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点校本《资治通鉴》自1956年出版以来，嘉惠学林达半个多世纪，但由于种种原因，仍非尽善尽美，学者们不断从正文、胡注、标点等方面对其指瑕批谬，以期臻于完美。
笔者在阅读《唐纪》部分时，发现仍有一些错误前贤时哲未予指出，故不揣冒昧，从正文与胡注两方面进行辨误。共集十则，以时间先后为序。
1.《资治通鉴》卷200高宗显庆元年（第6296页）云：三月，以度支侍郎杜正伦为黄门侍郎、同三品。胡注：显庆元年，改户部为度支。
按：两《唐书·高宗本纪》此年此月条，均记户部侍郎杜正伦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册府元龟》卷72《帝王部·命相第二》亦云：“显庆元年三月，以户部侍郎杜正伦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又《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下》此年七月条：“改户部尚书为度支尚书，侍郎亦然。”虽《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旧唐书》卷43《职官志二》只言明庆（即显庆）元年改“户部”为“度支”，未明月份，但《唐会要》卷57《尚书省诸司上》云：“显庆元年七月二十一日，改户部尚书为度支尚书，侍郎亦准此。”可知，杜正伦为黄门侍郎时户部还未改为度支，所以《通鉴》“度支侍郎”应是“户部侍郎”之误。
2.《资治通鉴》卷214玄宗开元二十二年（第6805页）云：（二月）方士张果自言有神仙术，诳人云尧时为侍中，于今数千岁；多往来恒山中，则天以来，屡征不至。恒州刺史韦济荐之，上遣中书舍人徐峤赍玺书迎之。胡注：恒山时属定州恒阳县界。
按：此条源出《明皇杂录》卷下：“张果者，隐于恒州条山。常往来汾晋间，时人传有长年秘术，……唐太宗、高宗屡征之不起，则天召之出山，佯死于妒女庙前。……后有人于恒州山中复见之。……遂下诏曰：‘恒州
3.《资治通鉴》卷220，肃宗至德二载（第7032页）云：怀仁可汗遣其子叶护及将军帝德等将精兵四千余人来至凤翔。
按：《资治通鉴》卷215玄宗天宝四载（745年）正月条云：“怀仁卒，子磨延啜立，号葛勒可汗。”《新唐书》卷217上《回鹘传》：“明年，裴罗又攻杀突厥白眉可汗，……尽得古匈奴地。裴罗死，子磨延啜立，号葛勒可汗，……肃宗即位……”“裴罗”即怀仁可汗，“明年”据《通鉴》记在玄宗天宝四载（745年）正月。直到肃宗乾元二年葛勒可汗才卒，其子登里可汗立，即《通鉴》卷221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四月条所云：“回纥毗伽阙可汗卒，长子叶护先遇杀，国人立其少子，是为登里可汗”，《旧唐书》卷195《回纥传》亦云：“（乾元二年）夏四月，回纥毗伽阙可汗死。长子叶护先被杀，乃立其少子登里可汗，其妻为可敦。”“毗伽阙可汗”即“葛勒可汗”。故《通鉴》前后矛盾，此处“怀仁可汗”当更正为“葛勒可汗”。（本条受到柏杨之书的提示，略加论证。特此说明。）
4.《资治通鉴》卷223代宗广德元年（第7152页）云：（郭子仪）谓王延昌曰：“六军将士逃溃者多在商州，今速往收之，并发武关防兵，数日间，北出蓝田以向长安，吐蕃必遁。”过蓝田，遇元帅都虞候臧希让、凤翔节度使高昇，得兵近千人。胡注：武关，在商州西北，雍州蓝田县南。
按：胡注位置应是蓝田关所在。《元和郡县图志》缺卷逸文卷1关内道商州商洛县条：“武关，在县东九十里，即少习也。”《元和郡县图志》卷1关内道京兆府蓝田县条：“蓝田关，在县南九十里，即峣关也。”《史记》卷54《曹相国世家》“从西攻武关、峣关”条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亦云：“故武关在商州商洛县东九十里。蓝田关在雍州蓝田县东南九十里，即秦峣关也。”则京兆府在商州之北，蓝田县在商洛县西北方向。据此，武关是在商州商洛县东南。
5.《资治通鉴》卷226，德宗建中元年（第7281页）云：六月，甲午朔，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祐甫薨。
按：《旧唐书》卷12《德宗本纪上》记载此事：“六月甲午朔，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崔祐甫卒。”所不同者在于崔祐甫卒时官衔是门下侍郎还是中书侍郎。据《德宗本纪》前载，大历十四年（779年）闰五月，“壬申，贬中书舍人崔祐甫为河南少尹”，又“召崔祐甫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年“八月甲辰，以门下侍郎、平章事崔祐甫为中书侍郎、平章事”。两《唐书·崔祐甫传》记崔祐甫的最后官衔均为“中书侍郎”，《新唐书》卷142《崔祐甫传》云：“是岁被疾，诏肩舆至中书，卧而承旨，若还第，即遣使咨决。薨，年六十，赠太傅，谥曰文贞。”《资治通鉴》卷226代宗大历十四年最后一条亦云：“崔祐甫有疾，上令肩舆入中书，或休假在第，大事令中使咨决。”后未再有转官之记载，故可以推知，《通鉴》此处“门下侍郎”应为“中书侍郎”之误。
6.《资治通鉴》卷227，德宗建中三年（第7330页）云：（朱）滔行至宗城、掌书记郑云逵、参谋田景仙弃滔来降。胡注：宗城县，属魏州，汉广宗县地。
按：《旧唐书》卷39《地理志二》河北道贝州宗城条：“隋旧。武德四年，置宗州，领宗城、府城、南宫、斌强四县。九年，废宗州及府城、斌强二县。以经城、宗城属贝州，南宫属冀州。”《元和郡县图志》卷16河北道贝州宗城县条：“本后汉章帝分立广宗县，属巨鹿郡，后魏改属广宗郡。隋开皇三年改属贝州，仁寿元年改宗城县。皇朝因之。”《新唐书》卷29《地理志三》河北道魏州条：“贝州，望。本隶贝州，武德四年，以宗城、经城及冀州之南宫、斌强置宗州，析经城置府城县。九年州废，省府城入经城，省斌强入清河，余县皆还故属。天祐三年曰广宗，是岁来属。”天祐三年是唐昭宣帝在位时期，据此可知，宗城县至少在《元和郡县图志》成书的宪宗朝仍属贝州，胡三省是以后注前，“属魏州”应改为“属贝州”。
7.《资治通鉴》卷242，穆宗长庆二年（第7810页）云：（二月）丙戌，以知制诰东阳冯宿为山南东道节度副使，权知留后。胡注：垂拱二年，分乌伤县置东阳县，取旧郡名以名县也，属婺州。《九域志》：在州东一百五十五里。
按：此处胡注沿袭《旧唐书·地理志三》之误。《旧唐书》卷40《地理志三》江南东道婺州东阳县条：“垂拱二年，分乌伤县，取旧郡名。”义乌县条：“晋分乌伤县置。武德四年，置纲州，仍分置华川县。七年，废纲州及华川县，改乌伤为义乌，以县属婺州。”武德七年已改乌伤为义乌，“东阳县”条中乌伤县应为义乌县，此误《旧唐书》点校者已指出。《新唐书》卷31《地理志五》江南道婺州条亦云：“东阳，望，垂拱二年析义乌置”，“义乌，紧。本乌伤，武德四年以县置绸州，因绸岩为名，并析置华川县。七年州废，省华川入乌伤，更名，来属。”《元和郡县图志》卷26江南道婺州东阳县条：“本汉乌伤县地，垂拱二年分义乌县置，取旧东阳郡名也”，义乌县条：“武德四年，于县置绸州，县属焉，又改乌伤为义乌”可证。此处胡注“乌伤县”应为“义乌县”之误。
8.《资治通鉴》卷251，懿宗咸通九年（第8133页）云：先是，遣李湘将兵数千救泗州，与郭厚本、袁公弁合兵屯都梁城。胡注：都梁城，在泗州盱眙县北都梁山。
按：《太平寰宇记》卷16《河南道十六》盱眙郡条：“都梁山在（盱眙）县南一十六里”，又“斗山，在县西南，与都梁山相连”。据此，都梁山应在盱眙县南。《太平御览》卷43《地部八》都梁山条：“盱眙图经曰：都梁山，周回三十里，在县南”，斗山条：“盱眙图经曰：斗山，周回二十里，在县西南，与都梁山相连”，亦可证。又《通典》卷153《兵典六》：“隋末，山贼孟让众号十万，屯盱眙。炀帝遣王世充保都梁山以拒之，久不与战，乃宣言士卒亡叛，使贼中闻之。”《太平御览》卷294《兵部二十五》亦载此事。时隋炀帝在扬州，而扬州位于盱眙县东南，若都梁山在盱眙县北，则炀帝遣王世充保都梁山便无任何意义。因此，都梁山必在盱眙县南无疑，胡注此处应改为“盱眙县南都梁山”。
9.《资治通鉴》卷252，僖宗乾符元年（第8171页）云：十一月，庚寅，日南至，群臣上尊号曰“圣神聪睿仁哲孝皇帝”。
按：《新唐书》卷9《僖宗本纪》记载此事为：“十一月庚寅，改元。群臣上尊号曰‘圣神聪睿仁哲明孝皇帝’”，比《通鉴》多一“明”字。《唐会要》卷2《帝号下》、《册府元龟》卷17《帝王部·尊号第二》亦均记为“圣神聪睿仁哲明孝皇帝”，但时间系于乾符二年正月。《资治通鉴》卷252乾符二年无上尊号事，《唐会要》、《册府元龟》与《通鉴》所记当为一事，只是时间不一，《通鉴》此处时间与《新唐书·僖宗本纪》同。综上可知，《通鉴》此处当以《新唐书·僖宗本纪》为是，加一“明”字。
10.《资治通鉴》卷256，僖宗光启元年（第8326页）云：（王）潮引兵将还光州，约其属，所过秋毫无犯。行及沙县，泉州人张延鲁等以刺史廖彦若贪暴，帅耆老奉牛酒遮道，请潮留为州将，潮乃引兵围泉州。胡注：永徽六年，分建安置沙县，属汀州。《九域志》：在南剑州西一百二十四里，宋白曰：沙县，古南平余迹也。晋为延平县，太元四年，改为沙戍；唐武德初，立为沙县。
按：《元和郡县图志》卷29江南道汀州沙县条：“本宋置，属建安郡。隋开皇十六年废，武徳四年又置，属建州，开元二十三年割属汀州，因沙丘以为名。”《旧唐书》卷40《地理志三》江南东道建州沙县条：“隋废县。永徽六年，分建安置。”《新唐书》卷31《地理志五》江南道汀州沙县条亦云：“本隶建州，武德四年置，后省入建安，永徽六年复置，大历十二年来属。”可知，永徽六年时，沙县仍属建州，后来才割属汀州，胡三省是以后注前，应改为“属建州”。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