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昂（Myo Aung）五十多岁，看上去不过四十来岁，眼镜，黑发浓密，脸有点方，稍稍发体，灰色拉绒衫，语音温和，像个中学教师。两年前，我第一次去他店里，他不仅没iPhone5，连普通手机也没有。这不出奇。很多缅甸人那时没手机。一张SIM卡上千美元，一般人哪里买得起。两年时间，缅甸很多变化，除了昂山素姬和全国大选这类国际传媒的报道热点，民众也有了更多自由，尽管多数人活得还是艰难。最大一个变化，是电信市场开放，卡塔尔和挪威两家运营商跟国营电信竞争，半数以上的人有了廉价的智能手机，随时可打电话，随时可上Facebook等社交网络，不用翻墙。
但是缪昂还用传统的笔记本记账。每卖一杯酒，他都翻开柜台内有点油腻的硬皮账簿，不到A4纸大，不晓得是不是两年前那本。夜里，掸邦高原遍山松林的格劳小镇很清冷，镇中心的市场早已关门，街头只有零星食档、路人和偶尔驶过的汽车或摩托。在格劳十天，几乎每晚，我都去旅馆对街的缪昂那里。那是镇上最热闹的地方，但那热闹很本土。两年过去，不过二三十平米的小酒馆没啥变化，依然狭窄，昏黑，简陋，破旧，前现代。缪昂不卖啤酒，也没精美的酒水单，他的招牌酒，Mandalay Rum Sour，多半是他亲手调制，配方简单，喝来爽口：廉价的曼德勒朗姆酒，柠檬，苏打水，再加一点糖浆，一杯一千缅币（大约五块钱）。
五元一杯酒，是我迄今泡过的最便宜的酒吧。稍有闲钱的本地人也消费得起，他们是这里的常客，有的做生姜生意，有的给寺院庆典或婚丧仪式摄像，有的多年前做过海员，在澳洲悉尼住过一阵。除了在仰光等少数大城，缅甸很少有通常意义的酒吧，即有多半高端，跟本国平民无缘。缅甸人想喝酒，爱去街头巷尾的Beer Station，不像酒吧，更像四川的苍蝇馆子。缪昂的小酒馆是个异端，而且开在偏远小镇。开了十九年，今年三月就是二十周年。“那年，缅甸军政府刚向外国人开放旅游。”他用英语告诉我。一九九六年，缅甸还是国际弃儿，即使铁屋开了一条缝，来格劳的外国人不会太多。可以想象，那时，这里的酒客都是本地人，说不定还有监控民众的当局密探，不像现在，几乎每晚，都有几个我这样的外国人混迹其中，跟本地人举杯，大家畅所欲言。
缪昂的小酒馆只坐得下十馀人，酒客围着半人高的U形吧台而坐，老板和一个年轻伙计，站在狭窄吧台内忙碌。交谈容易，不单因为能讲几句英语的缅甸人远远多过中国人（依照人口比例），更因为普通缅甸人不可多得的友善。除了本地常客，每来一个外国人，缪昂都会询问对方国籍，跟客人碰碰杯，用缅甸话祝你健康，请你免费品尝外卖叫来的佐酒小食ginger salad或油炸的samosa。我忘了上一次报的国籍，只说我是香港人，两年前来过。缪昂有些诧异，格劳小地方，来过两次的外国人不多。其后，只要我在，他都会跟缅甸人外国人介绍我，说我两年前来喝过酒，把我当成活广告。冒充香港人是我在外旅行一大惯例，因为我懒得跟人讨论或解释内陆的情况。然而，这个想要省心的谎言和缪昂的热情，险些让我穿帮。有天夜里，一对斯文中年夫妇，缅甸人装束，坐在门内角落喝酒。“他们是缅甸华人，女的在香港开过诊所。要不要把你介绍给他们？”缪昂说。我借口想听几个后生弹吉他唱歌，躲过“一劫”。
音乐是这家小酒馆另一招牌，但没跑场的职业歌手或驻唱艺人，更无麦克风和迷幻彩灯。一切自发。几个二十来岁的缅甸后生，肤色黝黑，有的是英治时代来此修铁路的印度人或尼泊尔人后裔，几乎每晚都在。他们的吉他和歌喉很有激情，虽然一把吉他音箱已经破裂。唱的多半缅甸流行歌，还有缅语版《跟往事干杯》，都不文艺。很多时候，吉他响起，所有人跟着唱跟着哼，不分职业、国籍和种族，用手拍着木质吧台或摩托车的头盔；一个三十来岁的智障男子不时溜进来凑热闹，手舞足蹈。只可惜，保守的缅甸女人从来不进酒吧，除了那个香港开过诊所的华裔中年女人。这个全男班的小镇小酒馆，有时也夹杂“流窜”此地的二三西方女人，跟当地人喝酒唱歌言笑，让你觉得有点怪异，但是对于西方女人，这里远比色狼出没的印度安全。缅甸人的“放肆”，顶多用手机近距离对准两个德国妞拍照合影；她们咯咯笑着，有些惊慌，但又开心。
我第二次来格劳时，二零一五年十一月的缅甸大选刚过不久，昂山素姬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LD）大获全胜。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军人独裁残酷镇压、民不聊生，缅甸终于迈上正道，充满希望，百废待兴。细心观察，缪昂的小酒馆也有了一个新摆设，独特又不起眼，那是柜台上有些褪色的Chivas Regal空酒盒，一侧贴了一张NLD小旗：红底映衬黄色五星，一只孔雀傲然疾行（孔雀是殖民时代缅甸民族主义的象征）。我笑称这是NLD威士忌。“没错。”缪昂笑道，“这里人人都把选票投给NLD。”我也很快发现，几乎每晚，等到酒客微醺，缪昂都会手捧NLD威士忌空酒盒，讲起它的来历：大约也是两年前，一位爱尔兰人来此喝酒，喜欢上那几个缅甸后生的吉他与歌声。得知他们都是业务演唱自娱娱人，爱尔兰人想给一点钱以表心意。缅甸人坚决不要钱。最后，宾主折衷，这笔钱放进空酒盒，鼓励后来者随喜捐助。每年，空酒盒里的善款都会送到当地医院或村寨。“没有中间环节，穷人直接受益。”缪昂背着每年筹得的详细数目，很自豪。
出于礼貌，也因为他很忙碌，我一直不好打探缪昂的私人生活，也没见过他的太太来店里，只见过一次他的胖儿子，在念中学，也能讲英语。也许缪昂真的做过中学教师，也许一九八八年席卷缅甸的民主运动那阵他是热血青年？尽管现在的缅甸人公开场合不再噤若寒蝉，政治我们聊得却不多。
我很高兴缅甸总算令人精神一振，就像有晚坐在吧台跟我聊得火热的斯文眼镜仔所说：“我觉得缅甸的未来会好。”他不到三十，尼泊尔裔，是个理学士，在市场街边开了一爿小店，经营手机配件，也修手机。眼镜仔三四月份就要结婚，女友一半印度血统，一半掸族，理学士兼英语学士，在镇外一家高档度假酒店做前台。不单因为年轻，不单因为就要成家，眼镜仔有理由乐观，因为他把年已七十的昂山素姬唤做“our mom”（我们的母亲）。
根据政府规定，缪昂的小酒馆这类夜店，深夜十一点半必须关门。在格劳最后一夜，我一直喝到最后一位，开心，惘然，不知何时重来。我和眼镜仔约好第二天中午去他店里，他帮我选一张经济而又实用的SIM手机卡（我在缅甸直到最后半个月才买手机卡；我还是想在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度享受一下不用翻墙的快感）。“可惜你就要离开缅甸，不然可以参加我的婚礼。”眼镜仔说。快到十二点，小酒馆只剩我和缪昂，他还在收拾，准备关门。我和缪昂道别，说我还会再来，我喜欢安宁清新生活便宜的格劳。缪昂从吧台内拿出一瓶曼德勒朗姆酒，给我也给自己倒了一小杯，算是给我送别。“嘉瓦巴热！”他说。祝你健康。“嘉瓦巴热，也为缅甸。”我说，没用缅甸军人政权前些年蛮横更改的Myanmar这一国名，而是用了国际社会和缅甸反对党向来使用的Burma。“对，for Burma!”缪昂说。（写于2016年4月）
(编者按：原文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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