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搞”历史是“文化病” 我们应当如何对待历史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优良传统。我们党在长期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借鉴，发挥历史资源的教育功能。然而，近期以来，在对待历史问题上出现种种不正常的现象，使历史尤其是中国革命史和我们党的历史被歪曲、被篡改、被“恶搞”，甚至对其进行颠覆，扰乱人们视听，混淆是非观念，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就此，记者采访了军事科学院科研指导部部长、博士生导师刘继贤少将。

历史不是“面团”——从历史的本来面目认识和看待历史

记者：近期以来，对于“恶搞”和歪曲历史的行为，我以为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网络媒体、影视作品等对“红色经典”、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进行恶作剧式地改编，一是学术界的某些人，对中国革命史和我们党的历史一些已有定论的问题进行所谓的重新认定，甚至否定。这是不是一种“文化病象”？

刘继贤：是的。我以为，任何人触及历史，首先必须弄清什么是历史？“历者过也，史者事也”。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是一种客观存在。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就在于它对过去客观存在的真实再现和思考。尊重历史事实，就是要把历史自身的真实作为判断历史结论的唯一标准，坚持真实为本。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历史的真面目，判断历史的功过得失，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历史不是“面团”，不能任人揉捏，不可随意编造，不能滥施斧柯。不负责任地歪曲历史、篡改历史、伪造历史、调侃历史，必然严重损害历史的严肃性和真实性。我们已有这样的教训，“文革”期间，片面强调“历史为政治服务”，实用主义、贬低历史泛滥成灾，严重败坏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声誉，一度使历史从科学变成了伪科学。

记者：一些人对艺术类历史形象和事件进行调侃和“恶搞”，认为这只不过是搞笑而已，不能算歪曲历史，可以这样认为吗？

刘继贤：强调尊重历史事实，既要反对史学研究领域对历史的歪曲、篡改和伪造，也要抵制文艺领域对历史的“戏说”和“恶搞”。尊重历史事实，对史学研究来讲，就是要坚持我国史学“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把符合历史的真实性作为史学研究的第一要义，信守史德，坚持“慎辨”，不搞“曲笔”，不写“诬书”、“秽史”，对历史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在文艺领域，历史题材作品不尊重历史事实的问题应当予以重视，比如，有的作品对历史罪臣进行所谓的“人性化”处理，有的把艺术英雄形象改造成“小混混”。诸如此类，就是对历史不尊重。由于文艺作品传播面广，在群众中影响力大，倘若宣扬错误的历史观、歪曲历史真相的作品大行其道，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对历史的认知必将产生误区。文艺不仅要娱乐大众，更要承担起传播知识、教育人民的责任。因此，文艺领域对历史的“戏说”、“恶搞”之风必须制止。当然，历史题材作品属于艺术，允许艺术的夸张和虚构。但有一个原则必须遵循，就是尊重历史的逻辑和必然性，不能随心所欲，胡编乱造。

记者：人们说，爱国必须先爱这个国家的历史。源远流长、辉煌瑰丽的中华文明史，令人感到自豪，使人产生自信。然而在学术界某些人那里居然出现离谱的所谓历史研究，说什么汉族是欧洲后裔，中国书法毫无价值等等。这又意味着什么？

刘继贤：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在当前我国历史研究昂扬向上的主旋律中，这种不和谐声音的分贝还不低。其突出表现就是用主观臆断的世界历史改写中国历史，把虚无的触角伸向中华民族远古的历史，特别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从源头上否定中国历史。历史虚无主义者随心所欲地挑选零碎的历史事实加以涂抹和剪裁，凭借“新奇”想象肆意歪曲和否定中国历史，轻率地把中华民族的历史渊源一笔勾销，极力兜售“中国文明西来说”，大肆鼓吹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思想，这是对中华民族历史的挑战，直接关系到我国历史研究的方向和中华民族的尊严，理所当然地应予以批判和抵制。

“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从讲政治的高度认识和处理历史问题

记者：历史问题看似是学术问题，实际上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古人说：“灭其国必先去其史。”自古以来，仁人志士无不将历史与国祚国运相联系，当作国家无形的领土和长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看到西方列强肆意对中国历史进行歪曲，而国人历史研究却十分落后的状况，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大声呼曰：“国可亡，而史不可灭”。无论一国，还是一党，其历史绝不允许肆意侮辱和否定，尤其在当代，否定一个党及其执政地位，往往就是从否定其历史开始。

刘继贤：历史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一切历史学都是隶属于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为一定阶级政治服务的。有人打着“纯学术”的旗帜，提出“反对党派史学”的口号，实质上就属于在“反对党派史学”的旗帜掩盖下的某个政治派别。我国的历史研究作为我们党领导的整个事业的一部分，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服务。

与历史学的其他部分相比，党史研究的党性尤其鲜明和突出。强调党史研究的党性，并不否认它的科学性。党史研究的党性与科学性内在统一于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邓小平同志在领导纠正“文革”错误、组织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以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为重，为全党树立了坚持党性原则、科学研究党史的光辉典范。应当看到，有的党史著作，内容真真假假，观点是是非非，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比如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目的性提出怀疑，对抗美援朝的必要性进行所谓的重新考量，等等。这不仅是对我们党历史的否定，也是对千千万万浴血奋斗为共和国做出贡献的先辈们的否定。在否定和抹黑的杂音中，使我们年轻一代对党、对国家、对民族的崇敬感、自豪感、光荣感都打上了“？”号，这会是一种什么后果？因此，对于党史研究不顾史实，不讲党性，妄图否定党的历史的不良倾向，必须保持高度警惕。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从否定执政党的历史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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