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金文书法审美文化初探

三、通俗与典雅相互渗透

“俗”与“雅”是两个相对的审美文化范畴。关于“雅”，东汉刘熙《释名?释典艺》释：“言王政事谓之雅”，即正统的、正规的、官方的审美文化现象。关于“俗”，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曰：“上行谓之风，下行谓之俗”，即与官方正统文化相对的、通俗的、大众的、不规范的审美文化形态和品格。纵观中国古代史，几乎任何一种艺术种类的发展都会经历由“俗”而“雅”，由民间而宫廷的发展过程。周人的诗最初也是各国的民歌，有不少“桑间濮上”的“靡靡之音”，后经宫廷的采集、官方的整理、知识分子的修订，逐渐确立起“经”的地位，以至于达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的境地。《楚辞》《红楼梦》等，均是“由俗变雅”的典例。

西周金文同样有俗、雅之分。一些鸿文重器铭文可以代表当时的正体，权当“雅”；一些小型器物写得比较草率的铭文，则反映了当下“俗”体。上世纪60年代陕西武功县出土的两件师员簋盖，大约是恭懿时器，为同人同时所作，铭文内容相同，一件写得规整，比较“雅”，一件写得草率，偏向于“俗”。而其反映的文化心理即是一个规范拘谨，一个自由率真。铭文中的“宀”旁，规整的一件作“”，草率的一件作“”，应是正体和俗体的不同，也可作雅俗之分。在后来的铜器上，就是那些字体很规整的铭文也大都把“宀”旁写作“”，俗体就变成正体了，进入雅的行列。一则铭文尚且如此，一个时代众多的铭文又更况何。

我们分析一下《大盂鼎》，其铭文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成就最高的一品。结字严谨、庄严，充分表现出金文浇铸时产生的金石之气，其笔画形态变化多端，有丰中锐末的，有侧锋入笔、收笔出锋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肥笔的运用，瑰丽谲奇，整体布局既疏密有致，又井然有序。然而，起初线条弯弯曲曲且包含不少呈方、圆等形的团块“随体诘诎”作为“雅”的符号，再后来，随着书写性的需要，这种“雅”反而成画蛇添足之“俗”。由繁入简，除掉“团块”使笔画线条化、平直化，这实际上是一次有进步意义的变革，既大大提高了书写的速度，又反映了周人追求崇文尚实的文化审美观。从西周中期前段、穆王前期的《伯定盉》看，虽然还残留着个别“团块”，如“定”字，但字形线条整体上已经均匀规范。雅俗共赏是一种文化理念，它是一种充满着张力、冲突的动态过程，只有在历史与现实、文化与生活、社会与自我的深层碰撞中，才会产生雅俗共赏的作品。

四、奇肆与圆曲相依相存

任性奇肆是自然的本色，一种平淡、天然的美；圆曲内敛是人为的结果，一种处心修为的美，而审美和艺术也便在两者之间寻找着自己恰当的位置。实际上任性奇肆与圆曲内敛有一个交相更替、相互制衡、包容共处的过程。书法亦然，如果永远地任性奇肆下去，文字只能停留在龟甲兽骨锲刻的原始阶段，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商周青铜铭文；如果让文字在青铜尊鼎上圆曲内敛下去，文字的适用性从何谈起，就不可能有后来的隶行草楷诸体了。因此，“初发芙蓉”比之“错彩镂金”，美的境界各领风骚。

事实上，美学境界也不可能永恒不变，由奇肆到圆曲不过一路之隔，由时尚到荒寒分明近在咫尺。整个西周的金文既有规范、整饬、美观、大方的所谓圆曲的“馆阁体”，也有自由、轻松、活泼、浪漫、个性张扬的所谓奇肆的“流时风”。一般说来，当儒家思想在社会意识形态或创作主体身上占据主导地位时，审美活动在内容上便呈现出一种注重群体实践、干预或美化现实的功利主义倾向，注重规则的圆曲内敛而华丽的美；相反当道家思想居于主导地位时，文学艺术在内容上便呈现出一种尊重个体价值、美化自然的非功利主义倾向，强调的是天然而淡泊的美。

西周金文书法从纵向的角度上讲，它是沿着一条由晚商风格向西周宗周书风演变的过程，晚商时期奇肆自由书风直接影响了西周以及后来的金文书法的表现形式。西周青铜器铭文最早出现在武王时代。作为朝廷的礼乐制度的一部分，周朝在灭商之后明显继承了商的典章制度，因此在金文书法上承袭晚商的风格传统便顺理成章。所不同的是，作品用笔线条随着宗周审美意识的渗透逐步变得圆曲起来，这无疑与周人的人文性格有着直接的关系。“纣既囚文王，文王之长子曰伯邑考，质于殷，为纣御。纣烹以为羹，赐文王，曰：‘圣人当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纣曰：‘谁谓西伯圣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皇甫谧《帝王世纪》)这可谓周人圆曲深沉性格的重要表现。一个区区小国，居然可以完成剪灭像殷商这样庞大国度的任务，没有这种深沉与圆曲的处世本领是无法完成如此伟业的。在西周的金文书法风格上，这种从本质上圆曲深沉、崇尚规范和秩序的性格也开始大放异彩并一直影响到今天。

崇尚规范，从铭文中得到完美的体现。周宣王时太史籀曾作过一部后来叫《史籀篇》的十五篇大篆字书，作为教授学童识字所用，学童的来源则是各诸侯国。据《周礼》载成王八岁入小学，先修“六书”与书写技能综合训练。从娃娃做起，足见先贤的智慧与远见卓识。也是在这一时期的最后几十年里，也出现了像《散盘铭》《圅皇父簋铭》等所谓的任情奇肆的作品。单从艺术角度看，草意倾向实际上是民族心理、思维方式的嬗变，而作为地方诸侯铸铭这些作品的开始出现，反映出西周最后的几十年时间里，礼乐制度尽管未至于崩坏，但事实上已开始出现松动了，而艺术在反映社会人文上便不经意呈现出来。此前青铜器铭文只是出现在周王的册命和赏赐中，幽王后期的几十年对朝政的荒废，“烽火戏诸侯”的一系列闹剧的上演，难免造成了社会人心涣散，在金文书法风格上直接反映出人们挑战原有的崇尚规范和秩序的心态。由此说来，书法的变化必定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变化息息相关。只有很好地研究那个时期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和理解每一种金文书写者的原创力及精神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