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SHMEN/Botswana, 2008）
这世界上谁在干NGO呢？有个干NGO的朋友自嘲说，是所谓“三失”——失业、失恋、失常——人士，这不免言过其实。我认识的NGO人士虽然不多，表面看都很正常，有一些智商和情商都很高。如果说与其他行业有什么不同，只能说这个群体中当然的左派比例较高。所谓当然的左派，是指对政治的认知尚属于中左，对经济认知则属于极左——这两者如何调和，我一直没想明白。看过以上文字的读者，请不要拿中国的新左派来插科打诨，下面要说的都是严肃的事。
纪实摄影师中，左派是很多的，所以关于贫困、革命和抽象人性的摄影报道特别多。这三个词包含了三种不同的情境，但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社会目标，那就是平等。贫困是革命的动因，而革命是平等的实现，这些都不难理解，何为抽象人性，摄影如何表现抽象人性，以及抽象人性与平等的关系，则需要以塞巴斯蒂安·萨尔加多为例，略加申说。
萨尔加多是巴西人，生于1944年，属于战后一代，他是学经济学的，在巴西念完了硕士，后来移居欧洲，在巴黎大学完成了经济学博士课程，接下来干过一阵子NGO，为世界咖啡组织做调查，写报告，不可避免地填了很多表格。以他的性格，很快就觉得这样的人生前景颇为可疑。他决定改行去拍照片，成了大器晚成的摄影大师，是摄影这个行当的幸运，因为不是谁都能拍出好照片，但对NGO这个行业来说则无所谓损失，毕竟表格人人都会填。萨尔加多接触摄影很晚，但上手很快，很快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天赋。在这个行当里，所谓天赋就是对构图的直觉，但照片背后的观念，却是逐渐积累长期形成的产物，当代经济学训练和NGO里的工作经历变得很关键。
萨尔加多有几本名著，一本是关于离乡背井的（Migrations, 2000），一本是关于产业工人的(Workers: An Archaeology of Industrial Age, 2005)，一本是关于非洲饥荒(Sahel: The End of theRoad, 2004)，最新出版的一本是关于环境变迁（Genesis, 2013）的。这些画册大概都能传世。它们共同的特征是主题严肃，加上萨尔加多鲜明的视觉风格，但我看到的，却始终是中国哲人梁漱溟晚年的疑问：这个世界会好吗？
（Women going to the market of Chimbote. Region of Chimborazo，Ecuador，1998）
这样说也许低估了萨尔加多作为左派的批判性和充沛的道德激情。梁漱溟是个入世的儒家，又曾在北京大学教授佛学。儒家的理想人格是自强不息的君子，佛教的榜样是证入涅槃的佛陀，照我粗浅的理解，梁漱溟对世事有一种调和儒释的看法，即是说，现实中的道德完善与终极的虚无没有互相抵消，反而彼此强化。萨尔加多不见得会认同佛教的世界观。为了拍这些照片，萨尔加多把全球跑了一个遍，有时候不远万里到某些偏僻的地方去，结果只在书中采用了一张照片。如果计算这些拍摄项目的碳足迹的话，数字肯定很惊人。换句话说，冒着左派内部的批评和右派的嘲笑，萨尔加多拍了这么多照片，难道只是为了一个答案呼之欲出的悲观设问吗？我觉得他的初衷是要批判这个世界，尽管是以一种昂贵的方式——这其实是很多国际性NGO组织的通病。
（Gold mine at Serra Pelada, Para, Brazil，1986）
（Refugees in the Korem camp,Ethiopia,1984）
萨尔加多倾向于从结构的角度看待社会。这是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典型特征。他拍摄的移民、工人、饥民和那些被现代文化挤压的前现代部落人物，没有个性，没有名字，没有具体而微的感受。他们的遭遇是特定人群的集体遭遇。结构和群体并非没有价值，只不过，个体的感受和遭遇不是重点所在。换作是经济学家萨尔加多，这样的立场倒也无可厚非，但对摄影师萨尔加多来说，结构主义的眼光与他的平等立场和浪漫风格，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矛盾。
在纪实摄影这个行当里，浪漫的风格往往暗含着道德陷阱，用批评家的话说就是“消费苦难”。读萨尔加多的书，我感到很矛盾。他用广角镜头捕捉人类的悲惨境遇，我却总是首先被视觉之美所吸引，忍不住去推敲富有诗意的影调和构图的隐喻意味，然后才能关注他的主题。萨尔加多辽阔的风格，密集的群像，雕塑般的人物体态，把社会问题抽象成了美学或哲学体验。
我是真喜欢他这种没心没肺追求个人风格的作风，可惜他自己绝不能同意。他是当代左派和摄影界的良心，而且是一颗很大的良心。萨尔加多理应生活在争议中和风口浪尖上。
（责任编辑：王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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