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健颐舒院陈一弘老师讲《易经的学与用》三年了，我有幸参加了在桂林举办的2016年第一期的学习，尽管时间只有两天，讲学别开生面，听者脑洞大开。感受体会颇深，素有撰文之习，此次也不例外，一则整理提升自己的反刍思考，二则分享给有缘人共同交流。学习体会拟写两篇：《易经》的核心价值观与人文精神；懂易理而知位守中，知通变则成所作智。】
前言
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其《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讲到：“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力量。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这段话阐明了一个普遍规律：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在它们每次的重大历史转折点，总是通过回顾自己文化的原点，来获得“精神力量”。比如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就提出要回到古希腊；印度在争取民族独立时提出用继承婆罗门教的印度教作为立国之本；我国宋朝时期，在经受了几百年的印度佛教文化的冲击之后，学术界提出了“出入佛老，反诸六经”。
（注：轴心时代，顾名思义，是指一个对全部人类文化史具有控制意义、提挈意义和动力意义的年代。哲学、艺术、宗教，在轴心时代已获得惊人发展，以后的发展是轴心时代建立的精神基础的衍生。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提出，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个时代诞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先知、释迦牟尼、孔子、老子。他们创立各自的思想体系，共同构成人类文明的精神基础，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之上。这是人类文明大变革时代，也是当今时代的精神指引。）
面临我们今天必须的转变，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一百七十多年中国近代史、九十多年革命建设史都有一个连贯的历史逻辑，中国文化也是在不断变革中孕育着新生。同样，正在进行的中国治理现代化探索，也必然是这个历史逻辑的发展和延续。当代中国，在经历了近两百年西方文化的严重冲击之后，有可能会进入“出入西学，返诸六经”的文化复兴的新时期。
一、易经在中华文化的地位
遵循孔子不把周易用于占卜而着重于从义理上引申发挥究易之路：“《周易》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而乐其辞。我观其德义耳也。”“系辞焉，而明吉凶也。”靠系辞解读的功夫，而知大是大非。正因为这句话，所以陈一弘老师才将课程名称定为“《易经》的学与用”，也正因此总先从系辞开始讲起。《系辞传》是系在《周易》整体后面的“辞”， 总论《易经》的基本意义和原理，是孔子深契《周易》真旨之大作，是我们想进入易经堂奥必由之门。让我们对《易经》先有一个整体观之后，再讲《序卦传》，进而自己去学习《易经》原文。这两天的学习内容是让我们明白《易经》的常道之理，后面几期会讲到非常道。关于《易经》的整个解读讲完也可能只有50%，另外的50%要靠每个人自己的感悟体证去继续认识了。
《易经》是举世闻名的中国学术名著，不是因为它的占卜性，而是因为它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的原典意义。我们讲读《易经》，也不是把它当做卜筮之书来用，而是为了帮助大家初步了解《易经》的思想体系和原典意义，把它当作弥足珍贵的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和历史社会史料，从中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元素和历史基因。不否认《易经》能算卦，但这只是《易经》很小的一部分，其人文思想、智慧体系才是根本。“善易者不卜”，这是前提，只是我们很难做到“善易”。
《易经》带给我们的就是明明白白，如果从“常道”或“非常道”来诠释，《易经》就是帮助我们从“有为”到“无为”，再从“无为”到“有为”的一个过程。
六艺统摄易经为源
按照《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国学”可分为六类：六经（亦称六艺，即《易》《书》《诗》《礼》《乐》《春秋》）；诸子百家；诗赋；兵书；术数；方技（中医）。按照《四库全书》的分类，可简单分为经、史、子、集四类。按照现代学科分类，可分为哲学、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中医学、古代科学等。按照学术流派来说，主要有儒学、道学、佛学以及中医学等。
从传统分类看，经典始终是排在第一位的，“六艺”——《易》《诗》《书》《礼》《乐》《春秋》这六部经典，是中国原创文化精神的主要载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源头。马一浮先生曾经说过：“现在要讲国学，第一须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六艺者，即是《易》《诗》《书》《礼》《乐》《春秋》也。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源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今楷定国学者，即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流派儒、道、墨、名、法等都出于“六艺”。古文经学派按时间先后排序，将《易经》排在六经的第一位。
《易经》能成为中国文化群经之首，自有它独特的价值。算卦的书很多，但都没有被称为“经”，能称“经”的一定有其深远含义。所谓“断天下之疑”，贪嗔痴慢的根就在“疑”上，有疑就有惑，有惑就有种种的糊涂、波折。疑根一断，信门就开了，中国文化讲的就是信，这是最难的一步，因为我们有所迷，才使我们不信，真到了信这一步，一切就都了结了，事情就很好办了。
2. 一源三流与三教合一
犹如中华大地生命之源在青藏高原分流出黄河、长江、澜沧江一样，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结构也可以概括为“一源三流”，源头是“易”，三流是儒、道、禅。
《易经》在六经中起源最早。传说早在六、七千年以前伏羲就创作了八卦，目前发现最早的一个八卦图案是2006年5月在河南淮阳发现的，是离卦，刻在一个黑陶纺轮上，距今四千五百多年。学术界已认定，《易经》经文（易经）为西周初年所作，传文（易传）为战国时期所作，从汉代开始历代都有解“易”之作（易学）。“易经”、“易传”、“易学”是“易文化”形成发展的三个阶段，标志着中华文化从巫术文化到人文文化、科学文化的发展过程。可以说一部《易经》成书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华精神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正如陈一弘老师所讲“《易经》是中国文化的元典，就是说《易经》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一个载体。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到底花落何处、归根于何处？这个答案在四书里有一些，在五经除了《易经》以外的其他四经里也有一些，但最终的答案是在《易经》里。”
距今3000年左右（西周前期）成书的《易经》经文经过了500年之后发展出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道家等诸子百家，也影响了中国化的佛家。《易经》不仅是人类轴心时代唯一一本由符号系统与文字系统共同构成的经典，而且是儒家和道家共同尊奉的唯一一本经典。儒家将《易经》奉为五经之首，道家将《易经》奉为三玄之一。西汉末年，大约在公元前后，从古印度传来的佛教分别从三条道路传来，俗称南传、藏传、汉传。此后，佛教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到隋唐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基本形成了八个宗派，其中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就是禅宗。我们不能说佛家源于《易经》，但禅宗一定受到《易经》的影响，禅宗是印度大乘佛教与中国三玄（易、老、庄）结合的产物。
“一源三流”可概括为：易为主干，三教互补。中华文化虽然分出这么多家，实际上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儒释道三家相互之间是互补的关系。通贯儒家、道家乃至中国化佛家的“大易之道”正是中国文化的主干，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二、易经的核心价值观
《易经》是个什么经，是个道经，易经是通过乾坤之道在演绎，孔子在《易传 · 系辞》中明确解释什么是易？“生生之谓易”。 从文字相里面去看，中国文化讲的生生不息，奥妙就在这两个生生里头，生那个生的叫易，不是生的那个叫易。这个易是在成象以前，成象是乾卦，生生的那个是易，生生的那个不息。那么，生生的那个是什么？道体也。“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我们就是要法于阴阳，或者说效法天地的这样一个生命过程。在八卦图演绎的过程中，我们自我的状态会慢慢清晰起来。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积淀了几千年的生存智慧，其核心价值和基本精神集中体现在《易经》当中，可以概括为“阴阳中和”与“天人合一”。
1. 阴阳中和
易：上古卜筮之书的通称；变化。一说是飞鸟的形象，一说是蜥蜴的形象。飞鸟的姿态和蜥蜴的颜色都不时变化，用以象征宇宙事物千变万化。也有的说，“易”由“日”和“月”二字组成，日为阳，月为阴，用以象征宇宙的阴阳二元，两个合起来就是阴阳变化。许慎《说文解字》：“日月为易，象阴阳也。”司马迁：“易以道化”“易长于变”。郑玄有三义说：简易、变易、不易。
《易传 · 系辞》：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鲜矣。” 这里讲的一阴一阳不是从个体的阴阳讲的，是从整体观来讲。中国文化讲的是生命的整体观，陈老师讲到他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去体会和认识到底什么叫“整体”。经典的表达就是“性相不离”叫整体，“一合相、性相不二”叫整体，或者“无漏”叫整体，“无漏”就是没有一丝一毫的缺失。基于这样一个标准，我们感受到的一切都是有漏的，都是缺失的。修行中用“七识八识”来描述。
一阴一阳之谓道，是对《系辞》前文所说“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的理论上的概括。一阴一阳之谓道，我们这样断句“一阴一阳之，谓道”，不是“一阴一阳，之谓道”。 《易经》讲的不是二也不是三，它讲的是“零”和“一”的关系，零就是“不易”，所以是“一阴一阳之为道”，而不是“多阴多阳之为道”。你是“一”，那就全是一；你是“二”，那就是无穷无尽的阴阳，最后就会被阴阳所淹没、被阴阳所束缚。
道无时无刻不是体现在阴阳相用上，否则人永远不可知“道”，世上也没有圣人了。在易经上用太极来指代道，太极无相故本无图可示，但我们通常却把“阴阳鱼”即“两仪图”称为“太极图”， 八卦图其实是在我们自己没有形成一个背景的时候，来帮助我们形成一个背景。这也是让我们知道「道」与「阴阳」不一不异，如水与波不一不异，不一，相上不一；不异，两者不相离。这样就可理解不可见之道唯体现“一阴一阳”的相用，世间万有的存在方式就是“阴阳”，故一切现象不离阴阳，无非是阴阳变化。所以说“一阴一阳”在表现之，谓“道”。要见道只能在「阴阳」事相上见，离此无别道。“一阴一阳之谓道”是从无到有及“心生则种种法生”的最好描述。
为什么不说“一阳一阴之谓道”，而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因为“易，逆数也。”如天在上地在下为《天地否》卦，而地在上天在下，为《地天泰》卦；天在上水在下为《天水讼》卦，水在上天在下为《水天需》卦；山在上地在下叫《山地剥》，而地在上山在下为《地山谦》卦.....诸如此类等等。阴在上阳在下，阴降阳升，阴阳二气交流，“三和”了才有产生万物。所以说“一阴一阳之谓道”。
这个世界的关系无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有自我与自我的关系和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而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也随着自我与自我的关系变化而变化。所以在“一阴一阳之谓道”里，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物的关系是一体的。但在实际生活中，这两者不是一体的，至少人跟人可以说话而人跟物不能说话，所以这两者是割裂的。正因为这样一种割裂，我们就置身于变化中不能自拔，人与物的关系断了，我们就迷茫、迷失了。我们就在人拥有物、占有物的过程中不断地消耗自己。
“继之者善也”，回到“一”上去结论，才是孔子说的“继之者善也”。而我们首先就分别了善恶的善，善知识的善，善良的善，我们的认知就是凭借这样一种对立来认知这个世界和自我的关系。“继之者善也”，中国文化讲的是擅长，这个善是继道为善。我们不能理解为仅仅是做好事为善。
“成之者性也。”这句话讲到究竟了，因为我们是“成之者”，不是人成就是事成。孔子讲“成之者性也”，不是我们成的，是“那个”成的，已经托出去了。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是道性，成一切的是如来，是道性，是道体，不是这些事儿也不是这些人。但我们都不知道“性”为何物，没有见性，所以被表面的假象所迷惑。孔子表达“成之者性”，他是同位了，只是做个管道，或者一个投影，实相本如此。
那么我们怎么从“成之者人也”，转变到“成之者性也”？就必须将这个“我”去掉。或者“成之者事也”，或者“成之者吉也”，或者“成之者善也”，或者“成之者利也”，这些都是我们的偏见而已！成之者利，成之者善，成之者吉，成之者贵，也都是我们的障碍！
从孔子所说的“成之者性也，继之者善也”这个维度看再《论语》，会得到完全不一样的认识。“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中国文化讲的“君子之道”，《易经》已经概括了。我们经常表达“如来，百姓日用而不知，”其实“如来”，就是那开始的地方，或者本来面目，原来就是这样的。孔子才会讲“百姓日用而不知”。
“仁者见之谓之仁”,什么叫仁者呢？“元亨”的人就叫仁者，不是善良的人叫仁者！因为“元”就是“仁”。
“知者见之谓之知”，这是认知，高级的认知是八卦系统，是一种方便。
“百姓日用而不知”，因为百姓知道的永远是人和物的关系以及人和人的关系，都在前台呆着，退不到后台来，到底是谁在用就不知道，也就是那个“本我”都不知道。所以人文要探讨的就是这个，到底“日用而不知”的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把它认清楚。找到了，就是“君子之道”了，这就是中国的元文化。
“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道就是自然规律，顺应自然，人与自然本就是一。阴阳变化、阴阳中和就是“大易之道”。阴阳是《易经》的总体哲学思想，是《易经》内涵的核心所在。
阴阳中和之道，是古圣先贤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人事之后提炼出来的。《易经》中用乾、坤二卦代表天、地的功用，天地间的万物均“统”之于天，用以规范万物，地与天相辅相成，用以应用转化万物，天地本是一。对于先有乾坤卦象而后有天地，还是先有天地而后有乾坤卦象的问题，《系辞》做了这样的论述：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准”，同“等”。“弥纶”，普遍包罗。就是说，《周易》与天地齐等，所以能包容天地的精神法则。圣人以易道观察天文地理，则知显明和幽隐之事；考察事物的终始，则知生死之说；依据精气成为生命，其游散为灵魂，则知鬼神的情况。可以这样来理解，筮法中的刚柔往来上下屈伸的变化，同自然界的幽明生灭以及生命的变化是一致的。
阴阳是什么？一切无形的为阳，就是古往今来；一切有形的都是阴，就是上下四方，自然本无好恶之分，所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易经》，易者治也，治就是规律。
《易经》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意思是说，自然天道的变化，使包括人类在内的天地万物得到稳定的生命本质。人类若能保持配合自然天道的变化，达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最高的和谐，从而普利万物的生存发展，乃天地自然的正常规律。它是产生万物并使天下国家稳定安宁的首要条件。
《易经》崇尚中和，强调“中”是最好的位置，是天下之大本，“和”是天下之大道，矛盾双方的“大和”状态即为“中”，能寻找到并在实践上通过“中”的途径达到目标，就是最好的方法，亦即中庸之道。《中庸》有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节”就是“和”的境界。不仅喜怒哀乐中节为和，诸事中节也为和。“中节”就是既没有太过也没有不及，恰到好处的状态，这就叫中节。古圣以履来比拟和，孔子在《易传》说：“履，德之基也”；《说文解字》：“礼者，履也。”礼就是鞋子，履跟足的关系就是和的关系，就是中节的关系，鞋子大了穿着走不了，鞋子小了穿着也走不了，必须不大不小，恰到好处，穿着它方能行道无碍。
为什么发了就不是中了？因为有“我”。我们这样来理解中国文化，你在“一”，你怎么说都是一，不用去思考；你不在“一”，你怎么想说成一，就是说不成一。中，乃口中一竖，与天说一样的话为“中”！
在中国历史上，《易》《书》《诗》《礼》《乐》《春秋》这六部经典最能反映中华民族早期的价值理念，除了失传的《乐》，“和”的理念也贯穿于《诗》《书》《礼》《春秋》之中。
《诗》曰：“肃雍和鸣，先祖是听。”《礼记·乐记》在解释这两句诗时，揭示了它的重要意义：“夫肃肃，敬也；雍雍，和也。大敬以和，何事不行？”肃者，诚正敬畏；雍者，和谐、和睦。意思是说，只要做到诚正雍和（敬畏之情与和谐之意），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好呢？
《书》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要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和美德，使社会上每一个家族都亲密和睦。在家族和睦的基础上，还要辨别百官的善恶良否。百官的善恶良否辨明了，天下万国便可协调和睦而归于和平。
《礼》曰：“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最好的音乐能与天地自然保持和谐；最好的制度能与天地自然保持相同的节度。和谐，才能使万物各得其生、各得其所；保持相同的节度，才能使人类的活动，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保持平衡和统一。如此，天下万国才能相敬相爱。
和谐理念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最先思考的问题。其中的“保合太和”、“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和故百物不失”、“夫敬以和，何事不成”等等，成为中华民族始终追求的价值理念。
“阴阳中和”，表明中华民族有两大精神，就是乾卦和坤卦、阳刚和阴柔两大精神：“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乾坤并健、阴阳中和、刚柔并济、儒道互补。阴阳思想有个模式，是用太极图表现的，那是哲学模式的一种形象表现。半黑半白的太极图表明了万事万物的对立统一。其中一条S曲线，生动地表明了黑与白的运动变化。图中还有两个鱼眼，白中黑眼，黑中白眼，说明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这正是阴阳各自向对方转化的内在根据。太极图是“大易之道”最完美、最形象的表达方式。它是可以量化的，它的八条半径就是对应从乾到坤八个卦象。分为先天八卦图与后天八卦图。伏羲八卦是先天易，讲对峙，即把八卦代表的天地风雷山泽水火八类物象分为四组，以说明它的阴阳对峙关系。《易传 · 说卦》中将乾坤两卦对峙，称为天地定位；震巽两卦对峙，称为雷风相薄（入也）；艮兑两卦相对，称为山泽通气；坎离两卦相对，称为水火不相射（音亦，厌也，即相通之义）。用以表示这些不同事物之间的对峙。文王八卦图属于后天易，讲流行，即周期循环，如水流行，用以表示阴阳的依存和互根，五行的母子相生。后天图是从四时的推移，万物的生化收藏得出的。
从文化背景看，儒、释、道三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圆融和谐，共同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阴阳中和”的基本精神。三家都讲“中”：儒家讲中庸，道家讲中道，佛家讲中观。三家都讲“和”:儒家讲仁和，道家讲柔和，佛家讲圆和。隋唐以后的中医是儒释道三家智慧在生命科学上的最佳体现，中医是最能反映中国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也是唯一还活着的一种科技与人文相结合的文化形态，甚至有这样一种说法“凡医欲成神者，须以人心度天心，以人之德仿效地之德”。中医经常讲阴阳的调中致和。中医认为，五行有生克关系：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反之，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说明宇宙中没有任何一种事物或力量能够凌驾于一切事物和力量之上而独霸天下。所谓“一物降一物，一物生一物”,凡事把握适度，否则适得其反。比如，金克木，用斧子劈柴，劈多了，斧头自身也就磨损了。这些智慧告诉我们，在为人处世中，不论做什么事都要把握尺度，处在自律道德阶段的人完全具备了分析社会道德原则的能力，能主动地评判和选择社会的价值标准，形成自我独立的价值观，能把外在的道德原则内化为自己的道德品质及自我需要。正如孔子所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就个人而言，阴阳中和表现为四个层面，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身与心和谐。
中华民族“和”的哲学或和谐理念的实践意义，正在于它能够指导我们最大限度的化解和匡正人类面对的两大基本矛盾所引发的各种危机，使人类的生存发展真正能沿着体现“和而不同”理性智慧的大道前进。用西方一位大哲罗素的话说：“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在现代世界极其重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是第一位的。”这种品质，“若能被世界所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和祥和。”
2.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思想是《易经》的核心思想，是万物和谐的前提基础。中国传统学问一直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要务，这是贯通中国思想学术和文化的一条主脉，渗透到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
“天人合一”的“天”有两个理解：一个是指自然之天，一个是指上帝之天。
把“天”理解为自然之天，即自然规律。“天人合一”的意思就是要顺应自然规律，不要违背自然规律。自然规律有无数个层面，有的是感官可以认识到的，如一年的春夏秋冬、二十四节气、太阳的东升西落。有的是感官不能感知的，是无形的，如五运六气、数学规律（如爱因斯坦发现的E=MC2）。面对“自然之天”，合一顺应的办法就是观察总结、顺势而为。
把“天”理解为上帝之天，“天人合一”的意思就是遵循天命，顺应天意，正如《诗经》所说，“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无贰无虞，上帝临女”，“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大概意思是说，上帝在上，不要有贰心，不要随意改变。敬事上帝，礼敬上天，这是一种内在信仰，其中包括一系列的宗教祭祀仪式，这些仪式在《礼记》中有很多记载。面对“上帝之天”，合一顺应的办法就是信仰、祭拜。
在中国哲学体系中，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把“天人合一”作为重要的思维方式和思考原则。最早用“天人合一”这个词的是北宋理学家张载，他说：“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至学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也。”《易传 · 系辞》有“三才”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老子《道德经》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三才”、“四大”都是强调整个宇宙的基本构成最后归结为人与天两大要素。这两大要素的关系如何？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易经》提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对老子的传统解释，天地人都要以道为法，而道的基本属性即是自然。这里所谓自然，一是指包括人在内的实存的自然界，一是实存的自然万物都要依其本性自然而生存。这已是暗含着天人关系在其中。而《易经》的“四合”说，亦可简化为天人相合，即“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思想告诉我们，天人合一就是将人性和天性保持一致。人之性称之为“德”，天之性称之为“道”。徳道合一就是天人合一了，天人合一才是最大的道德。以道为本以德为先，天人合一就是“德”和“道”的结合。庄子在《逍遥游》篇中强调人的努力目标是“天人合一”。为做到这一点，人需要对事物有更高一层的理解，由此得到的快乐才是“至乐”。庄子描述了在理想中达到至乐的人，需要凭藉自然的本性，顺应六气（阴、阳、风、雨、晦、明）的变化，而游于无穷之中。
《易传 · 系辞》还提出“夫大人者，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
“旁行而不流”，那么旁行就已经不是我行，我们从我行我素到旁行。是说，其德行遍达四方而不放纵。意思是，圣人掌握了《易经》的法则，其德行可与天地相配，不违背天地之道，所以能周知万物，普济天下人而无过失。对个人的生活遭遇，则安然处之，以仁民爱物为己任。“安土敦乎仁”，那就是安居乐业，故能爱。
又说“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黄帝内经》引文“其知道者”，所以我们讲，我知道，从知到道，我说我晓得，同样是不一样。我们真正在讲我知道是概念。就是对于这个知，通乎昼夜之道而知，一个口一把箭为知，这个箭是有的放矢的箭。知者智也，看得明明白白，这样才为知。知者智也，通乎昼夜之道，既为知也为智。
学《易经》是读天地，因为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与天地相似，故不违。这是学《易经》的目的。那我们是天地里面的一份子，所以我们能读懂天地，所以，见自己见众生见天下，就这么一个表达！见与不见，最终我们要见自己，见世界，见天下。那么这个见，我们讲见地的见，就见到这块地叫见地，最方便的是这个见地在“一”那儿来，因为他跟天地、跟自己、跟世界是一体，读了《易经》、学了《易经》能见世界，见自己。
以上 这几句，既指《易经》之道，又指圣人的境界。同样认为《易经》的法则同天地万物的变化过程是一致的。
《文言》解释乾卦九五爻辞时，亦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又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先天”，谓先于天时的变化而行事。“后天”谓于天时变化之后行事。此是说，圣人掌握了《易经》的法则，其德行则与天地日月的变化相一致，既可以预测天时，又可以顺应天时而行动。
“三不”、 “四合”，都是强调人类的知能活动要以天地自然为指标，强调自然的客观性与普遍性，因此人类活动对于天道自然不能违背，不能失分，不能妄为，必须与天保持一致（合一）。此即《易经》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或认知原理。中国最早的一部道教经典《太平经》说：“天、地、人三合相通，三者共成一家，共成一体，不可一无也。”又说：“天地乃人之真本，天地有亏，则不能竟吾年。人命乃在天地，故欲安者，当先安天地，然后乃可得长安。”这是说，“天人合一”最基本的内涵之一是人与自然必须保持有机的统一与平衡，人类要像对待自己的父母那样对待自然，否则，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平衡一旦被打破，人类将不得安宁，甚至夭折。
上述“天人合一”的理念，在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史上，成为历代哲学家和思想家的普遍共识，成为早期中国文化认识和理解构成人类处境的外部自然环境的理性思考和贯通一切的思维方式。“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是把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自然宇宙，看做是一个有机、有序、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一个动态的、模糊的和充满生机的大化流行。用英国人李约瑟的话说，当印度人和西方人发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现了一个整体有机的宇宙观。“天人合一”即是对这一有机整体的宇宙观最简要的表述。它有两点重要意义在今天仍有启示作用：一是在这一有机哲学的指导下，中国人把包括人类在内的宇宙理解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和生生不息的动态过程，这体现为一种对宇宙认识的理性思考；二是肯定并强调人类生命是自然给予的，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因此不能把自然界当做与人类对立的客体对象，从而肆意地向它索取、敲剥和破坏。
“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及其价值理念，在易经中得到普遍的推广并获得最基本的认识论意义，即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不是简单地二元对立。儒、释、道三家都在不同领域提出主客合一、情景合一、形神相即、知行合一、六相圆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等命题，它们都是“天人合一”这一主命题在中华易经中合乎逻辑地推衍与渗透，它们强调的是“合和”而不是“离析”与“争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