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永平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3-01
港台马华文学的引进始自改革开放之时，至今已颇具规模。然而，作为入选“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负有盛名的《吉陵春秋》，其介绍可谓姗姗来迟。这部小说虽创作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但现在读来无论是语言、技法亦或内容本身仍是十分惊艳，毫无落伍之感。
《吉陵春秋》共4卷12篇，每一篇时间、人物、叙述视角各异，可独立成文。但是各篇之间又互相呼应，从而合成为有机的整体。《吉陵春秋》中的故事发生在一个虚构的华人小镇：吉陵。吉陵镇上有一条叫万福巷的烟花巷，巷中唯一非娼门的商铺是刘老实和刘老娘的棺材铺。故事以刘家媳妇长笙被泼皮孙四房强奸后自尽开始，以刘老实追杀复仇为主线，着重刻画小镇里芸芸众生的在恐怖阴影笼罩下的心态、行止，以及随之而来的命运变迁，从而勾勒出华人市井社会阴暗、沉郁、乃至罪恶的面向。
作者落笔大胆又细腻，语言极具张力，画面感十足：一方面摹仿古代白话小说中的叙述与对白，用字古雅简省，辅以特色方言，异于现代日常用语，别有传统中国的古典韵致；另一方面又不吝描写铺陈，泼墨重彩，浓烈的色彩对比、跌宕的情态起伏都极富视觉冲击力，融入了南洋民俗的炽热温度。然而这种结合并不显得生硬，反而与故事中市井社会腐朽沉沦的质地颇为契合。
作品对华人文化劣根性的揭示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鲁迅笔下的鲁镇，然而作者为故事所建构的时空却更接近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处处见出精心地诗意营构，且比边城更增加了浓烈的异域风情。作者出生、成长于马来西亚，后定居台湾，但他并没有囿于自身的东南亚生活经验，而是综合了学识中的中国体验，创造了一个亦南亦北的华人世界，通过模糊地域关联性，削弱了与地域必然相连结的地理族性、历史背景、社会制度等方面的特征，使吉陵最大限度地摆脱了具象时空的细节纠缠，从而成为承载丰富文化寓意的象征性存在。
而在这似曾相识的时空中，中国式的“罪与罚”宿命般循环着、癌变般复制着，呈现出令人绝望的、恶“生生不息”的荒诞奇景，作为核心和开端的长笙事件不过是作者在这世代轮回中选择的一个切口。其实全书4卷包含着四个类似的故事内核：四个女性（长笙、秦张葆葵、秋棠、燕娘）作为美与善化身，被恶吞噬。她们走向悲惨结局的人生轨迹虽有不同，但吞噬她们的罪恶力量却共同源自吉陵镇芸芸众生所构成的怯懦、冷漠、愚昧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后者正是作者揭示、批判的重点所在。作者认为，正是人们内心的阴暗纵容了恶的横行、导致了美与善的毁灭，由此带来的报应是世世代代都无法逃脱人性的沉沦。
因此，作者丝毫没有留恋核心故事本身，只将其作为一个激起层层涟漪的石子。长笙事件最主要的几位当事人着墨并不多：复仇者刘老实除了开场时有简单的正面描写外，从第二篇开始便虚化为一种威慑性的存在，最后化身为一个穿州过府的浪人身影；刘老娘的形象主要作为对镇民良知的质询符号而存在；当事元凶孙四房则在第一篇末出狱之后结局如何再无交代。全书更多的篇幅都用来描写从犯四个小泼皮在长笙事件后生存状态、人生选择的变化，以及镇上市民因围观不作为而带来的心虚和恐惧。
相应地，作者没有选择以故事时间的先后顺序为参照的线性叙述方式，而是彻底打乱现实的时间顺序，以长笙事件为核心辐射到相关各个层面，仅以隐晦的细节连缀，衍生出其他故事，形成环形结构。每一卷中又形成类似小结构。同时，运用不同的叙述视角以及意识流、蒙太奇等手法，在每一个独立成篇的文本空间中，将故事的某个层面充分展开。由此叙述者得以从故事发生的时间线索上解放出来，多维地拓展了叙述的空间，12篇故事有点有面、错落有致、立体地展现出吉陵镇的世态人情。
环形叙述结构不仅使本来单薄的故事情节因为层次的丰富而丰满充实，本身也成为文化痼疾的绝妙隐喻。懦弱、冷漠、愚昧导致的纵恶，甚至助恶、从恶，表面上通过因果相报实现了某种平衡，实际上不过是形成了无望的轮回。刘老实以暴制暴的连环复仇，没有动摇社会腐朽的根基，仅仅是实现了暴力主体的位移。而恶的土壤--病态的社会精神状态将一代一代承继下去，恶的发生也将循环往复，呈现一种动态的凝固。同样的主题在鲁迅笔下曾得到振聋发聩的表现。但是鲁迅笔下的世界是恶对弱、弱对更弱的压榨欺凌，而作者笔下强调了恶对美、对善持续地摧残毁灭，因而带有更强烈的悲剧色彩。对那些被恶所摧毁的美所抱有的怜惜哀伤之情，为作品增添了异于鲁迅的哀婉诗意。
小说原是时间的艺术，多以叙述情节发展见长，但作者却以出色的场景描写、精致的结构布局赋予作品鲜明的空间感。语言轻灵跳跃、线索隐晦简约，加以各种现代叙述技法的运用，使小说扑朔迷离、云遮雾罩，但细心体察后不得不佩服作者匠心独运。《吉陵春秋》俨然一朵精心雕琢的“恶之花”，八面玲珑、精美自足，似有不尽的解读空间。至于其中如四季轮回的悲剧故事所指向的社会文化劣根性，早已在神州获得纵深发展，或许反而未必能令读者产生更多共鸣。
书评人介绍：三心，文学博士，自由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