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系《贫农变身成杀手》下篇，有兴趣的读者可移步阅读前文：
乱打乱斗，“不仅使地富感到没有前途，且一定会造成农村不应有的波动和损失”，“如不及时领导贫雇农转弯，就会把正确的运动发展成为过左的现象，而且影响中农动摇害怕。群众起来后，必须注意防‘左’”。同时，“群众起来了，运动到一定程度（封建势力打得彻底或接近于彻底），即需防止肉体消灭地主的倾向（《一封信》）。
于是，大概从1947年8月开始，松江省委通过领导讲话或发布指示向基层传递纠偏信号。
如8月5日，省委民运部部长金铁群指出，“逢斗必打，每斗必抄光，‘只能有经济斗争，不能有政治斗争’，不见得都是多数群众的意见”（《关于砍大树挖底产运动的初步总结》）。
8月19日《中共松江省委关于抓紧时间消灭‘夹生饭’的指示》要求，“克服每斗必打的现象，除了大的恶霸汉奸或在挖财宝时硬不交出之大地主外，一般的应当停止打人，对于少数积极分子包办代替的打人尤应禁止。”
10月28日，省委书记张秀山指出，打杀“这种办法是不好的，不是强调斗理斗智。固然，在这样的大风暴中，群众要求对匪首恶霸出气，可以让群众公审，但除罪大恶极该杀者外，一般的可以编生产队、罚苦工等等”（《三个月砍挖运动的估计及今后平分土地的意见》）。
同年12月，《中共松江省委关于平分土地中几个问题的意见》明确，“对干部的打杀问题，应一律禁止打杀干部。一定要杀者，村屯干部应经县委批准，区以上的应经省委批准”。“各地应该着手组织人民法庭，由人民法庭来达到停止打杀的目的” （《一封信》）。“任何机关、任何个人均不能擅自打杀人，对干部、对贫雇农要进行教育，防止与克服某些群众在思想上可能发生的肉体消灭地主的想法，因此必须注意防‘左’的偏向”（《中共松江省委关于目前群众运动的指示》）。
松江省委的纠偏也应该与东北局的要求有关。
1947年9月25日，东北局作出《关于土地改革运动中打人的问题》的指示，提出“在土改运动和群众报仇申冤运动中，应尽量做到不打人，不要每斗必打，不要打错人”；“凡罪大恶极之汉奸恶霸警察特务地主，为当地群众所切齿痛恨者，在斗争中群众报仇申冤出于自发打人的群众行动，我们不应当禁止，不应当加以阻碍，但在未判处死刑以前不要打死”；“在追浮物运动中，应尽量做到不打人……即使就是要对那些明知埋藏有大量财宝而顽抗不交的地主加以威胁才能使他的浮物拿出来时，也不能打得过重”；“对坏干部，群众斗争他时，应当禁止”。
打杀已经造成严重后果，如何处理呢？
松江省委要求，“对于地主阶级，除一般地给予必要的生活资料（不要使他们因冻饿而死，形成肉体消灭地主），及必要的生产资料，还需要分别大中小，给予不同的待遇”“某些地区组织的‘地富还劳队’应该一律取消，允许地主富农有劳动生产的自由”（《一封信》）。“对那些被打很重而未死的地主富农应及时地给点粮食和破衣服，不要使他们冻饿致死”（《中共松江省委关于目前群众运动的指示》）。“应先把斗错的中农划回来，并给予补偿”“对个别被斗致死的家属，则需予以抚恤”（《中共松江省委关于纠偏工作的指示》）。
当然，叫停打杀并不意味着斗争结束，该追的浮物仍然要追，只不过办法换成“号召他们献出尚未彻底交的东西（不要用打逼的办法）”“依靠多样办法来追浮物，不要依靠打杀。我们的干部不仅自己决不领导打人，而且必须做出榜样，说服农民不打人。关于杀人问题，必须坚决执行东北局指示、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布告及中央的规定，死刑之执行，属于封建恶霸等斗争对象者，必须经过县的保卫委员会批准；属于政治案件者（如国特、地下军等），必须经省批准，才能执行。”（《一封信》）“今后的处理办法，主要用政权力量与群众说理的斗争结合，教会干部和人民群众善于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培养法治观念，进行合法的斗争。”（《中共松江省委关于对地主富农处理问题的指示》）
然而，合法的斗争是否来得太晚了呢？
（责任编辑：余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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