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语言景观研究关注公共空间中的语言呈现问题。自上世纪末以来,国际上的语言景观已发展成社会语言学中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本文在已有基础上,着重考察语言景观研究的认识论基础、分析维度以及理论构建情况,进一步阐述这一语言学前沿学科的研究动态。了解语言景观的研究内容与理论来源,有助于我国学者在相关领域研究的深入及视野的拓展。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形势下国家语言文字发展战略研究”(10JZD0043)。
作者简介:尚国文(1979-),男,新加坡国立大学语言中心博士,研究兴趣:汉语语法、语言教育与规划(新加坡 117570);赵守辉(1963-),男,挪威卑尔根大学外语系,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副教授,研究兴趣:汉语教学、汉字现代化、语言政策分析(上海 200083)。
语言标牌(linguistic signs)作为展示信息的载体和媒介,在当今的现实世界中触目可及。尤其是在大都市,林林总总的楼牌、店牌、广告牌已成为市中心和商业区的典型标志。语言呈现的物质载体和形式日益多元化,加之后现代社会中人们语言意识的觉醒,一门新兴的社会语言学分支学科——“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研究便应运而生。语言景观研究旨在考察“某个属地或区域公共与商业标牌上语言的可见性与突显性”[22:23]。自此概念提出以来,各类标牌及其语言选择背后的动因和机制受到学者们广泛关注,语言景观迅速成长为社会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一个热点课题。据我们视野所及,近几年内出版的有关语言景观研究的专著或论文集已超过十部(如[5;14;16;20;35;36]等)。国际知名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与World Englishes分别在2006和2012年刊载了语言景观研究专号,而在其他期刊上发表的语言景观研究的单篇论文则不计其数。最近,荷兰著名的John Benjamins出版公司还推出了题为Linguistic Landscapes:An International Journal的专刊,由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Elana Shohamy及Eliezer Ben-Rafael两位教授担任主编,专门发表以语言景观为主题的研究成果。我们曾撰文对语言景观研究的方法论和分析框架进行过宏观介绍[41],但并未谈及该领域所探讨的具体问题以及学科本身的理论构建情况。本文将继续对国际上的语言景观研究进行梳理,着重讨论该领域的研究内容或维度以及理论基础,以帮助语言学者进一步了解这一社会语言学前沿领域的研究动态。本文对语言景观学科本身的细节阐述与之前的宏观介绍互为补充,应可以更全面地展示该领域研究的整体面貌,从而为我国的相关研究开拓思路。
2.语言景观研究概况
2.1 语言景观的概念之争
“语言景观”的概念最早由加拿大学者Rodrigue Landry与Richard Y.Bourhis提出并使用,他们认为公共设施如路牌、广告牌、街名、地名、商铺招牌以及政府楼宇的公共标牌之上的语言共同构成一个地区或城市群的语言景观[22:25]。这是语言景观研究中引用最为广泛的定义,它以列举的方式标明语言景观是个宏观、总体性的概念,而出现在公共空间中的各类语言标牌都是其组成元素。这里的“公共空间”(public space)指的是社区或社会中不属于私人财产的任何空间,如街道、公园、社区中心、公共机构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考察范围的扩大,语言景观的分析已不局限于公共空间里的标牌,私人空间里的标牌也已进入研究视野,如实验室内部的语言陈列等[15]。
使用“语言景观”一词概括标牌意义的研究虽已获得广泛认可,但也有学者对这个术语提出质疑。我们知道,语言标牌属于人为构建环境的一部分,因此使用侧重自然景色的landscape 一词来概括该领域的研究似乎并不恰切,如Spolsky就毫不隐晦地指出,“linguistic landscape”这个术语显得蹩脚、不妥当[37]。由于该领域开创性的研究都是考察城市地区的标牌语言,因此不少学者建议以“都市语言景观”(linguistic cityscape)称之(如[8;12;37])。此外,对现实环境或空间中的语言所进行的研究还被冠以其他名称,如“场所符号学”(place semiotics)[33]、“公共空间语言”(language in the public space)[34]、“符号景观”(semiotic landscape)[20]等。这些概念的内涵或宽或窄,所涉及的研究对象也不尽相同,而“语言景观”仍是当前研究中最受青睐的名称。
2.2 研究对象与方法的特殊性
语言景观研究把语言标牌作为主要考察对象,以揭示语言规划机构、语言使用者、标牌读者之间的话语构建方式和过程。语言标牌是现实环境中用以陈列展示语言文字的物质载体,如路牌、街牌、楼牌、广告牌、警示牌、店铺招牌、条幅、标语等固定在某个空间位置的字牌,属于较典型的语言标牌,而诸如电子显示牌、车身广告等具有流动性、动态性的标牌也很常见。一般来说,语言标牌总是陈设于公众视线可及的位置,供人们阅读、参考或留意。对于周围数不胜数的各类语言标牌,人们除了偶尔会提取某些相关信息之外,一般意识不到其中所包含的语言行为和象征意义,而这恰恰是语言景观研究的核心。
语言标牌一般可分成官方标牌和私人标牌两类。前者又称自上而下的标牌(top-down signs),是政府设立的具有官方性质的标牌,如路牌、街牌、楼牌等,而后者又称自下而上的标牌(bottom-up signs),是私人或企业所设立的用作商业或信息介绍的标牌,如店牌、广告牌、海报等。由于两类标牌分别反映了官方的语言标准和民众的具体运用,研究二者的异同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一个社会或语言社区的语言实践与语言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差距以及为何有此差距。例如,Backhaus研究东京的语言标牌时发现,官方标牌和私人标牌在三个方面存在不同[1]。首先,包含的语言不同:私人标牌比官方标牌出现的语言种类要多,另外官方标牌上基本都有日语,但私人标牌上很多不含日语。其次,语言的功能不同:官方多语标牌上各语言提供对等信息,而私人多语标牌上不同语言可能提供不同信息。第三,语言突显程度不同:几乎所有的官方标牌都把日语作为主导语言,而有约40%的私人标牌以其他语言占主导。
语言景观研究的方法主要是确定研究地点,数据后加[41]。现代都市的商业中心或街道上的语言标牌数量众多,分布杂乱无章,为了能更有效地进行语言景观分析,研究者往往需要根据地理区域(如市中心或郊区)、功能场所(如邻里中心、校园)、标牌类型(如店牌、大型广告牌)等对研究目标加以限定。而搜集数据一般是使用数码相机把研究对象拍下来,然后进行整理、归类和统计,在分析中则需要阐释语言选择和使用背后的机制和规律。
2.3 语言景观研究的意义
语言景观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语言景观研究是了解一个地区语言生态的有效途径。语言标牌具有信息功能,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某个语言群体的地理边界和构成以及该社区内使用语言的特点。比如,一个地区的语言标牌上主要使用某种语言,我们便可断定此语言是该地区的主要用语;而某地多处设立多语标牌,则说明该地区多语共存的社会现象。其次,语言景观研究可以透视某个地域范围内的语言权势与族群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例如,主体语言比少数族群语言更有可能出现在地名或商业招牌中;对于存在语言竞争的社会,路名、地名等标牌上选择某种语言,表明官方认可该语言的主导地位,从而使讲该语言的族群相对于其他族群具有较有优势的社会身份。这些体现的都是语言景观的象征功能(symbolic function)。第三,语言景观研究的实证数据可以为语言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语言景观与社会语言环境之间是双向互动的关系:语言景观不仅反映社会语言环境,也有助于构建新的社会语言环境。语言景观对语言行为具有“激励效应”(carryover effect):标牌上的语言作为视觉信息出现在人们面前,必定影响人们对各语言不同地位的理解,进而影响他们的语言行为,并最终构建新的社会语言环境。由于大到政府小到企业和个人都可以利用语言景观传达不同的思想信息,语言景观可说是影响实际语言政策的主要机制之一[34:58]。因此,决策者制定或修订语言政策时,语言景观研究的实证数据可用作参考,在重塑(reshape)社会语言环境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2.4 语言景观的早期研究及其局限
“语言景观”作为社会语言学研究中的一个崭新的领域是以Landry & Bourhis于1997年发表的论文为发端的。其实,大城市的语言标牌在此之前已受到不少语言学者的关注(见[1])。例如,Rosenbaum et al.及Spolsky & Cooper分析过耶路撒冷地区的街道标牌的语言特征[31;38],Tulp考察过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型广告牌的语言使用情况[40],Monnier曾对加拿大法语区蒙特利尔市的语言景观进行研究[26],等等。总体来看,这些先行研究为当今的语言景观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1)研究具有非系统性。这些零星的语言景观研究只是对个别城市环境中的语言使用情况进行了考察,在语言学领域并未形成重要影响。2)很多研究并非专门的语言景观分析,标牌上的语言只是总体研究项目中的一小部分。3)语料搜集和分析不完备。受技术条件的限制,很多研究只能依靠研究者的田野笔记,语料收集既费时又费力。4)视野不广、开掘不深。学者们对于语言景观关注的方面有限,而且对于标牌语言使用背后的制约机制也未做深入分析。
3.当今语言景观研究的认识论基础
一个研究领域或学科的兴起一般得益于一定的物质条件和思想准备,语言景观研究也不例外。数码照相技术的广泛应用为研究提供了工具和技术层面的便利,而以多元、解构、开放等为特质的后现代思潮则成为认识论上的催化剂。地球村现象和移民浪潮加速语言的融合,而上世纪末以来,学者们对技术乐观主义语言规划观所造成的负面效果所进行的反思尤为深刻。例如,受福柯微观权力观(governmentality)的启迪,权力被视作艺术和技术的体现,其柔性和无所不在的真实性对个体的实际控制能力、权力运作及影响方式等产生影响。而在哈贝马斯看来,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如公共图书馆、剧院、博物馆、音乐厅、咖啡馆、茶室、沙龙、协会等,是现代社会中国家和私人生活之间的缓冲器(buffer),为公众表达观点和自由对话提供场所。但在资本主义后期,随着国家干预的强化,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自由主义公共领域受到侵蚀,“公”与“私”的界限不再清晰,用哈氏的话说,公共领域被“再封建化”(refeudalization)了。总之,在语言意识觉醒的思想背景下,探求语言生活现实的本真成为主旋律,语言政策研究者及实践规划者的关注点从宏大叙事走向实际领域,尤其是语言规划中自下而上的基层作用受到重视[42]。人们看到,像语言使用这样的人类行为,仅仅依靠国家行为所产生的控制力是远远不够的。针对语言具体应用领域(如家庭、学校、商业等)的微观规划渐受重视,导致研究视野不断拓展。语言景观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获得了空前的重视。
4.当前语言景观的研究维度
语言标牌有哪些方面值得研究呢?查阅以往的文献就会发现,语言景观研究关注的方面非常多,有必要加以梳理。我们认为,语言景观研究至少可以从五个语言学—社会学维度入手进行具体考察。
4.1 语言景观与语言权势和地位
如前文所述,在存在多语的国家和地区,语言标牌上选用哪种或哪几种语言、多语标牌上的语言顺序孰先孰后,背后往往都深藏着语言政策和规划的含义,绝非随意的选择。Landry & Bourhis就指出,语言景观与民族语言活力(ethnolinguistic vitality)密切相关[22]。在双语或多语国家或地区,语言景观中呈现的多寡是其活力水平的标志,关系到该语言的社会命运。因此,语言标牌如何通过层级性映射各个种族及其语言的权势和地位,是语言景观研究的重点。这里有两个有关族群语言呈现状况的概念值得关注:能见性(visibility)和突显性(salience)。前者指的是族群语言是否出现在语言景观中,是个“有”与“无”的问题,而后者则是指族群语言在语言景观中是否给予显著的地位,是个“主”与“次”的问题。在多种族共存的社会,族群语言在现实环境中的呈现状况是该语言活力高低的象征。在语言景观中的活力低,则族群语言的命运堪忧。尤其对于少数族群来说,本族群语言在景观中有一定的能见性对于该族群的语言维持非常关键。而突显程度与语言的地位紧密相关,居主导地位的族群语言在语言标牌中往往置于最突显的位置。语言呈现的比例常常反映不同语言群体相对的权势地位。例如Ben-Rafael等对以色列多语标牌的研究发现,在犹太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标牌使用最多的是希伯来语和英语,而阿拉伯语则几乎绝迹。而在阿拉伯语区,标牌上阿拉伯语常与希伯来语共现,希伯来语使用也很多[4]。这反映了以色列社会虽然二者都属于官方语言,希伯来语处于强势地位,阿拉伯语的地位则处于弱势。对于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语区,Shohamy考察发现,语言标牌大多使用阿拉伯语和英语,希伯来语则几乎见不到,她认为多语标牌上语言选择体现了政治上的分歧程度及由此产生的对统治者语言的排斥[34:121]。可以说,语言景观是研究少数族群语言的一个新的有效视角[14]。
需要注意的是,语言景观的形成过程很多是受操控的(manipulated),因此语言景观的能见性高不一定忠实地反映其实际的语言活力。例如,西班牙巴斯克(Basque)地区由于实施保护少数族群语言的政策,少数族群语言在语言景观中的可见性非常高[7]。另外,在威尔士,政府为了推行其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双语”制度,规定威尔士语与英语具有同等的地位,必须一视同仁,在语言标牌中也要创造威—英双语景观以达致“平衡性双语”的愿景[9]。因此,威尔士语在语言景观中的高出现率是“上级”主导的行为,而非威尔士语真实活力的体现。
此外,由于多语区的语言景观明确了语言及语言群体的权势和地位,因此常常成为弱势语言群体抗议的目标。例如,地名到底应该用少数族群语言还是主体语言常常形成语言冲突。Shohamy就发现,在欧洲的少数族群居住区,语言激进分子故意把标牌上的地名拼错,以此向外界传达语言权利斗争和领地诉求等讯息[34]。冲突不限于地名的使用,还可能涉及标牌语言的位置和突显程度等。语言景观中最能体现当地语言利益冲突存在的形式是涂鸦,少数族群常常通过在公共场所涂鸦的形式表达对当局语言政策不满,表达提升本族语言地位和认可度等方面的诉求[28]。可见,多语区的语言景观充满了无言的斗争,语言景观如何体现多语区的语言冲突也值得研究者关注。
4.2 语言政策与具体实施之间的落差
语言政策及其实施实效之间是否有落差一直是语言政策研究的热门话题,这是因为官方的语言政策在实施中经过层层稀释,到了执行层面常常变样甚至走向对立[2:61]。前文提到,官方标牌的语言通常体现政府的语言政策及语言意识形态,而私人标牌在语言使用上则有一定的自由度,不一定效仿官方标牌的呈现方式。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主管部门把标牌的语言使用列入语言规划的范围,出台专门政策规定媒体或教育中的语言使用。例如,马来西亚规定,公共场所中设置的广告牌、路牌等必须使用马来文,如写有英文、中文或泰米尔文,必须将马来文列在第一排,并要比其他语文的字体大、醒目。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法律也规定,所有的公共或私人标牌上,加泰罗尼亚语必须有所体现。此外,加拿大魁北克省1977年颁布法语宪章(也称作“101法案”),规定该地区立法和司法、工作、商业贸易、行政、教育等领域必须使用法语,所有的广告必须且只能使用法语,以此来捍卫法语的地位[13]。后来这些规定有所松动,其他语言在标牌中也获准使用,但同一标牌中必须给予法语优先地位。那么,官方的语言政策在语言实践中是否忠实执行就值得研究。例如,Monnier曾对魁北克省首府蒙特利尔的语言景观进行研究,以考察语言实践与官方政策是否相符。他发现,蒙特利尔的语言标牌整体上法语使用占主导地位,不过由于面对的顾客群有别,不同类型的店家使用法语的比例并不相同。另外,语言人口组成与店铺标牌的语言使用有密切关系,比如在东部,标牌中使用法语占绝对优势,越往西英语标牌越多,而在讲英语人口较集中的最西部,法语标牌最少[26]。总之,一个地方的语言景观体现的是事实上的(de facto)语言政策,与官方政策是否存在出入是一个有趣的课题。具体来看,对于官方标牌和私人标牌,我们可以研究标牌的语言选择、多语的排列方式及顺序、各种语言的突显程度、文字是否有翻译(部分或全部)、标牌放置的位置、材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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