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稻荷居 载于中读App
客家人聚族而居的祠堂，以前是多么地热闹，现在已空无人烟
我出生在江西赣南山区的一个乡村，生于1980年代初期。我的父亲是50年代末人，我的母亲出生在60年代初。父亲在乡村算是个文化人，读了初中但没毕业，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成分问题，中途退学。母亲生长在一个兄弟姐妹庞大的家庭，读书只读完小学五年级，那时在农村也算不错了。母亲说，那时的学费只要几块钱，但饭都吃不饱那有钱让你读更多的书，也没有心思读书。小时候，父亲母亲常常说起的就是，他们的童年只是饥饿，计划经济时代，买米买油，买肉买衣，都凭票，受到严格控制。吃不饱饭，吃野菜，吃米糠，吃树叶，为了活命能吃的什么都吃过。衣服呢，一年一身衣服从严寒穿到酷暑，好点的寒天热天各有一套，穿到最后，成了千家衣，无数的补丁点缀其间。不过那年头大家生活都一样，你穷我也穷，不存在多少攀比心理。1980年代初我的父亲母亲结婚，不久就生下我。那时开施行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包产到户，人们干活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不再像人民公社挣工分时候，吃大锅饭，干多干少，对自己并无多大影响。我出生后虽然没有吃上后来孩子能吃上的奶粉。母亲说，我是喂米糊糊喂大的，吃饱已经不再是问题。我的童年虽然很早开始就要干农活，缺少糖果零食玩具什么的，但也可以说是无忧无虑的，每年母亲都给我们置几身新衣新鞋，为了省钱母亲还给我做过许多布鞋。吃饱穿暖在我们那儿的农村几乎全部家庭都可达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许多人家除了分得的几亩地，开始在山上开荒恳地，只要能利用的土地都种上了作物。
破败的祠堂内部，四处漏雨，青苔遍生，只有过年时候外地回来的人上香祭拜祖宗，留下遍地殷红的爆竹纸屑，然后便匆匆离去
粮食年年丰收，但口袋里的钱却并没有鼓起来，那时要交农业税、要交公购粮、要交村提留，交完这些，粮食又贱，卖的钱并不多，许多人饿怕了，都有一种囤积心理，今年的谷子留到明年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外来的新鲜事物越来越多，少数村民家开始有了缝纫机，自行车，黑白电视机，攀比之风日盛一日。到了1990年代初，我上了小学。大胆的村民已经蠢蠢欲动，通过一些亲戚的介绍，出到外面打工。我们赣南挨着珠三角和长三角，有些下了广东，有的则去了福建浙江。我的记忆里，村里最早出去的是一个叫王长发的人，他在家里思想就比较活跃，别人都种水稻，他却搞了上百亩柑橘园。王长发是由他亲戚带出去的，在广州搞建筑。王长发出去的第一年没有回来，第二年他回来了，西装皮鞋，在沾满泥巴的乡人面前，焕然一新。据说带回了5000多块钱。那时，5000多块在我们偏僻的乡村是个爆炸性数字。大家问王长发，苦不苦，王长发说，不苦，一点不苦，比种田好多了，包吃包住，每天20多块钱。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邻里每家每户都分到了王长发带回来的荔枝、高级水果糖。那一年春节过后，王长发把他的几个兄弟和舅子都带上了。接下来，村里越来越多的男人跟出去搞建筑，王长发已经是包工头。村里留下的是大部分妇女。这时候出去打工的，和我的父母年纪上下相仿，他们经历了过太多苦难，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就是挣更多的钱回家，至于搞建筑有多苦要流多少汗，和家里老婆长期分居等等问题，在他们面前都不是什么大问题，挣钱才是第一要务。每年回家老板都不会把钱结清，给一部分，剩下的最后都是不了了之，大家都怕事，也不敢闹事，怕失去这条来钱的路。
曾经肥沃的田地，已荒芜丛生
我们家，小姑是第一个出去的，大概是1993年的样子，小姑17岁，初中毕业，我上三年级了。第一年出去的时候，被骗了，在广东澄海的一个毛线厂做，做了几个月没工资发，扫地出门。第二年去了广东潮阳的音像制品厂——磁带厂，拧螺丝，绕带。三个月后，给家里寄了信和300块钱，还有几张照片，信里说本来可以多寄点，但扣了一个月的押金，还有办暂住证什么的，所剩不多。在外一切都好，每个月能挣500来块，加班的话可以多拿100多块，一个月休息一天。家里人很高兴，一个小姑娘一个月就能挣原来一家人一年卖谷子的钱，多让人高兴啊。小姑和村里的其他女孩子一样节俭懂事，挣的钱都寄回家了。她们从不说苦，因为确实坐在厂里，不用晒日头，不用淋雨，活不是很累，只是时间有点长，一天12个小时，她们很满足了，在家累死了也没有多少钱。在我上四年级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和村里许多人一起到了王长发承包的建筑工地做事，是在广东从化一带。母亲一个人在家种田，村里许多妇女学会了犁田，要交的农业税和村提留一年比一年多，肥料农药种子价格不断上涨，种田能挣的钱越来越少，男人不在家，有些开垦的荒地又长满了草。这个时候，农村普遍重视教育，农村孩子最大的出路是考上大学，考大学也是父母最大的希望，因为大学生毕业后意味着是公家人，端上铁饭碗，吃清闲饭。许多大人之所以能在外面一门心思地累死累活地做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家里有几个上学的孩子。从我读四年级开始到我读完大学，直到我的的三弟也大学毕业，我的父亲母亲才结束打工。
我的父亲因为年纪大点，进不了厂，工厂只招年轻人，就一直在外搞建筑，搞建筑的工资不是每月发，而是到年底总结，平时只是发几十块抽烟买牙膏所需的生活费。在2000年前，每年年关，父亲他们拿不到钱，只能慢慢等，老板是见不到的，包工头出面去说情去要去讨。这他妈的不是人的老板！干了一年，不给工资。但我的父亲他们没有去闹，静静地等，每年回家还能带回三四千块钱。我的记忆里，最温暖也最难忘的画面就是，年关二十七八，父亲风尘仆仆背了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进了家门。搞建筑是非常辛苦的，强度大，环境又差，睡的是地板，又舍不得吃，当然也没钱，我的父亲头发过早地白了，背也驼了许多。不过，我的父亲也算是幸运的，因为能够能平安回来。每年都有一些人出事故，有的摔死，有的断手断脚落下残疾，死了的能赔上万把块钱，残疾的给出点医药费就算菩萨了，没有人过多地纠缠，也找不到纠缠的人。
残剩的两栋老屋，只住了两个老人
2002年，即我考上大学那年，为了给我们几个孩子上学多找点钱，我的母亲跟我的一个堂妹也出去了，在东莞的一个木器加工厂做事，主要是打磨料面，工资是每月800元，一天工作10小时，另外还有加班工资，1.5元每个小时，中国劳动力太他妈不值钱了。但我善良勤劳的母亲很知足了，因为每月发工资可以给我两个弟弟寄生活费。在家的话，哪里来钱，又怎能做到？种谷子、养猪都要那么长的时间，而且价格这么多年没涨，饲料肥料却一年年涨。我的母亲很乐观，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发给她工资的厂子。连续两个春节，为了节省车费，我的母亲都没有回家过年。
有炊烟升起的地方才有故乡，这缕炊烟不知还能为续多久
我不知道，全中国有多少像我这样的家庭，为了自己的孩子，夫妻常年分居，每天做着枯燥繁重的工作，从不叫苦，而且充满感激，感激社会给了他们这样一份有工资的工作。
2006年我大学毕业，就业形势严峻，我的父母，我的亲人总是问我，分到那个单位去了。我解释说，大学生早在几年前都是自己找工作了，国家不分配了。他们听了后，很失落，怎么会呢？是啊，怎么会呢，想当初，我也算是优秀学生，先是进入重点中学，再又考入重点大学。可是，现实已经摆在面前，我的工作跟没读书的一些伙伴的工作相差无几，工资甚至还更低。读了那么多年书，花了那么多钱，出来跟村里没读书的一样！读书有卵用！农村人是太实际了，但你能要求他们怎么看，种庄稼是为了收获，费了那么大的劲送孩子读书，找个好点的工作不应该吗？
老人种地，依然依靠黄牛拉犁耙
现在的农村已经衰败。庄稼都是一些年老的人在种，过不了多少年，我们村的田地是否会全部长满荒草，我想很有可能。读书的孩子已经没有几个，民办老师都给辞退了，村完小也撤消了，要去几十里外镇子上上学，年轻人基本上没有留在村里的，都消散在了城市工厂的各个流水线上，或者是成了无业游民。我的许多伙伴，在深圳，东莞，温州。他们没有经历我们父母那代人的苦难，没有受过吃不饱穿不暖的苦，没有深刻体会过粮食有多重要，田地有多重要。更没有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愿望，因为他们不知道家在哪里，城市的房价那么高，工资那么低，只能维持生活。农村又回不去，他们没有握过犁耙，不知道何时下什么种，他们远离了生养他们的土地，而且越来越陌生，越来越排斥。但他们一样知道没有钱是不行的，他们只有选择进入工厂，把自己廉价出售，在两班倒无休止的流水线上把青春消耗，把绝望填满。他们在今天其实已经是我们，因为读大学的跟没读大学的都是这个社会的游离一族，就像打工诗人郑小琼在《生活》里写的：
你们不知道，我的姓名隐进了一张工卡里
我的双手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身体签给了
合同，头发正由黑变白，剩下喧哗，奔波
加班，薪水……我透过寂静的白炽灯光
看见疲倦的影子投影在机台上，它慢慢的移动
转身，弓下来，沉默如一块铸铁
啊，哑语的铁，挂满了异乡人的失望与忧伤
这些在时间中生锈的铁，在现实中颤栗的铁
——我不知道该如何保护一种无声的生活
这丧失姓名与性别的生活，这合同包养的生活
在哪里，该怎样开始，八人宿舍铁架床上的月光
照亮的乡愁，机器轰鸣声里，悄悄眉来眼去的爱情
或工资单上停靠着的青春，尘世间的浮躁如何
安慰一颗孱弱的灵魂，如果月光来自于四川
那么青春被回忆点亮，却熄灭在一周七天的流水线间
剩下的，这些图纸，铁，金属制品，或者白色的
合格单，红色的次品，在白炽灯下，我还忍耐的孤独
与疼痛，在奔波中，它热烈而漫长……
选自花城出版社《郑小琼诗选》
芒草凄凄，旁边“木未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是诗意，更是叹息
图片均由稻荷居摄自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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