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安群：从西医学的实践看疾病的本质及治疗
--从认识生物的运动规律探讨人体疾病的本质及其治疗（5）
（转载自《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增刊）
西医学是随着西医解剖生理学、病理学的发展而发展的。它针对着人体的物质实体进行研究。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其研究能不断地从系统、器官、组织到细胞、分子、原子、电子……逐渐深入。从宏观向微观深入。这是古代的任何医学都无法作到的。在深入微观认识人体物质的同时，也认识了只有微观才能看到的危害人体的许多物质，尤其是病源微生物。
由于对人体物质及危害人体物质的深入认识，使西医学有了极大发展，给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它找到了对付各种病源微生物的有效药物——各种抗生素，使曾经严重危及人们生命的传染病得到了控制；由于解剖知识的丰富，加之麻醉剂的发明，外科消毒法的创立，推动了外科学的迅速发展，用外科手术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特别是战争期间，战伤人员的生命）；由于对组成人体物质的认识，促进了营养学及免疫学的发展，等等。
西医学的这许多成就，尤其是近百年的成就与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也由此在人们心目击者中享有了很高声誉。又由于它的理论与治疗措施一直与先进的科学技术相结合，容易为人们理解、信服和掌握，因而使它很快传遍世界各国，成为“世界医学”。各国都学习它，实践它，研究它，发展它。这又促使它的发展更为迅速，被大家公认为“现代医学”。
可是，随着它的发展，随着它医疗实践的广泛深入、人们也逐渐看到了它所存在的问题，它所带来的危害与灾难。甚至看到，随着它的发展，有可能产生更多更大的问题。
它所出现的一般的问题，广泛地接受了西医学实践的人民群众也有所感觉。人们说“西医对许多急性病的抢救常来得快，但对慢性病好办法不多”“西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在西医学界内部也已感到：“医学界有一种世界性的舆论，即医学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虽然进展显著，但仍有很大一部分普通的疾病没有安全可靠的治疗方法。”而更多的人则看到“现代医药”的潜在危险，看到“‘医药灾难’已成为西方国家的一个重大问题。”新的疾病名称——“药源性疾病”的产生，也正说明人们已注意到了现代医药产生副作用的严重性与广泛性。许多国家因药物副作用的严重或疗效不高，而废除了许多药物。如美国废除了三百多种，我国废除了127种。
美国的华·西·兰伯特医学博士，更就本世纪“现代医药”在人群中造成的几十次大小灾难写成了一本书，书里说到了一个个“触目惊心的真实故事。”“兰伯特医学博士历数灾难和丑闻，蠢事、病痛和死亡流行病和地方病，非必要的手术等错误，所有这些都是由诚实的尊敬的著名医师进行治疗所造成的后果。[19]”希望人们能从中吸取教训。
可是，我们到底应该吸取怎样的教训？
事实上，这“触目惊心”的灾难仅是整个“医药灾难”中的极少部分，有很多灾难是无法进行这种统计与估量的。兰伯特博士认为有些灾难是可以避免的，只是由于未作动物毒性实验或未作对照临床实验造成的。其实即使作动物毒性实验又怎样？问题根源在这里吗？何况动物的毒性反应与人体不一样，对动物无毒，对人体不一定无毒。同时人体的慢性中毒很难很快察觉到。许多药物在开始作对照试验时也显示疗效（至少在某些方面表现效果）。尔后长期使用，毒性增强副作用增大，情况才起了变化。再有，有许多副作用不仅出现缓慢，而且在患者身上表现各异，不易使人联想到是由某种药物引起的副作用。例如一些激素有造成闭经而致癫狂，或造成倒经（有人每月口吐大量鲜血）或造成甲亢等。在研究激素副作用时，都未联想到有这些副作用，甚至不会相信有这些副作用。
造成这许多危害、灾难、副作用的主要原因到底在哪里？在于提出这些治疗措施的个人还是在于药物本身？应该说都不是，是在于指导人们采取这些治疗措施，寻找与研究这些药物的基本理论。指导理论确定以后，即使没有这些人采取这些作法，也会有另一些人采取类似的作法。药物本身并不存在有无副作用，而在于如何应用。中药没有要废除的药物，只有如何更进一步认识它，更好地应用它，其原因正在这里。
我们需要从根本理论上寻找原因。需从西医学对人体，对疾病的认识上找原因。需从西医学的形成与发展途径上寻找原因！
随着西医学对人体物质不断从宏观向微观深入地解剖认识，这条认识途径所带来的最严重的问题是：无法认识到作为活的人体所特有的运动规律。人体只有活着的时候，才具有生命的特征，才与非生物有本质区别。死了以后，解剖尸体无法看到，而活的人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只有在整体这一层次才能体现活人体所特有的运动规律与本质。从分割出来的细胞、分子、原子……等不同层次里都无法看到，越向微观深入，离整体越远，离认识人体（生物体）的本质也就越远，距非生物倒越近。在原子这一层次，组成人体物质的原子与组成非生物物质的原子已没有两样。因此，沿这条解剖途径认识不到活人体的运动本质，运动规律。所见到的，只不过是结构复杂，物质具体（有形可见的物质，“无形”的经络物质也还未从解剖上见到）的高级“机器人”。对于人体疾病，自然更看不到产生它的真正原因，看不到疾病的本质，只能看到疾病所表现出来的现象（症状）。因此对疾病的治疗原则，也只能是针对现象进行的所谓“对症治疗”的原则。
西医学治疗措施的研究，药物药理作用的研究，都是从这种“对症治疗”的治疗原则出发的。
若不是从这种治疗原则出发，兰伯特博士所举的许多错误的作法，尤其是那些极为明显的危害人体的作法，是决不会想出来的。例如：由世界著名的美国外科教授瓦金斯夭提出的治疗消化性溃疡的“胃冰冻疗法”其方法是：将胃里的温度降至摄氏零下18度，使胃“硬如岩石”长达一小时以上。其治疗原理的设想是：胃冰冻后，胃液分泌量和胃酸度都降低，认为抑制胃分泌就可使胃疡愈合。此法曾在世界许多国家使用，“冷却液循环流动的胃冰冻机，已成为世界各国很多医院的必要设备。”几年后，人们用双盲法研究它的效果，结果证明“它所声称的好处没有被证实。”而人们却报道了“胃冰冻会引起胃溃疡和胃出血，甚至胃坏死……”。
流行在本世纪大部分时间的“病灶感染论”，其理论认为“在牙齿，扁桃体或其他部位周围的局部细菌感染灶，会引起各种常见病。”只有手术切除病灶，才能治愈疾病。于是“使许多手术成为经常”。例如：
（1）拔牙。最初还只限于有明显感染的牙，后来一些患者（特别是关节炎），“竟习惯地拔除全部牙齿”。
（2）腭扁桃体切除术和咽扁桃体切除术。“这为一种常见的手术。”不仅对患者，“为了保证健康和预防感冒，也切除小儿的扁桃体。如果小孩保存两个扁桃体而生长起来，他们的父母会被人认为是粗心大意的。”
（3）阑尾切除术。这也是极为常作的，尤其是对关节炎病人，“很多医师为他们的关节炎病人常规地切除扁桃体和美发还有拔牙。”
（4）摘除胆囊，亦为常作手术。
（5）切除子宫，输卵管或卵巢。“如果有任何指征说明它们可能是感染的病灶，如有下腹部压痛，或培养出细菌，就经常切除子宫、输卵管或卵巢。”
（6）切除前列腺。“这种手术不是少见的。”
这些作法，后来造成了许多严重后果。
更奇特的作法是在本世纪一、二十年代，由当时闻名世界的外科医师莱恩提出的“自身中毒论。”其理论认为：肠停滞造成肠内容物腐败，产生毒素，导致人体慢性中毒，引起许多慢性疾病。因而相信切除整条结肠可以治疗许多疾病。如十二指肠溃疡、膀胱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结核病、精神分裂症、高血压、动脉硬化，以及防预肠道癌症等。莱恩本人“做了超过一千次的结肠切除术”，当时，在美国和欧洲大陆成为经常旅行的手术。除手术外。为了“预防慢性肠停滞而使用强泻药，并建议用布带裹腹，服大量矿物油。”后来，这种理论和作法导致“很多人病情更加恶化。”
由于根本理论上的原因，不仅促使人们提出这些治疗方案，也使人们容易接受与采用这些方案，而难于发现它的错误，放弃这些作法。
现在认识到的这许多错误作法，在推行的当时，都被认为是科学的，有效的。只有当它所带来的危害逐渐积累到相当程度，能为人们普遍感到严重时，才开始重视它。这延续的时间一般都是很长的。如“病灶感染论”，“1910年至1950年间，几乎所有的医师都受这种理论的影响，甚至现在医学界也没有完全摆脱它的影响。”“曾经广泛使用的药物”，变为“声名狼藉而逐渐销声匿迹”，都经过一段很长时间。
而有些疗法，即使是已看到它无效又有副作用，但由于有某些方面的暂时疗交，或未找到能代替的更有效的药物，或为了便于对病人的管理，仍然继续采用。如用胰岛素昏迷疗法治精神病，在1957年以前就有许多人看到此种疗法并无特效而又有副作用。到了1957年，有三位英国精神病学家报告了对此疗法的重新评价，他们采用双盲法试验证明它无效。1962年阿克纳又报告了上述研究的三年随防结果更证明它无效。于是大多数西方国家“完全放弃胰岛素昏密疗法”。但在我国直到现在此法仍作为治疗精神病的三大法宝（胰岛素昏迷、电休克、大剂量冬眠灵）之一，对于它的无效情况也不是不了解，因为知道在发明这三大法宝之前，曾有人统计过精神病患者的自然缓解率为21%，而采用三大法宝后，又有人对患者作过治疗八年后的随访，其缓解率为20%，这说明三大法宝并无疗效，只不过能起到某种暂时的效果，便于对精神病人的管理，在没有其他更好的疗法时，只好继续沿用。
这种情况在其他医科也都存在。
那么，我们现在确认是科学的，有效的治疗法，又怎样呢？
我们当然无法，也无需对过去、现在或将来的每一种治疗法进行审查。重要的是审查我们带根本性的理论，以及注意由此而必然带来的危害。下面我们从几个具体方面，进一步分析由于根本理论上的原因，而可能与必然带来的问题。
（一）由于“对症治疗”是针对现象治疗，不考虑机体的平衡，而现象表现又常是多方面的（尤其是那些大病、杂病）。当针对多种现象（多种病症）的药物“几管齐下”后，结果常造成机体进一步不平衡。西医的分科治疗又使这种情况更为加剧，因为有许多病症常在身体的许多部位同时（或分别）出现症状，如中医所谓的“上火”时，可出现火眼、咽喉肿痛、牙痛、大便秘结等症，用清热解毒通便之中药可愈。若经西医“对症治疗”，得由眼科、喉科、牙科、内科等分别诊治。
又如中医所谓的“肾虚”症状，可表现头昏、眼花（或一些慢性眼病）、耳聋、耳鸣、甚至可出现精神失常等。若经西医治疗，得由内科、眼科、耳鼻喉科、精神科等分别诊治。西医这种分科诊治，实际是将人体分割诊治，它更为具体地体现出了西医学研究思路、认识途径上存在的问题。反过来，这种诊治法，又促使它存在的问题更进一步。（中医虽也分科，但与西医对照，正有本质不同。中医各科治病的整体观，辩证论治法则却是一致的。）西医这种分割诊治，不仅无法认识“病根”，解除“病根”，反而会造成机体更大的紊乱，更大的不平衡，甚至会使旧病未好，又添新病。
（二）“对症治疗”实际是治“标”疗法，这种治“标”法，常使“本”进一步虚衷肠。例如治老人便秘。老人便秘多因自身消化、吸收、排泄等功能虚衰所致。若对“症”给泻药，结果越泻越虚，病越重，又如对“再生障碍性贫血”用输血治疗，对消化不良给酵母片、胃蛋白本酶等，暂时虽有些作用，但常此下去自身再造血液的功能、分泌消化酶的功能反被进一步抑制，造成疾病的恶性循环，加重病情。
通过西医的临床实践，许多西医学家也看到“对症治疗”所带来的危害：“人体对突然的所谓应力、体力、精神和其他作用的抵抗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肾上腺皮质，如果说医学上广泛使用的肾上腺皮质固醇类激素会把这个防御系统的活动破坏和压制了，以及白血球和吞噬细胞反应受到抑制的话，那么这些药物的使用对机体会有些什么作用，则是不难想象的。现代医生使用大量的‘消炎’药，然而发炎是一种防御反应，它的特征是血液加紧流入病原侵入处，从而提高那一处组织的生命力。使用肾上腺皮质固醇类型其它药物，对患者的风湿病在治表上取得了良好的疗效。但是，风湿病发展到了心脏，受到已坏的部位周围的发炎和总的发炎反应消除了，而破坏则进一步继续发展了，但已没有发炎反应。”“近些年来，我们开始严重地干扰血凝结防御系系统。服用抗凝药和一系列其他药剂，往往出现血栓形成。”
可以说，西医学的“对症治疗”的治疗原则，正是引起西药副作用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为了搞清“病症”而进行的检验、诊断，是常对人体造成危害的又一个方面。按西医的确诊要求一般是：确定发病原因，解剖部位，功能损害程度等。可是，有许多疾病是很难根据这些要求确诊的。如所谓的“无名热”、“无名痛”、各种虚损（五劳七伤）以及许多所谓的疑难大症、怪症，常常用了各种现代化的检查措施，各种物理化学的检验办法，仍不能确诊。于是有的则干脆切开腹腔、胸腔、脑颅……直接寻找病变部位（寻找不到再缝合）。有的只好定为“功能性疾病”，“神经性”疼痛，或用自己的理解取一病名（常常几个医生几种病名）等。然而随着这诊断检查中的各种强理化刺激，常造成机体的进一步损伤，进一步不平衡，使疾病加重，其至剧增。如，有一位老妇人，因便秘20多天住院，西医大夫不能确诊，“疑为肠道肿物”，后来“剖腹探查，未见异常”。而从此老妇由便秘变为“每日泻肚发烧不已”，又诊为“肠道菌群失调”，需肛灌健康人的新鲜粪便，老妇拒绝，最后经赵锡武老大夫诊断为太阳明合病，投以“葛根汤加半”，三剂而愈。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有的人就在剖腹探查后，使病情恶化而死亡。
（四）西医学把人体当成机器进行诊断与治疗，忽略了人体自身的运动规律与特点。这一带根本性的错误，不仅带来了西医学各个方面的问题，也使得西医学所取得的研究成就有可能逐渐变对人体的危害。甚至使得那些曾起过巨大作用，有过巨大功绩，疗效极好的疗法，都会逐渐变成对人体的危害，同时还有可能使危害继续发展。例如用抗生素对付病源微生物、外科手术等。下面我们具体看一下这些疗法怎样造成了对人体的危害，以及这些危害的发展。
我们先说抗生素，先分析抗生素对人体所起的作用：抗生素杀灭了病源微生物，这对人体来说仍是治“标”，不是治“本”。因为抗生素的作用仅是在人体与病菌斗争的艰难时刻，助了一臂之力。帮助人体占胜了病菌，从而使人体自身的抵抗力得以恢复和发展。若是人体自身没有抵抗力或抵抗力得不到恢复与发展，那么，当抗生素停止使用后，周围的病菌还会再度入侵，疾病将永远不会好。因为抗生素仅能杀死人体内的致病菌，不可能杀死包围在人体周围的无数病菌（即使能杀灭某局部空间的病菌，但那也是暂时的）。一些所谓的再度感染；所谓继发性免疫缺陷而成形的连绵不断的感染；一些慢性传染病用抗生素效果不显等等，正是由于自身抵抗力得不到恢复与发展之故。
如果不从推动人体自身抵抗力的恢复与发展考虑，只考虑用药物消灭病源微生物，那么造成的严重后果在今天已显示得越来越清楚了：自从1940年第一种抗生素——青霉素问世以来，各种抗生素现已找到上千种，临床使用的也有几十种。随着抗生素普遍、大量的应用，其后果是：
（1）抗生素本身对人体的毒副作用大。“许多抗生素对肝、肾、神经系统、造血系统等都有很大的毒性作用”，而病源微生物由于不断受到药物锻炼，抗药性不断增强，又迫使用药剂量不断增大。“青霉素在开始使用时，每天用十万单位已经足够，现在一般都要用一百万单位以上，危重病员有的到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单位。”于是毒副作用越来越重，一些患者正因大量使用而一病未好又添一病。
（2）由于致病菌普遍受到各种药物锻炼，用药后不易被杀灭，反倒易把体内有益的细菌大量杀灭，以至菌种间的相对平衡被打破，病菌更能趁机大量繁殖，造成许多人的所谓“二重感染”。
（3）致病菌受到各种药物锻炼，不仅抗药性不断增强（“现存的病源微生物对几乎所有的抗生素都具有耐药性”）。它们整个的生命力、对人体进一步危害的能力与人体作斗争的能力都跟随增强，因而对人体的危害越来越大，越来越广。“在抗生素问世以前，只有少数几种细菌会引起的严重的感染，今天，一些不太活跃的细菌和新的细菌都会引起严重的感染，使患者有时竟死于一些早年能够治疗的疾病。1969年，由志贺杆菌引起的传染性痢疾遍及整个危地马拉，因抗生素疗效不高，有12，5000人死亡。1972年在墨西哥又爆发了第二次痢疾大流行”。“尽管我们现在已拥有一个完整的抗生素族谱，但全世界每年还有一亿五千万以上的人因感染而必须住进医院。在美国，各种传染疾病的死亡率为123/10万（人），仅次于心脏病和癌症死亡率，居第三位。[20]”
（4）更严重的危害还在于长期使用抗生素，使人体自身免疫力被抑制而衰退。本世纪初，成年人每立方毫米血液中含白血球八千是正常值（即一般人所具有的数值），以后降到六千，而现在降到四千以下，说明人们的免疫力在不断下降。以上这几个方面又互相影响，形成恶性循环：人体自身免疫力不断下降，对抗生素的依赖不断上升，而致病菌抗药性不断增强，又迫使用药剂量不断增加，反过来又使自身的抗病力更弱，毒副反应更强。仅抗生素的毒副作用与过敏反应，从一些国家的报导来看，已达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许多人正是由于它的毒副作用使小病变成大病，甚至要了命。有些人则已完全丧失了自身免疫力，只能“在特制的塑料薄膜罩中，与尘世隔绝的环境里生活。”而随着各种致病菌生命力、抗药性的不断增强，对整个人类的威胁将越来越大！
再看外科手术。外科手术在目前治疗外伤、抢救急症等方面，仍是十分有效，不可缺少的疗法。但这些有效疗法总的来说仍是治其“标”。“急则治其标”，只有在“急”时治“标”，才显疗效。如果把这种治“标”法当成治“本”法、治根法，情况就不一样了，就会造成对人体的危害。
外科手术实由已对人体造成了许多危害，而现在仍在继续。虽然像兰伯特博士书中所例举的有害措施已不多用了，但由于治疗的思路与原则并没有变，总的来看危害并没有减，甚至在加剧。从小的危害来说，由于把手术当成治本手段，于是：
（1）经常因手术造成患者残缺。现在，几乎人体的各部都有可能因疾病而被外科手术切除。不仅脏器的切除（或部分切除）的事是经常的，就是截肢、切臂的事也是经常的。这种“经常”性，若不是有许多治疗效果与后果上的显著差异作对比，是不会相信它是值得反省的。这里举两例：一位腿部粉碎性骨折病人，拒绝西医截肢后，为罗有名老太太用推拿治愈。（电视内介绍过此人病愈后可参加篮球赛）；我一亲戚腿生疮，西医久治不愈，最后严重恶化，决定截肢。本人坚决不肯，后来采用民间偏方而愈。
对于人体“不重要的”，“用处不大的”，“退化的”器官的割除则更是经常（如拔牙、切除扁桃体，阑尾等等）。从这里也最能反映问题。
拿拔牙来说，拔牙之多、之广无须统计报道，实为群众所熟知。群众说：“哪儿牙科大夫多，哪儿真牙就少，假牙就多。”将拔牙当成解除牙痛，治疗牙病的重要措施。在《拔牙技术》一书的再版说明中写到：“作为口腔科极为常用的拔牙技术”为许多患牙病人“解除了痛苦”。对拔牙的适应列举了十四条，从这些适应症中可以看出，一般的牙病都是用拔牙来解决的。例如：需拔“牙髓有急性化脓炎症或坏死”之牙；“根尖有慢性感染或脓漏孔”之牙；“急性根尖脓肿，急性牙周脓肿或急性骨膜下脓肿等，在急性化脓性炎症被控制后，应将病牙拔除”；“患牙周病不能治愈的牙齿和严重松动不能保留的牙齿”需拔除等等。
这些“不重要的”器官，并非不重要，切除后常造成机体进一步不平衡，带来新的疾病。许多临床大夫也已看到，切除扁桃体、阑尾可以引起多种疾病，甚至可以引起癌症。（据报导，切除阑尾的病人、癌瘤发病率显著升高。）拔牙，尤其是拔满口牙会造成人体加快衰老。
（2）正由于外科手术割除的是病变部位，并未解除病根，因此许多病手术后还会复发。如胃溃疡、结石症、息肉等等。有些器官全部切除后，还会在另外部位复发，就是全口牙拔除后，还会发生牙床肿痛等。同时手术后常引起许多并发症与后遗症，使生命力大为减弱，寿命缩短。
更严重的危害是：随着西医外科学的发展有可能使我们人体向“机器人”转化。
西医外科在近代发展很快，推动它发展的因素是：
（1）由于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使外科手术能很快向更微、更大、更深、更复杂的方向发展。
（2）其它各科用“对症治疗”无法治愈，而只好送交外科开刀的病人越来越多，这促使外科向人体的各器官，各脏腑用到全身各部动刀。
（3）随着外科向人体各部动刀的相对成功率增高，而药物“对症治疗”效果不大，又使人们进一步认为疾病不能治愈，更不能自愈，只能像机器一样切除坏的换上新的。
随着这种认识的不断加深，更促使外科向着替换人体各部的方向发展。近年来，在许多国家移植器官、脏器之多，发展之快都是惊人的。仅以肾脏移植来看：从1963年到1979年仅在美国国立健康注册机构外科大学已登记的移植数量就有25,108次。“目前临床上肾移植是慢性肾衰病人被承认的标准的治疗方式。”其他脏器也一样：“凡是进行性肝疾患以常规治疗无效者，为肝脏移植的指征。”“经心血管全面检查估计后，认为不能用标准的内科或手术治疗好的进行性心脏病，则进行心脏移植。”“在今后二十五年内，肺和肝脏移植将成为司空见惯的事。”
由于广泛地大量地进行脏器移植，又发生脏器代不应求（供者为亲属或尸体），同时排异问题未能彻底解决，这又促使人们向人造器官发展。“人工器官的研制像器官移植被样，除大脑外几乎都在被研究之列。”（有些国家连大脑移植现也在研究之列）。人们甚至展望“1985年广泛移植人和动物器官，普遍利用人工器官，采用电子假体……”“到1990年，应当能够用移植的器官或人造零件来替换除大脑和脊髓以外的人体大部分器官。”
如此“广泛”、“普遍”地替换下去，人必向“机器人”转化。
脏器移植，人工器官的利用，只能当成目前外科迫不得已的措施，而不应该成为医学努力的方向。
脏器移植再好，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异体排斥问题。现有的办法是用药物压制病人的免疫功能，由此产生的结果是病人的抗病力严重削弱，同时机体的统一性、一致性也受到异件移植的破坏，使生命力减弱。再有，异体供不应求，这又有可能带来新的社会问题。
有人认为，人工器官将会比人体自身器官更好。人工器官能作得更为结实不易损坏，即使损坏了也可以再更换。随着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人工器官会很快向更精、更好、更适用的方向发展，可以超过人体自身所长。由于这种思想的影响，人工器官研制之多，使用之多，发展之快都是惊人的。仅以人造肾的使用来说，1980年日本就有32,260人，靠人造肾维持生命。
可是，人工器官再好，再先进，也无法使它成为活体，无法和活的人体一起完成整体统一的运动，无法因整体的变化而变化自身。人体的任何器官，任何部分的功能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多样和不断变化的。例如人们已看到肝脏就具有五百多种功能；肺脏不仅具有呼吸功能，还有内分泌功能。“是活跃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ACTH，抗利尿激素、促甲状腺素、甲状旁腺素、生长激素、促性腺激素等。”还“可能是血压的主要调节器官”。心脏也一样，最近人们发现它也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可分泌心钠素等。它们都依整体的变化而有功能的不断变化。而另一方面，人体的任何功能又可说都是整体各部协同完成的。例如血液循环功能，不仅靠心脏起泵的作用推动全身血液循环，更有比心脏的“泵”作用大四十倍的全身肌肉、血管等所起的“泵”作用（这被称为“第二心脏”，人体全身血管总长约100公里，仅心脏泵是推动不了它的循环的。）呼吸功能、排泄功能也一样，不仅肺脏进行呼吸，全身皮肤都在进行呼吸；不仅二便进行排泄，全身汗腺皮肤也都进行排泄。
正因为人体的各部都是活体，能和整体协调一致的进行统一的运动，才使人体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才能适应各种变化的环境，进行各种不同的运动，获得各方面不断的发展。任何人工脏器，人工部件，都是死的，都无法真正代替人体活体的各部。
给美国牙科医生克拉克移植人造心脏，被认为是伟大的成功，“是科学家们二十五年来长期为之奋斗的结果”。然而克拉克只活了１１２天。为什么活不长久？科学家们分析了人造心脏存在的问题，剖析了“人造心脏的十大弱点”。可是，却没有剖析它的根本弱点----不为活心脏的弱点。不说别的，单就心率来说，心率的快慢，随时都和全身状况协调一致。人情绪的变化，运动量的变化，都随时引起心率作相应变化，人工心脏能如此吗？从剖析的十大弱点来看，这些弱点正是机械心脏带来的、必然的、无法真正克服的弱点。
现在应审查我们对人体，对疾病的整个认识。应该看到，疾病不是不可逆，不可治愈的。不是发生病变后只有像机器一样，去掉病变部分，另找代用品。而是都有可能治愈的，就是癌症也一样。
下面想专门谈谈癌症问题。希望从这个问题里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疾病本质与治疗疾病的问题。
参考文献：
19、刘经棠、朱正芳编译，现代医药中的错误，广东科技出版社，1982年第1版
20、山石，滥用抗生素危害全球，《健康报》1983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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