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传承与家庭结构变化

    自1979年开始，我国实行鼓励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子女的人口政策。经过近30年的努力，我国人口增长得到了有效控制，全国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已下降到1.5左右。与此同时，由此形成的人口风险，在全球化时代和中国转型社会的特征相结合，正在转化成更为复杂的现代社会风险。

    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在宏观空间尺度上的进一步集中和在微观家庭层面上的日益离散，加大了社会的脆弱性，直接挑战着政府和社会应对各种社会风险的能力。当前，在城市中，独生子女已经成为这一代人最基本的人口学特征。由独生子女加父母组成的独生子女家庭，也成为城市中最基本的家庭模式。然而，独生子女家庭，并不是理想的家庭结构模式，而是一种高风险的家庭结构。它对于婚姻家庭的稳定和文化传统的传承，有着显著的影响。

    独生子女最早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其主体则是“80后”和“90后”。这一代人的行为特征，产生于独生子女这个特殊的人口和家庭现象，也直接受到种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如改革开放、全球化浪潮、互联网技术的长足发展等。独生子女享受到的优越生活和发展环境，来自于改革开放的成功，也得益于上一代人生育和家庭观念的改变，表现为“人口红利”的获得。而从人口学研究来看，这一代独生子女在中青年时期，将面临巨大的挑战。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和老年人口的增加，会给未来成为家庭中坚的这一代人，带来难以承受的赡养和照料老人的负担。20多年前我们讨论的“四二一”家庭模式，正在逐渐发展成为“八四二二”家庭模式。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赡养老人的经济压力会逐渐减小，但在亲情和服务上的需求会不断扩大。

    当我们重新审视传统孝道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这一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变化的背景，从而为孝道注入新的符合时代特征的内涵，为独生子女创造宽松和良好的发展环境，帮助他们树立必要的社会和家庭责任感，成为推动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栋梁之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