系统共识建议LTOWB作为战斗中失血性休克的首选复苏液。尽管如此，结果数据仍然受到小样本量、回顾性设计和WBT类型和实践异质性的限制。在后者中，军事经验表明，使用新鲜WBT（一种民用部门无法替代冷藏全血的产品）对死亡率有好处。此外，正如关于血浆的创伤试验后大出血的护理和控制所示，最佳院前WBT的设置、时间和剂量的实际考虑值得进一步描述。最后促使WBT转化为BCT的血液分离的财务动机和经济影响仍然存在，阻碍了WBT的广泛回归。虽然在恢复WBT作为失血性休克复苏的核心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WBT与BCT单独复苏的真正益处和适应症尚未得到证实。进入个性化医疗时代，未来的试验需要确定WBT的供给考虑以及全血中各种成分的适当优化。
未来方向
输血的前沿不太可能在战时冲突的宏观战场上获胜，而是在内皮细胞的微观复苏中获胜。最近的前瞻性观察数据表明，交感-肾上腺激活与内皮糖萼、血管内皮的蛋白多糖和糖蛋白管腔衬里的损伤有关，并且独立预测创伤患者的死亡率。Syndecan-1是内皮细胞上主要的跨膜、细胞表面蛋白聚糖，其外域在出血性或脓毒性休克时脱落，临床前研究表明，与晶体对照组相比，失血性休克和血浆复苏的动物表现出糖萼的部分恢复，如syndecan-1表达所示，血管通透性降低。虽然这些结果表明了一个有希望的研究方向，但这个概念并不完全是新的。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首次提出在失血性休克期间使用纤维连接蛋白（内皮糖萼的一种成分）或其血浆循环形式，纤维粘连蛋白修复内皮。需要进一步的临床前和临床研究和试验，以全面确定内皮细胞在休克缓解中的作用及其对各种血液制品输血的反应。
结论
355年的《输血》故事讲述了成功、失败、适应和坚持。这是迭代更新、科学发展的一个独特的例子。通过几代人的探索努力，输血实践的演变使我们最近重新关注全血和血浆的益处，这是100多年前20世纪早期创新者首次提出的。许多创伤中心现在将WBT作为一线治疗，与BCT相结合，以改善失血性休克的预后。结合不断发展的内皮细胞数据，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定结果的优越性是否与输血有关，正如我们的前辈所怀疑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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