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晨报》专栏稿:6月15日。发表时有较大删略,全文请参阅拙作《纸江湖》。
1932年春夏间,周作人应邀到辅仁大学做了八次演讲,并于9月出版了经周氏订正的演讲稿,即《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1月,22岁的钱钟书(1910—1998),在《新月》月刊4卷4期上发表了同题书评,在对周作人“载道”、“言志”文学观提出争鸣之余,顺便还提到了一本书,这就是后来选编入“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的《梅花草堂笔谈》。他在文中写道:
周先生提出了许多文学上的流星,但有一座小星似乎没有能“swim into his ken”;这个人便是张大复。他的《梅花草堂集》(我所见者为文明书局《笔记小说大观》本)我认为可与张宗子的《梦忆》平分“集公安、竟陵二派大成”之荣誉,虽然他们的风味是完全不同的。此人外间称道的很少,所以胆敢为他标榜一下。
钱钟书这种含蓄的批评,实际上就是说周氏读书不够广博,明眼人一眼即知。但周作人当时并没有直接回击,保持沉默达三年之久。直到1936年4月11日,“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中由周题笺的《梅花草堂笔谈》已经出版5个月了,周才慢条斯理的拈起笔来,轻描淡写的回应钱钟书三年前撂下的那一段话。文章开篇即写道:
前居绍兴时家中有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谈》四五本,大约缺其十分之二,软体字竹纸印,看了很可喜,所以小时候常拿出来看,虽然内容并不十分中意。移家来北京的时候不知怎地遗失了,以后想买总不容易遇见,而且价目也颇贵,日前看旧书店的目录,不是百元也要六七十。这回《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的《笔谈》出板,普及本只需四角五分,我得到一本来看,总算得见全本了,也不记得那几卷是不曾看过的,约略翻阅一遍,就觉得也可以满足了。
这段文字,是在间接告诉钱钟书,你还在学《三字经》时,我就看过《梅花草堂笔谈》了,而且还至少是清代线装的古籍版本,但还真不觉得这书有什么特别的。只不过这书现在北京不易读到,“价目也颇贵”,所以他赞成翻印,就是为如钱钟书这样的“少见多怪”的青年读者们着想。接着,他用其一贯的不紧不慢的拉家常式笔法写道:
这里须得回过去说《梅花草堂笔谈》了。我赞成《笔谈》的翻印,但是这与公安竟陵的不同,只因为是难得罢了,他的文学思想还是李北地一派,其小品之漂亮者亦是山人气味耳。明末清初的文人有好些都是我所不喜欢的,如王稚登、吴从先、张心来、王丹麓辈,盖因其为山人之流也,李笠翁亦是山人而有他的见地,文亦有特色,故我尚喜欢,与傅青主、金圣叹等视。若张大复殆只可奉屈坐于王稚登之次,我在数年前偶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有批评家赐教谓应列入张君,不佞亦前见《笔谈》残本,凭二十年前的记忆不敢以为是,今复阅全书亦仍如此想。世间读者不甚知此种区别,出板者又或夸多争胜,不加别择,势必将《檀几丛书》之类亦重复抄印而后止,出现一新鸳鸯蝴蝶派的局面,此固无关于世道人心,总之也是很无聊的事吧。如张心来的《幽梦影》,本亦无妨一读,但总不可以当饭吃,大抵只是瓜子耳,今乃欲以瓜子为饭,而且许多又不知是何瓜之子,其吃坏肚皮宜矣。所谓假风雅即指此类山人派的笔墨,而又是低级者,故谓之假,其实即是非假者亦不宜多吃,盖风雅或文学都不是粮食也。
读过明人张大复文章的,用闲适、精致、独特、隽永等多种形容来评价其文,应不为过。但在这五百字里,周氏阐明了他不喜欢张氏文章的根本原因。他并不是认为张的文字不够漂亮,而是不喜欢这漂亮背后的“山人气味”。所谓山人气味,即是一味的追求闲与雅的文字形式与风味,在形式与风味之外,别无他物——是没有作者真实思想、切实感悟的“假风雅”。周氏认为,这样的文章只是饭后闲嗑的“瓜子”,算不得开宗立派、真有思想的特立文字。把瓜子当饭吃,肯定吃不饱;如果还不知吃的是何瓜之子,那就不是吃不吃得饱的问题了,接下来该拉稀、闹肚子了。
在此,他再次强调,我在数年前偶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有批评家赐教谓应列入张君,不佞亦前见《笔谈》残本,凭二十年前的记忆不敢以为是,今复阅全书亦仍如此想。这一记回马枪,显然仍是刺向钱钟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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