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经过邯郸市政府法制办公室的逐项清理，在许多百姓眼里要“掌管全部邯郸所有事务”的河北邯郸市市长最后只保留了93项法定权力。这还只是邯郸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中的一个亮点。在此之前，邯郸市政府已经把所属57个行政部门初步清理出的2084项权力，连同每一项权力的使用流程图公之于众，以接受全社会的监督。邯郸现已成为全国第一个，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公开政府行政权力的城市。
巨贪案带来的反思
“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幕后设计者，是2001年赴任的河北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张毅。在其上任次年，亲自查处了河北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原副厅长李友灿案，受贿金额是4744万元，这个数字在当时列内陆贪官之首。而最让张毅吃惊的，是李友灿的领导，以及外经贸厅的其他班子成员，竟然没有人知道他手中握有汽车配额这个权力，“他行使这个权力的时候不向领导汇报，也不经过班子研究，自己就悄悄办了。”
张毅把问题的症结归结为权力不公开，暗箱操作，从而给官员以权谋私的机会，也给了官员犯罪的机会。干部究竟有多少权力？群众知道不知道？领导知道不知道？能不能互相形成监督？经过反复调研，一个思路在张毅的脑中逐渐成熟：从清理权力入手，然后公开，再完善运行机制，最后还要实施有效监督。
邯郸率先透明试验
去年11月底，张毅再次到邯郸调研时带去一个让其他人感觉“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课题：公共权力公开运行的可行性研究。这是一个比后来实际试点工作涵盖范围更广的课题，不仅仅是政务公开，还包括党务公开。
邯郸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周文夫毅然接受了这个任务。周文夫的理由是，这不仅仅是领导布置的一个重大课题，而且邯郸有这个实际需求。周文夫说，曾经在河北占据“很高政治经济地位”的地级市邯郸，近年来发展速度相对较慢。邯郸要加快发展，就必须有一个招商引资、产业升级、引进人才和技术的过程，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环境，没有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这个过程不可能顺利实现。
一个月后，在河北省纪委第6次全会上，正式部署了推进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邯郸被选定为河北唯一的试点城市，试点初期，先考虑公开政府行政权力。
今年4月，邯郸市直65个行政部门先自行清理自身权力，然后汇总向市政府法制办申报。法制办依据现行的各项法律法规逐项核对，“符合的就保留，不符合的就撤销。”法制办副主任李铁良说，他们至少查阅了4000部法律法规，经过三轮审核，一个包括384项行政许可权、420项非行政许可权、521项行政处罚权、25项征税权、184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权的权力清单终于浮出水面。这就是邯郸市大大小小官员们的权力家底。
“感觉轻松又有压力”
在这次权力梳理中，对市长王三堂限权无疑最具标本意义。邯郸市几乎所有的行政部门都在市长的管理范围之内，按照传统的理解，他们的权力也就是市长的权力。而事实上，市长只负责市政府一级的事务，更多的职能应由各个职能部门自行处理。
根据市办公厅统计的数字，“需要和市政府打交道”的部门和单位一共有73个，其最初报上来136项权力。法制办依据“是不是必须由市政府来行使”的原则，在第一轮审查中便砍掉了20项可由行政部门自行处理的权力。随后，在第二轮复查中又撤销了24项不符合法律法规的权力。也有漏报的个例，法制办工作人员查阅环境保护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时发现，责令污染企业停止、关闭的，应由各级政府决定。法制办据此增加了一项市长权限。
王三堂市长权限最后被定格为93项，另外，还有10项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不公开行政权力。邯郸市政府已经把这93项权力汇总编成了目录，对全社会公开，这也是我国第一个市长权力清单。
王三堂坦言，清理后的权限比预期的要少，在工作量上感觉要轻松一些；但同时感觉又不轻松，压力感和责任感更强了，因为“人民群众能更好地对政府实行监督，这就促使政府要更加慎重地对待和使用手中的权力，要比以前列加慎权”。而权力重新界定之后，职责更加明晰，“比以前更清楚哪此该管，哪些不该管，哪些应该管到什么程度。不该管的要去掉，该管而以前管的不到位的，要把它进一步管起来。”
有待于走立法途径
在清理市长职权的同时，另一项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为市长的每一项权力绘制流程图。如果说清理权力是为了弄清具体的范围，那么画出权力流程图，则是为了监控权力的具体运行。
“一个流程图，能否给权力套上‘缰绳’？”外界对此颇多质疑。对此，周文夫认为，这些措施“肯定不是摆花架子”，是政务公开的继续，是加强民主监督的重要举措，但最后能取得多大实效，“还需要时间来检验”。
在外界专家看来，邯郸试验并没有改变现行的权力运作机制，因而其作用无疑不应无限放大，但它的价值在于，完成了一个长期被忽略的基础工作，“一直在说政务公开、依法行政，却连到底有哪些权力者不清楚。”一位专家说，这项基础性工作在运作过程还可以继续完善，在此之上可以进一步完善对权力运行的监督。
“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是否授权、权力来源是否合法，是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北京一位政治学者认为，“需要提醒的是，邯郸的试验成果，应当通过人大立法的途径，将其巩固下来，这样才具有制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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