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钢琴乐，很多人会想到朗朗和李云迪。谁技高一筹？恐怕两人粉丝吵上三天三夜也争不出个结果。但他们对钢琴在中国的普及推广起到很好的“明星”效应。
不可否认，在中国，钢琴是最为普及的西洋乐器。从学龄前儿童，到退休老人，各种年龄层次的学琴者都有。每年，都有世界各国的钢琴演奏家来上海演出。
然而，这样一件最能体现西方古典音乐精髓的乐器，要植根华土，入乡随俗，可没有那么容易。百年来，这个命题一直高悬在所有为钢琴写作的中国作曲家的头上。
本期海上畅谈，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杨燕迪要说说“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钢琴乐”。
杨燕迪 | 音乐学家，上海音乐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兼任中国音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
“让钢琴说中国话”，这七个字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
如何通过钢琴——这个来自异质血脉的乐器，来表达中国独有的气质？
其中，最具挑战性的任务就是——为钢琴写作中国性质的音乐。
中国钢琴音乐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以1913年赵元任《花八板与湘江浪》、1915年《和平进行曲》为起点。
直到1934年，中国钢琴乐诞生了第一个杰作：贺绿汀的《牧童短笛》，获得1934年由齐尔品发起组织的“征求有中国风味的钢琴曲”一等奖。
《牧童短笛》被认为是第一部真正具有中国风范的钢琴曲，他刻画了完全不同于西方风格的中国田园音画，也是上音钢琴作品创作的第一块重要基石。
上海音乐学院原院长桑桐于1947年完成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被称为第一首中国“现代”钢琴作品。
当时桑桐只有23岁，他将具有“先锋”意义的自由无调性技法与著名青海民歌素材相融合，和声的尖锐不协和性强化了音乐的悲怆感，今日听来强烈的表现力丝毫未减。
这是中国音乐在20世纪上半叶最靠近“国际接轨”的时刻。可惜，这一探险之路随后几乎完全中断。
解放之后，中国钢琴音乐创作蓬勃发展，诞生了一大批获得广泛认可与好评的钢琴作品。比如，汪立三的《蓝花花》、丁善德的《儿童组曲》、黄虎威的《巴蜀之画》一批优秀作品。
其中成就最为突出的两位代表性作曲家就是汪立三与王建中。
50年代中，汪立三创作了《蓝花花主题变奏曲》（1953）与《小奏鸣曲》（1957），奠定了他作为青年才俊作曲家的声誉。
由于政治整风和十年浩劫，汪立三在六七十年代基本停止了音乐创作，但改革开放的到来让汪老的创作力再次勃发，很快在80年代达到了新的高峰。
杨燕迪教授最为推崇的是他的《东山魁夷画意》（1979）与《他山集》（1980），前者是一组富有奇异日本风味的组曲，而后者则是五首前奏曲与赋格，使用了严格的西方曲体样式，但调式则基于中国传统的宫商角徵羽。
可以说，这两部作品所达到的高度不仅是这位作曲家个人创作的顶峰，而且也代表了整个20世纪中国钢琴音乐的最高水平！
在上世纪60年代王建中编创了《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又在1973年编创了《百鸟朝凤》。
可以认为，王建中是中国最熟知钢琴性能和最理解钢琴潜能的作曲家兼钢琴家。《情景》（1994年）和《随想曲》（2012年）堪称近期中国钢琴作品中的姊妹篇“双璧”。
汪立三、王建中的作曲走的是靠近传统的路线，通过民间素材的改编与发展，深层次加工，表层音调让位内在的“精神”和“意韵”。
之后，中国作曲家们的创作也是循着这个路子。情调乐观向上，音乐处理倡导民族风格，普遍使用民间曲调和素材，并予以具有艺术性的加工。
时间走到21世纪，陈其钢的《京剧瞬间》、张朝的《皮黄》等现代作品，又为中国钢琴音乐写下了全新注脚。
观察钢琴的“中国化”过程，犹如倾听钢琴在如何以中国话诉说中国百年来实属不易的现代性之路……
艺术的优势在于，留下来的杰作都负载着过去时代的个体生命。时代终会过去，但那些杰作却一直存在，一旦再度召回，那些个体生命就会重新复活。
12 月 7 日 FM93.4 晚上八点
12 月 8日 FM90.9 中午十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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