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洋
梁启超（1873——1929）是我国清代末季的改革家，“康梁变法”的领军人物。辛亥革命后，他从政十几年，也一贯致力向国人介绍西方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情况，继续实现他的维新梦。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任教于清华学校（1928年由南京政府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为四大教授之一。
1926年初，53岁的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决定求诸西医，毅然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一入院，便被定性到外科，并与3月16日做了肾脏切除手术。操刀者是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副手是声名赫赫的纯种美国外科医生。出人意料的悲剧发生了：他被错误地切掉了那个健康的好肾——右肾，而生命之泉就只能靠另一只残存的坏肾——左肾来维持共给。术后，梁启超的好友——著名医学家伍连德亲自验看了割下的右肾，没有丝毫病态，“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乃是一种轻微的肾炎，西医也并不是不能治，但很难求速效”。协和从外科方面研判，从根本上误入了歧途，“以人命为儿戏”。在事实面前，协和医院自己也承认了错误，但却无法补救。
一位在变革中度过了生死劫难的大名人，遭受到这种并非不能避免的致命伤害，了解情况的人们，都非常同情梁启超，并愤慨于医院的草菅人命。他的学生们如陈源、徐志摩等以“白丢腰子”等语言在报上对协和医院进行口诛笔伐，兴师问罪，坚决主张诉诸法律为老师讨个公道。
这该是个一打准赢的官司，但是，梁启超本人，却持“三不”的态度：第一、不准诉诸法律；第二、不求任何赔偿；第三、不要任何道歉。因为他仍然坚信，“西医”是中国学习西方进步科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认为正当西方医学走进中国社会步履艰难的时刻，维护西医的形象，就是维护新科学，就是维护人类文明的进步事业，他很怕人们由“丢腰子”事件导引出怀疑乃至否定西医的恶果。肾丢了，科学救国的梦依然牢牢扎根心田，为此，他忍着日益加重的病痛，亲自撰文为协和医院开脱。他用英文写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送给协和医院存档，又用中文把它发表在1926年6月2日的北京《晨报副刊》上，在文章的最后，梁启超诚笃地呼吁：“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文章的微意。”
病情日趋沉重，为了不给学校增加负担，1928年5月，55岁的梁启超，评阅完手头最后一批学生论文，向学校递交了辞呈，回天津家中养病。实际上，他在家中一直扶病读书写作。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永别了他深爱着的国家和同胞，享年56岁！噩耗传出，“学界政坛天下同悲，清华同仁扶棺恸哭”。人们在巨大的悲痛中，发出了“痛斯人之难再，嗟举世之皆喑”的哀叹。
变法被清廷镇压下去了，战友们付出了鲜血和头颅，侥幸活下来的梁启超，怀揣着振兴中华的美梦在维新改革的道路上继续奋力跋涉；健康的好肾冤枉地牺牲了，他还用残存的病肾点燃着生命的风中之烛为西医科学在中国举步照明引路，直至油尽灯灭而不悔：这就是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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