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的确立期——三国两晋
汉代末年，自汉灵帝开始，中国历史便进入了一个纷乱的年代。三国、两晋，近二百年间，兵火不断，而中国书法，正是在这个时间段得到了确立，并且书法的思想体系，亦大致构筑于这个时期，后世至今，不过是对其继承光大而已。
征战不断二百余年而文事不失，反而兴盛，在文化史上确实是一奇特现象，而能形成中国书法史上这一繁荣局面的原因，姜澄清先生在其《中国书法思想史》中总结有这么五条：
一、三国与汉代相连，东汉碑石，魏晋人亲睹多见，且蔡邕等大家距此不远。后世视为珍宝的汉代真迹，当时人耳熟能详。汉末至三国初，钟繇又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且其子钟会从父学书，开父子从学之风。其二，三国书法以魏最盛。除地理上的原因外，与曹操父子的爱好文事关系甚大。曹操不仅以诗文名世，而且书法也“笔墨雄瞻”，《书断》称操书“雄逸绝伦”。当时骚人墨客云集魏京，时代风尚就此形成。其三、魏、晋文人好清谈，鄙薄富贵而寄情山林，专致翰墨，世称晋人书“韵胜度高”，正是这种超然尘外的性情所培育出来的。其四、汉代以勒石斧碑为习尚，至汉末因滥泛而几成末流。纸张的兴起为书法的普及起到了推动作用，因此晋人书传后世的非缣即纸，对唐人影响很大。其五、汉代为书体变易的时代，至三国两晋，书体已定，不再纠缠于书体变化中，能够专心于书法本身。因此，三国两晋，成为我国书法真正的确立期。
可以说，在三国以前，人们潜心研习书法的技巧，其主观动机是为了实用，是一种自发的习书意识。而主观动机由实用转为明确的艺术自觉意识，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来看书法，应该是从钟繇开始。
《书法正传》载，钟繇年少时，随刘胜学书三年。回来后，与邯郸淳、韦诞、孙子荆、关枇杷、曹操等议用笔之法，在韦诞家见到蔡邕笔法，韦诞不让他看，钟繇竟气得捶胸呕血，多亏曹操用五灵丹把他救活。韦诞死后，钟繇令人挖掘他的坟墓，终于得到蔡邕笔法，从此知道“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运用之后，其书法“由是更妙”。每见世上万物，都从书法的角度去琢磨它，因此后人称其书法“点如山颓，滴如雨骤，纤如丝毫，轻如云雾，去若鸣凤之游云汉，来若游女之入花林”。
在三国之前，还没有痴情书法如此的人。《书断》赞誉钟繇是“秦汉以来，一人而已”。《宣和书谱》称他书写的《贺捷表》（图一）为“正书之祖”。他写的《宣示表》，更为传奇，多家流传，最后竟也同王羲之《兰亭序》同样命运，成了殉葬之物，据传现今所见为王羲之的临本，却也很难让人置信。
蔡邕以隶书见称于世（图二），曾农髯说隶书到蔡邕才见性情。用今天的话说，隶书到蔡邕才真正从纯实用的性质中脱出，而成为抒写“性情”的艺术。楷法则到了钟繇，才告完备。钟繇以三十年的心血，穷究书法，达到“与人居，画地广数步，卧画被穿过表，如厕终日忘归”的地步，可以说，技巧论的确立是从钟繇开始的。历史上称三国为书体“一大转折”，这是一个古篆、隶在实用领域内逐渐为楷书所淘汰的时代。钟繇提出的书为“流美”说，明确追求书法意识，最早提出从“美”的角度来审视书法创作，将实用性的写字与审美性的创作区分开来，在书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纸的出现，为书法的发扬光大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从1957年西安灞桥出土的两汉残纸来看，纸到东汉蔡伦时，已经制作成熟，蔡可能是纸的一个改革专家。至今最早的纸本书法，是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图三），是在西晋武帝泰始初年所写。至此，书体的成功变革，技巧的有效积累，实用向审美的转化，书写承载物——纸的发明，一切促成书法成熟的条件都具备了，于是，书法理论便自然而然地接踵而来。
从社会风气而言，魏晋文士，志在山林而轻轩冕，在出发点上，不以书法为求仕的工具，排斥了功利主义的目的，有利了书法品格的超迈。其时，学书在士大夫间蔚然成风。秦观《法帖通解序》引用欧阳修的话说，“欧阳文忠公尝谓，法帖者乃魏晋人施于家人朋友，其逸笔余兴，初非用意，自然可喜。后人乃弃百事而以学书为事，至于终老穷年，疲弊精神而不以为苦，真可叹也”。汉末以后，父子授受书艺，几成风尚，蔡邕与其女蔡文姬，钟繇与其子钟会，西晋有卫瓘、卫值父子，东晋有王羲之、王献之。卫氏一家，四世嗜书，四世中，卫恒成熟最高，卫恒从女卫铄，世称卫夫人，王羲之少时曾从她学书。据传，《笔阵图》为其所撰。卫恒官至太子黄门侍郎，作《四体书势》。
西晋在理论上值得一提的有成公绥和卫恒二人。
成公绥（231年—273年）为西晋文学家，字子安。在明人辑的《成公子安集》中有《隶书体》一篇，赋体，大意讲隶书繁简适中，规矩有别，用之简易。而对创作则描写得有声有色。这篇文章涉及笔法、结体、章法、墨法，用笔的挫、按、挑、引、驻、拔之类技巧，都有所及，同时又谈到“分白赋墨”、“缱绻结体”。也是最早提出书法可供玩赏的人之一。
卫恒晚于成公绥，卒于公元291年。《晋书·卫恒传》收入《四体书势》一文。所谓“四书”，即古文、篆、隶、草。这篇文章说是论“体势”，其实是论源流。
西晋的书论文章，行文受赋的影响很大，不仅《四体书势》，索靖的《草字势》也是这样，这些文章，大量地以比拟为法，用大自然中形形色色的物类去拟喻书法的点画及体势，满篇都是龙腾、鸿惊、兽跂 、鸟迹之类，既是一代文风影响所致，也是“法自然”观念的反映。
被尊为书圣的王羲之生长在西晋时期，名师的传授，家风的熏陶，成就了一代宗师。王氏一族，为泱泱书法世家，陶九成的《书史会要》中辑入者二十二人，这是继蔡、钟书法家族后最大群体，也可能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大的书法家族群体了。王氏一族好书的传统，奠基于王导。王导为王羲之的父亲王旷的从兄。王导官至太傅丞相，史称“晋祚中兴”的“社稷之臣”，其人“识量清远，简素寡欲”。王导书法师承于钟繇、卫珑，尤工行草。
王旷与卫氏为中表，因此得蔡邕笔法于卫夫人，并以此授给儿子王羲之。
王羲之有儿子七人，为世所称者五人，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其中，献之名声最大。题为王右军撰的几篇文章，以《笔势论》规模最为宏大。这篇文章后人虽多有说法，指其非王右军所为，但这篇文章包括的十二个题目，即创临、启心、视形、说点、处戈、健壮、教悟、观形、开要、节制、察论、譬成，几乎涉及书法的所有方面，已超过前代，可以视为晋末至六朝时期书法思想的一个纲目。
时世的变迁，王氏一族的南移，不仅使书法热点增多，而且南方风光对艺术家的陶冶也异于北方，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图四）正是完成于会稽。羲之学书于北人，至其南下，生活于茂林修竹之间，造化陶蒸，书风遂改，故其《兰亭》，刚柔相济，变化大焉。羲之过江，虽是一己之行，而中国书法的流派，却自此分野。其后，复因南北对峙的政局形成，天时、地势、人事皆异，书法亦从此出现南北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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