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传》是成书于西汉初的儒家经典之一,简称《公羊传》,又称《公羊春秋》,是专门解释《春秋》的一部典籍,上起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其起讫年代与《春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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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公羊传》的作者,相传是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撰。公羊高曾受学于孔子弟子子夏的门下,子夏将书传给了公羊高,其子孙继续口耳相传。西汉景帝时期,公羊高玄孙公羊寿与胡母生(子都)一起将《春秋公羊传》著于竹帛。
《春秋公羊传》重在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而略于叙事,但多牵强附会之处,因董仲舒的宣扬而较流行。西汉时期公羊学盛极一时,汉代统治者将《春秋公羊传》立为官学,后代统治者也一直将它奉为治世经典,因为它是阐释孔子政治学说的政书。
《春秋公羊传》在汉代大显于世,魏晋以后消沉了一千多年,至鸦片战争前后又重新复兴,而且风靡一时,成为近代维新运动的思想武器,又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中国思想界接受西方进化论的思想基础。“公羊学”的产生和两次盛行,是思想史、史学史上发人深思的历史现象。《春秋公羊传》之所以备受历代统治者的推崇,其秘密在于该书中蕴含着一套独有的政治历史哲学思想。
何休。
一是“大一统”观点。这是《春秋公羊传》政治理论的核心,也是儒家的政治理论纲领。《春秋公羊传》认为,孔子在《春秋》中贯穿了“大一统”、“拨乱反正”等政治“大义”。《春秋公羊传》讲“改制”,其所宣扬的“大一统”、拨乱反正、为后王立法,迎合了封建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因而被封建统治者奉为至宝。
二是历史变易观点。《春秋公羊传》形成了一套“三世说”历史哲学理论体系,包含有历史变易观点。“三世说”蕴涵着“历史的运动是有规律的”可贵的思想胚芽,其对于三世异辞说的解释包含一个很宝贵的观点,即不把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视为铁板一块、凝固不变,而看作可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
三是《春秋公羊传》着重阐述“微言大义”。上述两项就是极重要的“微言大义”,其他如:隐公三年讲讥世卿;庄公四年讲“九世复仇”;闵公元年讲“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等。
《春秋公羊传》的主要精神是宣扬儒家思想中拨乱反正、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要无情镇压的一面,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和“大一统”服务。因而尤为今文经学派所推崇,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历代今文经学家都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作为儒家经典之一,《春秋公羊传》备受历代统治者的推崇,长期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教科书和科举取士的考试内容。唐代被定为小经,宋代被定为中经,被列入十三经中。
《春秋公羊传》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历代注释《春秋公羊传》者不乏其人,著名的有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唐朝徐彦《公羊传疏》,清朝陈立《公羊义疏》。尤以东汉何休呕心沥血17年所著的《春秋公羊传解诂》为权威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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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公羊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东汉的何休、唐代的徐彦、清代中后期常州学派的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直到近代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是公羊学派中有影响的人物。特别是康有为,他借孔子改制之说,构建起崭新的“公羊三世”观,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成为戊戌变法运动的基础。
鉴此,有人开列了280部国学经典书目,其中之一就有《春秋公羊传》。
文/强哥学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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