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侯墓的发掘是轰动性的重大考古成果，出土了诸多精彩的西汉文物，其中包括一面构件完整、带有珍贵主题图案装饰的大铜镜。
今天的人们大概往往不知道，古代也有尺寸相对硕大的“穿衣镜”，只不过是以青铜铸成镜面。实际上，在山东临淄西汉齐王墓中已经出土有一件长方形铜镜实物，高115.1厘米，宽57.5厘米。相较之下，海昏侯墓出土的“孔子事迹图背屏铜镜”高约80-90厘米，宽约50厘米上下，倒还比临淄齐王墓铜镜稍小。不过，海昏侯墓出土的“孔子事迹图背屏铜镜”的要紧之处在于，这是目前所知唯一一面构件齐全的西汉大尺寸立镜，包括铜镜面、镜架（长方漆木框，把铜镜与镜背嵌合其中）、漆画木镜背、带有镜铭的漆画木镜掩。（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的公众号“器晤”所发表文章：《围观海昏侯：屏之惑》、《围观海昏侯:刘贺<衣镜铭>里说的啥》）。其中，镜背——即衬在铜镜背面的木板上，以漆绘的形式，描绘出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与事迹，并题有说明文字。当初，为了防止镜面因氧化而乌暗，配备了镜掩，其形式为一面与镜面大小相同的木板，当无人照镜时，用它来遮盖住铜镜。这镜掩的外面一侧漆书有“衣镜”字样，并以一篇完整的《衣镜铭》分布整个板面。“衣镜”之称无疑指明这面方镜为“穿衣镜”，由此，我们得以见识到汉代皇家级别的穿衣镜的豪华风貌。
“西洋玻璃穿衣镜”在明代开始进口到中国，至清代中期，于皇家与富贵阶级中获得一定程度的应用，对此《红楼梦》里有最生动活泼的反应。嗣后，大玻璃镜逐渐在中国家庭中普及，一个意外的结果是导致近代中国人就此忘记了，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宫廷与富贵阶级一直使用铜屏风式的穿衣镜来鉴照仪容。让我们以倒叙的顺序来回归历史：
应该说，最具说服力因而意义非常的一条资料，来自孔子七十六代后人孔德懋在《孔府内宅轶事》一书中的无心透露。她写道，孔府忠恕堂内列着“古铜穿衣镜”，“但民国以后，毕竟也随着社会的进步有所变化，后来在孔府里也添置了玻璃穿衣镜”，“可是在孔府，不照古铜镜子，而照玻璃镜子，却好像是一场了不起的革新”。
另外，清人沈初《西清笔记》中记载：“懋勤殿向设一大镜屏，岁值铜价涌贵，上命撤以付钱局鼓铸。”可知，紫禁城内的懋勤殿曾经架设有一座很大的铜镜屏，但后来被乾隆帝下令送去铸钱了。
这两条资料清清楚楚地告诉后人，屏风一样大的铜镜在往昔确实存在，隆重的殿堂中往往会出现这样一种豪华陈设，提示往来人等正衣冠、端仪容，如此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清代，到铜镜被进口玻璃镜取代为止。
留意文献就不难发现，类似在殿堂内设大铜镜的记载早已有之。《西京杂记》中即言，秦咸阳宫中有一面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其神奇之处在于，人至镜前，镜内的映像却为倒影。此外，《初学记》中录有《陆机与弟云书》曰：“仁寿殿前有大方铜镜，高五尺余，广三尺二寸。暗著庭中，向之便写人形体。”最惊人的是，据张鷟《朝野佥载》，唐中宗曾经下令扬州铸造一面“方丈镜”，这面镜如此巨大，能够将骑在马上的中宗连同其坐骑一起映照在镜内：“中宗令扬州造方丈镜，铸铜为桂树，金花银叶。帝每骑马自照，人马列并在镜中。”显然，“方丈镜”是说这面铜镜长宽都达一丈之广，是文献中记载的最巨大的一面镜子。这面大镜的背面特意铸出桂树纹的浮雕，桂花全部贴以金箔，桂叶部分则是用银箔贴成，于是一棵金花银叶的桂树伫立在镜背上，宛然一轮月影在人间的再现。唐中宗喜欢在重大仪式上架设这座丈高巨镜，自己骑马立在镜前，连人带马全部映入镜中，显得特别威风。如此的传说也许过于夸张，不过，在中国历史上，宫廷乃至王公府邸内确实一向都有树立大铜镜的传统。
另外，从文献记载来看，相对大尺寸的“穿衣镜”绝对不限于在殿堂之上供君臣正衣冠，日常生活中，上层社会的男女往往会享受到对着此般大镜照影的快乐。《太平御览》中载录晋代《东宫旧事》就道是:“皇太子纳妃,有着衣大镜尺八寸,银花小镜尺二寸,漆匣盛盖。”不过最意想不到的消息来自《金瓶梅词话》，这小说有个情节，潘金莲“于是使来安儿：‘你去我屋里，问你春梅姐讨我的照脸大镜子、两面小镜子儿，就把那大四方穿衣镜也带出来，教他好生磨磨。’ ”“那来安儿去不多时，两只手提著大小八面镜子，怀里又抱着四方穿衣镜出来。”“玉楼道：‘我没见你这面大镜子，是那里的？’金莲道：‘是铺子人家当的，我爱他且是亮，安在屋里，早晚照照。’”可见，尺寸比较大的铜制穿衣镜属于奢侈品，一方面来说，远非人人都消费得起，但另一方面来说，在富贵人家中也并不罕见。
由此看来，《迷楼记》中所讲述的一则色情逸闻或许并非完全是虚构：有个善于谄媚天子的大臣上官时“铸乌铜屏数十面”，进献给隋炀帝，这些铜屏高五尺、阔三尺，用古代特有的“磨药法”将屏面磨成明镜，并且可以联在一起，环绕四合，架设在寝室内。于是，昏君将这一组联扇长镜屏安置于迷楼，特意在其围绕中御幸妃嫔宫女，效果是交合之状“纤毫入于鉴中”，周围的镜屏实时地播放无声小电影，“帝大喜，曰：‘绘画得其象耳，此得人之真容也，胜绘图万倍矣。”按这一说法，在隋代，曾经出现过一组由一扇又一扇长方形铜镜连成的折叠屏风，其中每扇铜镜屏高一米多、宽也将近一米（古尺的长度比今日市尺小一些）。由其尺寸大小来看，应该是被隋炀帝作为“床屏”，放置在御榻边缘，并且围合成一圈。晋唐的床屏一般为十二扇，如此说来，乌铜镜屏折叠屏风也至少该有十二面。
然而《迷楼记》中讲述的镜屏还不算惊人之最。文献显示，中国古代曾经有“镜殿”，乃是出现在北齐、隋与初唐时，也就是公元五至七世纪，在遥远的一千三百年前。
《北齐书》即记载，齐后主时，“其嫔嫱诸院中起镜殿、宝殿、玳瑁殿，丹青雕刻，妙极当时”——昏君高纬在后宫中修筑了三座特别豪华的宫殿，其中一座以明镜为主要装饰，可惜史书记述简略，后人无法了解北齐镜殿的具体形制。
《隋书》则对隋文帝之子、秦王杨俊所建的一座镜殿有比较详细的记录：“又为水殿，香涂粉壁，玉砌金阶。梁柱楣栋之间，周以明镜，间以宝珠，极荣饰之美。每与宾客妓女弦歌于其上。”这是一座“水殿”，它可能是临水而立，也可能四面环水，所有构件都极尽豪华，最大的特点则是横梁、立柱、门楣、跨栋等一切木构件上全部贴满明镜，镜子与镜子之间还点缀有宝珠——依当时的技术条件来看，这些所谓“宝珠”应该是烧制出来的彩色玻璃珠（那时称为琉璃珠）。也就是说，殿顶下的木构框架基本被镜面及玻璃彩珠满覆。推测起来，一座除门扇、窗扇之外所有表面都是平滑镜面的殿阁，如果是伫立在湖心当中，四面水波潋滟，晴阳一照，殿体想必璀璨生辉，映在湖面的倒影也该是熠熠明亮，并且水光与镜光互相折射，碎影烁目，且杂以玻璃珠的映彩，俨然便是海市蜃楼一样的幻境。杨俊经常与宠爱的美人及属下们一起在这座水殿当中举行欢宴，歌舞齐发，千年之下，这场景似乎很难想象，但却也值得努力尝试着想象。
制造巨大尺寸的平整、光滑镜面，对于冶金技术要求很高，也太消耗铜材，因此在传统生活中属于高档奢侈品，由此想来，北齐镜殿、杨俊的镜殿，应该都是用盘碟大小的镜面拼嵌而成。但是，《资治通鉴》里的一则轶闻却格外神奇：“（裴）匪舒又为上造镜殿，成，上与仁轨观之，仁轨惊趋下殿。上问其故，对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适视四壁有数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令剔去。”依其说法，唐高宗时曾经建有一座镜殿，那形制竟与凡尔赛宫镜厅接近，四壁上镶满了大镜，以致作为臣下的刘仁轨入殿以后，不管看向哪一面墙，都能看到皇帝的镜像。于是这位刚正大臣进谏说：“天无二日，地无二王，在这座殿里却是四壁都有陛下的影子，仿佛好几位天子来回晃荡，这不是好征兆！”高宗听从了他的意见，立刻命人把嵌满殿壁的镜面一律剔除。
唐高宗时是否真的建有如此高技术含量的镜殿？难以确切考证，但要说的是，即使从目前已知的汉代铜镜实物来看，中国传统的铸镜工艺的水平足以完成这一任务。不过，遗憾的是，唐以后，便不见有类似镜殿建筑的消息。何以会如此？
现代人往往有种误解，以为古人没有映像清楚的镜子可用。实际上，随着冶金技术的发展，早在四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齐家文化中就已出现成熟、完整的青铜镜。直到明代西洋玻璃镜传入之前，传统的中国镜一直是以青铜铸成，但也有少量使用铁镜、银镜的情况。这些金属镜自身不能反光，古人发明了一种水银、白矾、锡末等多种成分配合而成的“磨镜药”，利用“磨”的特殊工艺，让镜面涂上一层水银。通过这种方法形成的镜面呈像效果极佳，能够清楚反映出镜前的对象，纤毫毕现。不过，这种铜镜始终没有玻璃等介质覆盖在上面加以保护，水银层直接接触空气，慢慢便会发生氧化，变得乌蒙蒙，不再能够照出影像。为此，传统发明了对策，用各种手段把镜面遮盖起来，包括漆或瓷的镜盒、纸或织物制的“镜囊”、布帛做的“镜袱”或说“镜帘”，“孔子事迹图背屏铜镜”的漆画木镜掩无疑也是担当着同样的功能。平时，镜子或者收在盒囊内，或者用软帘之类遮住，只有当人需要照容时才允其亮相。另外，一旦镜面昏暗，便要请“磨镜人”来用磨镜药将其重新磨亮，也因此，往昔的悠悠岁月里，一直有磨镜这个手艺行当，掌握了这门技艺的磨镜人摇着“惊闺”走街串巷，随时为妇女提供专业服务，其中包括聂隐娘的丈夫“磨镜少年”。
由此推测，镜殿之所以未能得到持续发展，原因应当在于，铜镜的表面没有透明玻璃保护，水银涂层暴露在氧气中，会慢慢氧化生锈，不再明亮反光，也不再能照映出影象。因此，嵌在殿阁上的铜镜过一阵就会变得乌暗，必须由人用磨镜药重新磨亮，维护的成本过高。这，应当就是镜殿没有长久时兴的原因。
因此，北朝隋唐的镜殿可谓因早产而夭折的灵感，这是一次受困于技术限制未能成功持续下去的实验，也是一段为后世遗忘的美学与科技的佳话。
注释：
*头图为倪妮
*图一为: 左：唐代婚礼上的大镜 中：唐代婚礼上的大镜 右：架在立座上的唐代大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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