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然，我们不会天真地认为，宋朝的政体就是君主立宪制、责任内阁制。只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宋朝宰相领导的政府是可以问责的，距近代责任内阁制也仅仅是一步之遥。
宋朝的问责制
文 | 吴钩(文史学者)
北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宰相陈执中因为责罚家中一名婢女、导致其意外死亡，受到御史交章弹劾，被罢去宰相之职。说起来，这是陈执中第二次被台谏官赶下台。上一次是在六年前，皇祐元年(1049)八月，由于“河决民流，灾异数见，执中无所建明，但延接卜相术士”，表现得十分无能，因此“言者屡攻之”，最后陈执中不得不“以足疾辞位”，托病辞去宰相职务，徒知陈州。
放在宋仁宗朝，陈执中不过是众多被台谏官赶下台的宰执之一。宋仁宗时代的台谏官，风头甚劲，宰相被台谏弹劾而去职的情况很常见，据研究者统计，从明道初至嘉祐末二十余年间，因台谏论列而被罢免的宰执，有二十三人之多。
最著名的一次是宝元元年(1038)，宋境发生地震，灾害频仍，以宰相陈尧佐为首的政府却应对无方，赈灾不力。谏官韩琦连上数疏，弹劾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尸位素餐、庸碌无能，必须对眼下发生的灾异负责，最后迫使王随、陈尧佐、韩亿、石中立四位宰执同日请辞。有意思的是，后来韩琦也当上了宰相，因为“不赴文德殿押常参班”(不到文德殿签到)，被御史中丞王陶弹劾为“跋扈”。虽然刚刚登基的神宗皇帝并不相信王陶所言，但韩琦自己还是坚持辞去宰相。
许多年之后，一位哲宗朝的侍御史回忆起仁宗朝的台谏风气，还是非常怀念：“伏见祖宗以来，执政臣僚苟犯公议，一有台谏论列，则未有得安其位而不去者。其所弹击，又不过一二小事，或发其阴私隐昧之故，然章疏入，即日施行。盖去留大臣，一切付之公议，虽人主不得以私意加也。”
不管宰相是被弹劾罢黜，还是自己引咎请辞，其实都体现了一种可以问责的政治。任何堪称优良的政治，离不开一个大前提：可以问责。宋人追求一种“虚君实相”之制。所谓“实相”，即宰相掌执政之实权，“天下兴亡责宰相。”因为宰相是可以问责的，执政若不称职或有过失，能够追究其政治责任，包括弹劾、罢黜、引咎辞职、治罪。
所谓“虚君”，即君主垂拱而治、不亲细故，因为君主不可问责。君主有过，问责只能是象征性的，比如下诏罪己，总不能像更换宰相一样废立君主吧。宋神宗时，“内外事多陛下亲批”，也许我们会觉得这是神宗皇帝勤政的表现，但在老臣富弼看来，君主亲载庶政是非常不可取的，“虽事事皆是，亦非为君之道。况事有不中，咎将谁执？”
因此，优良的君主制，并不是皇帝要像明朝朱元璋、清朝雍正帝那样勤政，而是沿着宋人的理念发展出虚君实相的责任内阁制。我们知道，最早建成虚君立宪制的国家是英国，在英国普通法体系中，有一条所谓“君主不容有错(T heK ingcan do no w rong)”的原则，正是这一原则构成了虚君立宪框架下责任内阁制的法理基础。逻辑上的道理是这样的：君主不容有错，即不负行政责任；如何不负行政责任？君主只作为尊贵之国家象征，不过问实际行政；行政权委托给内阁，发生差错也由内阁负责；君主则超然事外。
而这样的道理，宋人是明了的。南宋朱熹说：“君虽以制命为职，然必谋之大臣，参之给舍，使之熟议，以求公议之所，然后扬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严，命令详审，虽有不当，天下亦皆晓然，知其谬之出于某人，而人主不至独任其责。”意思是说，君主不负责任，所以每一道以皇帝名义发出的政令，都必须由执政大臣合议、经给事中与中书舍人审核通过、再由宰相盖章副署，才可以发布于王庭。这样，即使事后发现这道政令有错，也可以由执政大臣负其责。
宋代的诏书，尽管都以君主的名义发出，但必须有宰相的副署，方能生效。诏书若无宰相之副署，则不具备法律效力，用宋人的话来说，“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北宋初，太祖皇帝曾因为找不到宰相副署，差点连个任命状都签发不了。
为什么皇帝的诏书需要宰相副署？究其原因，还是在于“问责”二字。晚清梁任公曾撰文解释过西方君主立宪国的国务大臣副署之制：立宪国创“国务大臣副署之制，其意曰：君主不能为恶者也。而国务大臣则辅弼君主者也，君主有过举，则惟大臣之辅弼无状实职责咎。而副署云者，即以证明此诏敕已得大臣之同意也。故以有副署而大臣之责任缘之而生，同时亦以有副署而君主之责任缘之而卸”；“大臣认为不当发布之诏敕，可以拒不副署，非逆命也，居辅弼之职者，以道事君，义宜然也。争之不得，则辞职耳”。借用任公这段话来解释宋代宰相副署制度，也是恰如其分的。
但任公自己对唐宋的宰相副署制度却颇不以为然，以为那不同于西方立宪国之国务大臣副署，只是“证明诏敕之真，防宦官之滥传中旨而已”。任公此言，就有点胡说八道了。宋代宰相副署诏书，同样是表示负责。用朱熹的话来说，即“知其谬之出于某人，而人主不至独任其责”。宋朝宰相对于他不同意的诏敕，同样可以拒绝副署，这叫做“执奏”。
当然，我们不会天真地认为，宋朝的政体就是君主立宪制、责任内阁制。只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宋朝宰相领导的政府是可以问责的，距近代责任内阁制也仅仅是一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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