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器可作为文玩似乎为大多数人所能接受，但一年四季不太可能天天都有花可插，虽说花开四季，但若园中无花，或不适宜插，又无闲暇去花市，则花器必然空置。这种情况可能会有不少时日。此时的花器，成了文房的摆设之一。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要求我们，择器之重要，除了常备插花之用外，单独摆设也需美观文雅。
实际上，哪止花器一项，各类文玩均可作为文房摆件。《长物志》《考槃馀事》《遵生八笺》中都载有各类文房具，这些文房具，除日常使用外，平时大多可作为文玩摆件摆设，甚至把玩。这其中尚未详细介绍的还有不少，古器，特别是青铜器，尤为文人雅士所钟爱。
上古青铜器物，在当时属于科技先端的发明创造，所制器物，大概与祭祀、礼仪、战争有关。当时政治的最大核心需求，也是对内安抚百姓，对外战争。得民心者得天下，安抚好百姓，则百姓归心，民心向，人口众、国土广。拥有先进武器装备者，加之人口众，则往往可赢得战争，所谓“国之大事，在祀及戎”。因此，上古的青铜器物，多有象征意义。比如象征着权力、尊严等级的鼎，有“一言九鼎”之成语。“九鼎”，在当时礼仪制度中有所规定，属于权利级别的象征，有“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元士三鼎”之说。又，传说夏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并在上面镌刻魑魅魍魉的图形，用以辟邪。鼎是传国重器，国灭则鼎迁，夏朝灭，九鼎迁于商都亳京；商朝灭，九鼎又迁于周都镐京。“九鼎”具有了极端的权威之故，后来“一言九鼎”，便成为信用、信誉的代名词。
随着铸造技术的进化，财力的集聚，夏商周时代，青铜铸造发展到了一个顶点。之后，随着铁器的发明创造而渐渐式微。然而，铁器易于生锈腐烂，而难以传世，因此，古器物流传于后世的，首先是青铜器。
青铜器的制作工艺极其复杂而精致，造型气势宏伟，美观奇妙乃至诡异，纹饰初为饕餮，春秋战国后为龙虎等，铭文优美古典，字法规范而多变，凡此等等，承载了上古时代的历史和辉煌的文化精髓，也正因为它的文化历史意义，而为历朝历代被以皇权为中心的权力人物、机构以及文人雅士所重视、收集。
由于皇权的强大有力，青铜器中的重要器物，向来为皇家所有。宋徽宗大观初年（1107），设置议礼局“诏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彝之属”(《宋史·礼志二》)。从此，宋人开始收集整理古青铜器物，编辑出版了皇家藏青铜器《宣和博古图》等，从两万多件的宣和殿藏品中遴选出839件，予以详考。北宋吕大临著《考古图》，书中列举器物“所藏姓氏”除秘阁、太常、内府外，共三十余家。私人藏家中藏器以庐江李伯时为最，共六十多件，其余藏家多者十余件，少者一、二件。可见，除皇家外，私人收藏也不在少数。
元明清，一直延续这样的一个格局，重器基本上交皇家、重臣，而民间则多为小型器物。乾隆年间，清宫整理编辑了西清四鉴 :《西清古鉴》《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宁寿鉴古》，收录了四千多件青铜器，这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物的大宗。清代兴起金石学，清中晚乃至民国年间好古之风极盛，陈介祺（1813—1884）的收藏，某些方面富可敌国，著有《簠斋传古别录》《簠斋藏古目》《簠斋藏古册目并题记》《簠斋藏镜全目钞本》《簠斋吉金录》《十钟山房印举》《簠斋藏古玉印谱》《封泥考略》（与吴式芬合辑）等。著名的毛公鼎便是陈家的秘藏。江南的吴云、吴大澂等收藏也富，这些金石收藏成就了吴昌硕等金石艺术家。
由于青铜器物的权力象征，器形巨大者，虽贵为国宝，似亦不适合作文房雅玩摆件。大概也因为此，许多文人雅士大多只能望而却步，也有的只是有选择性的收集部分种类，以配合文房的布置。屠隆的《考槃馀事》、文震亨的《长物志》只介绍了几种古器：布泉、钩、瓶（尊、罍、觚、壶）、钟、镜等。
《长物志》“花瓶”项记载：“古铜入土年久，受土气深，以之养花，花色鲜明，不特古色可玩而已。铜器可插花者，曰尊、曰罍、曰觚、曰壶，随花大小用之。”“钟磬”项载：“不可对设，得古铜秦汉镈钟、编钟，及古灵璧石磬，声清韵远者，悬之斋室，击之清耳。”“镜”项载：“秦陀：黑漆古、光背、质厚无文者为上，水银古、花背者次之。有如钱小镜，满背青绿，嵌金银五岳图者，可供攜具。菱角、八角、有柄方镜，俗不可用。”“钩”项载：“古铜腰束縧钩，有金、银、碧填嵌者，有片金银者，有用獸为肚者，皆三代物也。有羊头钩、螳螂捕蝉钩、鏒金者，皆秦汉物也。斋中多设，以备悬壁挂画，及拂尘、羽扇等用，最雅。自寸至盈尺，皆可用。”凡此等等，可窥明人喜好古铜器物之一斑。
清末民国以后，青铜古器大量外流，有感于国宝的流失，各界有识之士开始致力于收集整理。上述插花器等几项外，中小型的鼎、簋、彝、鬲、钫、缶、爵、斝、匜、权、量、樽、
洗、炉，等等，也均适合文房。泉量、汉镜等多有铭文，属古文字，也便于书法篆刻学习参考，其他青铜器，如果有铭文，自然更为佳好。收藏古青铜器物虽然有难度，特别是真赝的判断极难，需要相当的专业知识作眼力保障。同时，保管也需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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