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烧,是以酱油为主料烹制的色泽红润的菜肴,大概是我们中国人最具原创精神的发明之一了。
“红烧”对应的英文翻译是“braised”,词典上的描述是“在盖上锅盖的平底锅或容器内慢慢炖(焖、烩)肉”。尽管英美这一烹饪技艺和我们的“红烧”相似,但是少了酱油上色的效果。
阿拉伯语更有趣,直接用“染红”这个动词的被动名词“被染成红色的”来对应“红烧”,而词典上这个词的原意是“用油脂或烹调油烤(煎)肉”,显然是更具中东特色的烹饪手法,疏离了我们“烧”的本质。
红烧是大江南北通吃的菜,像月饼、豆腐花,乃至青团,都有甜咸之争,然而红烧菜肴的争议顶多是糖放多放少,如同北京酱肘子和本帮红烧脚圈,两者或咸或甜,灵魂主材——酱油终归是咸的。
红烧离不开老抽上色和生抽调味,小时候,大人们总把上色的酱油叫“红酱油”,调味的酱油叫“鲜酱油”,品质再高级些的鲜酱油美其名曰“宴会酱油”。
红酱油是从“糟坊”里零拷的,装在透明的广口瓶里,晃一晃,红棕色、带光泽感、质地浓稠的酱油会挂壁,形成一小柱一小柱油滴,再慢慢淌入瓶底。这种外观颇具诱惑性的液体致使我曾经偷喝过一口,虽然极咸不鲜,与漂亮的外观有很大差距,但那一股好闻的酱香味深深地吸引了我。
在小时候的记忆里,能做成红烧的皆是大菜。小学暑假里,外婆买来活杀草鸡,傍晚时分,一只绘有红梅的白瓷碗盛着油亮的红烧鸡被端上台面,煸炒过的洋葱混合鸡的香气,第二次回锅后尤其入味。那时的草鸡肉质紧实、滋味鲜香,比现在油黄、寡淡的鸡汤好吃数倍,至今念念不忘。
在我十几岁时,母亲凑巧在东瀛的鱼市买回两条大黄鱼,其中一条用日式酱油做了一道中式红烧黄鱼,颜色较老抽上色的略浅,滋味却极鲜,毫无腥气,成就了一段难忘的美食回忆。
到了寒冬时节,葱烤大排、无锡肉骨头、红烧鹅轮番上阵,无论加香葱还是添八角、茴香,都为铁锅里的肉材锦上添花,按舒国治的讲法,便是香醇、鲜腴。
后来,逐渐体验到了红烧的强大兼容性,它不仅仅是属于牛羊猪肉、甲鱼、鲫鱼、河蚌、海参,甚至圈子(猪直肠)的,它还有魔法,能让蔬菜变成饶有风味的小鲜,譬如冬天那一锅热气腾腾、冒着油水、缀以青蒜叶的红烧萝卜,再如春天那一碟别致的红烧时鲜货——鲜嫩爽口的油焖笋,仿佛摇摇曳曳的轻熟女,几分妩媚又清新柔和。
前几日,与一位长居英国的老师聊天,数日前她的本帮红烧大排深得儿子青睐,她说当平常讲英文的儿子闻到并看到了带肥边肉的大排骨,嘴角上扬,一脸的期待。那种欢愉的神情虽未亲眼目睹,但能想象他就如小时候身在灶披间嗅到红烧大排时的你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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