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19世纪中叶岭南的市井人物，倘对现实有那么一点点不满，对秘密社会、团体有那么一点点好奇，几乎不太可能和天地会、或天地会变种的五花八门堂口绝缘。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是信奉拜上帝教的，认为天下只有一个“帝”——天父上主皇上帝爷火华，自古至今只有一系君主——“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洪秀全，以及被他过继给天兄耶稣、从而兼祧“哥朕”（耶稣和洪秀全）的“代代幼主”；而天地会则崇拜五花八门的神祗，可以说有很多信仰、也可以说没有信仰，认为唯一合法的帝王世系，是明代朱姓帝王的嫡系朱某太子（究竟是几太子，不同派系的天地会可能还要争一争），如果说在“天上”即信仰层面，上帝教和天地会尚可勉强相容，那么在“地上”即谁是皇帝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两派可谓水火不相容，照理不应有甚瓜葛才是。
但事实上却正相反：“长毛”自始至终，就跟本应被他们视作“邪教”、“反贼”的天地会眉来眼去，纠缠不休。
目前所能查到、太平天国正面批判天地会的资料，只有洪仁玕假托洪秀全，在《太平天国起义记》里指责天地会不能应时而变，不懂得如今应“努力开创新朝”而仍想着反清复明。并抨击了天地会内所流行的某些秘密社团陋习。但这份资料并非直接源自太平天国内部，而是由当时远离太平军、客居香港的洪仁玕转述，这位转述者素有“为尊者讳”、为“革命宣传需要”而任意剪裁修饰历史，尤其编造洪秀全父子“神话”以抬高二人的“光荣传统”，这番话是否真是洪秀全所言，恐怕只能打个折扣。
而太平天国自身的官样文书中，几乎没有直接指斥天地会及其宗旨的文字。《金陵杂记》中收录了一封东王杨秀清1853年定都南京后写给上海小刀会（天地会分支）首领的诰谕，尽管这份诰谕用上级命令下级的口气，让后者“识时务者为英雄，知进退者为俊杰”，承认洪秀全是君主，并含蓄责备后者“率众来归”太晚，但并未指责其天地会背景有什么不妥，反倒用“高官显爵”加以鼓励。这封诰谕是杨秀清听了镇江守将、冬官正丞相罗大纲汇报后发出，罗大纲本身是天地会出身，和小刀会中“广帮”首领素有渊源，杨秀清作此表态时，自不会搞不清小刀会来历；1854年，杨秀清部下在杨授意下编写了一本“政治学习材料”——《天情道理书》，其中谈到1850年底金田起义之初，天地会“艇匪”大头羊张钊等先降后叛的事件，并引为反面典型，但文中只谈及张钊等人不遵守上帝会“十天条”等纪律的劣迹，并未直接将其天地会身份视作“原罪”。
相反，太平天国官书中，甚至直接肯定过天地会的宗旨。
1852年在广西永安州，以杨秀清、萧朝贵两位军师连衔发布的《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中说，“况查尔们壮丁，多是三合会党，盍思歃血洪门，实为同心同力以灭清，未闻结义拜盟，而反北面于仇敌也”。“三合会”、“洪门”都是天地会的别称，“壮丁”则是清廷临时招募的非正规军，杨、萧所针对的，是原有天地会众身份，却应招加入清方的“壮丁”，所谴责的，是这些“壮丁”对“歃血洪门”、“结义拜盟”的背叛，顾名思义，“歃血洪门”和“结义拜盟”本身，则自然是值得肯定、称赞的好事。
太平天国对天地会众采取这种事实上接纳、包容的态度，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姿态。
首先，天地会从清初开始活动，在两广根深蒂固，上帝会信徒中有不少同时也是天地会信徒，如洪秀全第一次去广西传教时就跟随前往的堂兄、后来封为恤王的洪仁政，被俘后的供词里就说，自己因为“拜兄弟”（参加天地会活动）被团练烧掉了住房；洪秀全的许多亲属，如姐夫钟芳理和几位女婿，也都和天地会有瓜葛。
其次，天地会和清方冲突历史悠久，拥有一大批善战精悍的核心会众，这是从宗教团伙刚刚演变，主体是普通农民且拖家带口的上帝会众所望尘莫及的。早期被俘的太平军士兵覃汉阳就供称，在永安州期间，太平军打仗“全靠”罗大纲、陈得清、吴七三部，罗大纲本人是天地会老将，陈得清是天地会大头目陈亚贵的弟弟，吴七在永安州战死，身份不详，但诨名“四王爷”和籍贯广东惠州等线索，表明他多半也是天地会头目（上帝会众不会自称“爷”）。和清廷相比，太平军一直处于弱势，自然不会将天地会众这支语言相通、知根知底又骁勇善战的盟军拒之门外。
第三，天地会在太平天国兴起时恰遇到诸多麻烦，又对太平天国始终存在一些“美好的误会”。
金田起义时，广西虽然号称“糜烂”，但主要的“匪患”并非一开始仍罩着合法面纱的上帝会，而是早就被清廷打入另册的天地会，不论是中途病死的林则徐，还是李星沅、周天爵、向荣，最初领受的使命，都是剿灭“会匪”，将各路天地会当作主要敌人。当时席卷半个广西的“来土之争”，清廷助土抑来，而天地会多数堂口又因宗族关系站在来人（客家人居多）一边，导致其在广西难以容身。上帝会虽因初起缺乏战士，但组织严密，后勤体系相对完备，对走投无路、又不愿降清的天地会众，无疑是个好去处；1852年太平军进军湖南，正逢当地天地会纷纷起事又被各个击破，声势已十分浩大的太平军，自然是这些天地会堂口的希望所在；1855-1856年天地会围攻广州失败，许多会众流落到江西一带，此时太平军却如日中天，“花旗”这支成建制的太平军中前天地会系统部队，正是在此时编成。等到了后期，太平军固然势弱，天地会的日子也同样不好受，两家继续“抱团取暖”直至双双转回昔日的秘密社团状态，就更顺理成章了。
对天地会方面而言，上帝会“拜上帝”本身不是什么问题，事实上天地会对宗教持开放态度，许多两广天地会众为了和洋人打交道方便，也信奉了“洋教”，如前面提到的罗大纲，理论上早就是基督徒（甚至可能比洪秀全本人都早），让他们拜上帝并不困难；由于天地会自称“洪门”，会中大首领为了保密，常说“原姓某，改姓洪”，洪姓经常被作为大首领的号召使用，而洪秀全恰好也姓洪，太平天国初起时又刻意对洪秀全姓洪的来历含糊其辞，导致两广和江南许多天地会流派误认上帝会是天地会的分支之一，是同属一源的“洪门兄弟”，在融合方面自然少了许多障碍；此外，由于历史传统，天地会起兵时，各堂首领除非以“朱某太子嫡传”自居，通常只称元帅、将军，不称帝王，这也让他们在和上帝会合流时，省却了许多麻烦。
不过上帝会和天地会终究是“两码事”，在洪秀全心目中，“黄旗”（上帝会众）和“花旗”还是内外有别的，“黄旗”是“自己人”，“花旗”则只是盟友，是“游兵”，可以任用、笼络，但不能完全信任。
事实上，“花旗”本身，也是要分作三六九等的。
1855-1856年间在湖南、江西等地成建制投入太平军（包括此后类似情况下投入）的天地会众，如李鸿钊部、周春部、陈荣部、林彩新部等，他们是真正的“花旗”，被授予和太平军其他部队完全不同的花色旗号，一度连官职体系和部队编制也另搞一套（一队的主将称“队将”，以殿左、殿右加数字编列，队将以下设先锋，以中左右前后加“某忠”称号编列），是一望而知的“非嫡系”，从俘虏供词看，直到1860、1861年还经常因为那面花旗而遭“黄旗”排挤，等天京陷落、“黄旗”灰头土脸，实力相对完整、又有传统的秘密社会归宿可去的花旗则扬眉吐气，趁机报复。
在“花旗”成建制加入，并正式被授予旗号、编制前，也有许多天地会人马归附太平天国，比较出名的除了罗大纲外，还有后来做到右军主将、襄王的刘官芳，被杨秀清认为义兄弟、后来做到中军主将、悫忠军师辅王的杨辅清，后来做到殿前春分副侍卫的李能通，后来做到总制的黄生才等许多人，这些人并没有被单独编为“花旗”，而是和普通太平军一样被列为“黄旗”，本人官爵、所部编制，都和正规太平军如出一辙。
但这些天地会系统的“黄旗”，在太平天国上层眼里，其实是“亦黄亦花”的另类：在其它“真花旗”面前，他们是“黄旗”，像前面提到的李能通在守江西袁州时，就和“真花旗”黄毓生部不和，其上级因李部系“黄旗”而加以偏袒，后来李能通叛投清军，黄毓生却血战至死，“真花旗”为此将“黄旗”奚落了很久，这个例子表明“天地会黄旗”在和“真花旗”相比较时，是被视作“黄旗”一类的。
但倘是和“真黄旗”相争，就是另一回事了。罗大纲在太平天国起兵之初，可谓主力中的主力，但官爵始终比嫡系差了一大截，和他功劳相若（初期远不如他）的林凤翔、李开芳，比他功劳小得多的吉文元、黄益芸，后来的官运都比他亨通，他则因“不得王侯”而始终怏怏不乐，差点成了清方反间计的牺牲品，至死也未能封侯。另一位著名天地会头目刘官芳，在天京事变前也一样混得灰头土脸，直到顶头上司、“真黄旗”韦俊叛降清方，他才总算熬出生天，继承了韦俊留下的右军主将封号。
当然，“假黄旗”也并非只吃亏、不占便宜。多部时人记载表示，罗大纲等部在军纪上享受“虽不法亦不问”的特权，以至于同样是广东人、其中许多人也是秘密天地会众的清方辅助武装“潮勇”，在湖北半壁山被打败后，都甘愿投入纪律松弛的罗大纲部。不过这一“特权”同样表明，“天地会黄旗”在“真黄旗”心中，始终不是纯粹的“自家人”。
（责任编辑：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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