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往往在两种情形下会产生深邃思想，一种情形是在社会处于灾难期、经济处于萧条期、国家处于危险期，这时候社会思潮会涌动，各种社会思潮会高度关注国家、社会的未来走向，并此基础上形成各自思潮有关国家社会发展的思想。古今中外历，这种例子很多。例如，周朝走向衰落之时，礼崩乐坏，纲纪紊乱，在这种背景下，以孔子为代表的春秋思潮骤然活跃起来，包括以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各种思潮，以至于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大规模的思想争鸣。而那时思想争鸣、思潮涌动的结果是什么呢？笔者不是从事历史研究的，但我觉得秦能够统一中国，形成大一统的华夏第一帝国，固然有诸多的原因，但春秋时期的思想争鸣无疑起到了一个大秦统一中华的先导作用。历史进入近代，当中国遭遇西方的坚船利炮的时候，落后的农耕文明被先进的工业文明彻底击败，泱泱大国面临着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于是，中国一批先进分子被迫从思想上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或“师夷长技”，或“中体西用”，或洋务兴国，或君主立宪，或民主革命，等等。这些反映的正是中国处于危难之际的思想争鸣和思潮嬗变。
另一种情形是，当一个社会处于经济繁荣期的时候，社会成员在物质诉求得到相对满足时，会对物质之外的诉求提上日程，从而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为此各种思潮也会处于高度活跃期，也会形成相应的思想。这种情形在西欧最为典型。资本主义在17-19世纪所以能够从西欧诞生而迅速走出西欧向世界各地拓展，并开辟了世界市场，从此区域民族史被世界历史所取代，这同样跟早几个世纪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有关。文艺复兴从本质上来看，它也是一次思想争鸣，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特别是人文主义与宗教神秘主义之间的争论，从而使人摆脱了宗教的思想枷锁并使人作为人而利于天地之间。
当今中国社会也迎来了一个思想大争鸣的时期。但很显然，当今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也正在崛起于国际舞台的中心。可见，中国的社会思潮的活跃是源于后一种情形。中国的崛起首先表现为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然而，在一些社会思潮的代表看来，经济的成功并不能代表社会成员的其他权利也得到了相应的提升。相反，在经济权利大大提升的时候，在一些人看来，民众的政治权益却越来越被迫萎缩。因此，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贫困问题解决以后，政治权益上的贫困却仍然继续存在着。另一种情况是，经济的发展不仅没有消除经济上的贫困分化，反而改革加大了这种分化。而此前的政治权益本来没有太大的分化，但因政治改革的相对滞后，政治权益上的两极分化也随之增大了。总之，围绕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问题，各种社会思潮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如国家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儒家社会主义等等，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甚至设置了一套有关国家政治发展的具体方案。
社会思潮活跃和争鸣本应该是好事。古人说，石相击而生灵光，水相荡而生涟漪。好的思想应该是通过争鸣之后才形成的，再说，不同思潮的展示，可以进行比较。有比较才有借鉴。更为重要的是，主流意识形态可以吸收不同思潮的智慧，为社会发展、国家成长提供理论支撑。当然，前提是主流意识形态要善于吸收，更要有包容性，自身不能表现出偏执的刚性。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已经20多年，各种研究都表明，其原因是综合合力引起的。但是，苏共意识形态刚性，不善于在新的形势下吸收新的价值，从而也使执政丧失了执政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这就是典型的执政能力不足的表现。而执政能力不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主流意识形态不愿意吸收其他社会思潮的积极因素。
社会思潮是飘荡在社会中的精神幽灵。但这些幽灵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的化身，关键要看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力。主流意识形态整合力强，那么这些幽灵就是天使，否则就会是魔鬼。在多元化的社会思潮中，在对国家的关怀、社会的关心、民众福祉的关注的情形下有不同的主张，这本无可厚非。这可以为主流意识形态提供全方位的视角来处理国家的战略问题，也可以为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不同层面的理论智慧。
但是，当今中国社会思潮的对立程度越来越高。左不容右，右不容左，社会思潮呈现出严重的极化现象。这会从思想上撕裂中国社会，对中国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从中国文化历史发展来看，中国社会不具有产生思想极化的文化传统。但是，为什么在国家崛起的进程中会出现这样的计划现象呢？这可能与中国崛起迅速而理论的创新却跟不上现实发展的需要有关。中国的文化积淀很深，但文化的现代化转向之后，导致传统文化难以支撑现实的理论创新。也就是说，不少社会思潮的理构建是基于文化沙漠之上的，或者仅仅是借用了文化的空壳。因此，缺乏文化底蕴的理论创新，往往会走向极端，发生极化。
纵观现代化的历程，中国的改革一直就是在争论中推进的，但过去30多年的改革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并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就是因为那个时期中国的主流意识体具有强大的整合力，总是能够超越左与右之后而促使社会形成新的共识。而主流意识形态强大的整合力，恰恰就是从不同思潮中汲取了智慧，而不是依赖刚愎自用的“任性”。今天，中国的改革处于深水期，而且通过过去30多年的改革，社会日益多元化、多样化，不承认这一点就不能充分认识中国社会在改革中已经发生的变化。主流意识形态如果不愿意吸收其他社会思潮的积极成分而刚愎自用、盲目排外，主流意识形态将很快会失去曾经拥有的社会整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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